浅析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发表时间：2011-12-08T15:43:17.360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9月上期供稿作者：范利萍[导读] 这种自愿地协助犯罪人赔偿与那种非自愿地被无辜株连是有本质区别的。
范利萍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干警河南安阳 455000）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09-0000-01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由于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尚未建立，所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尤为迫切和必要。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国家负有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和预防打击犯罪的责任，如果被害人遭受犯罪侵犯，就意味着国家没有行使好保护职责，一旦出现加害人无力赔偿或被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获得赔偿时，国家有责任采取措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被害人因遭遇犯罪侵害，身心受创、财产损失、家庭残缺，沦为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弱势群体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理应为被害人提供福利性保障，以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不幸。这对于彰显国家关怀，保障人民权益，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为社会和谐安宁创造条件，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在当前社会，刑事犯罪是无法避免的，被害人以自己的不幸避免了其他人落难。这种社会的不幸不应由被害人独自承担，而应通过对被害人的补偿使公众共同承担。同时，通过国家补偿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就能把被害人变成社会的积极因素，发挥被害人在控制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增强社会防卫功能，进一步实现社会正义。
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议
以立法形式建立我国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已成为时代趋势。笔者认为，在研究这一问题立法时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鉴于全国人大立法尚需时日，可以以行政条例、中央政策的形式先行确立救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全面展开救助工作，为这项制度尽快上升为国家法律积累经验。
第二、界定救助对象。一是因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导致死亡或伤残，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被害人，包括致死、致残人员原抚养、赡养的人。二是发案后急需医疗救治且加害方不明或加害方不具备赔偿能力的生活困难被害人。三是因犯罪行为造成家庭财产损失殆尽，生活无着落的被害人(如因放火、爆炸致房屋、财产被毁，入室抢劫造成财产被洗劫一空等)。另外，对于因协助司法机关追诉犯罪以及为保护他人合法利益而导致人身伤害的公民，可不以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为前提，只要不能及时获得加害方赔偿的，可以适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第三、救助要遵循四大原则。一是及时性，有些刑事被害人在案发初期就需要得到救助，以解决医疗、生活困难。二是适当性，以帮助被害人脱离基本生存困境为原则。三是公开性，救助的范围、条件、对象等要公开，确保救助工作公正、有序。四是一次性，对被害人只救助一次，救助金一次性发放，之后生活仍困难的，应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第四、设立救助基金，确定救助机构。救济金可考虑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对于中西部地区可由中央财政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不同程度的支持。长远来看，救助基金应采用开放式、多元化的筹措模式，除财政支持外，还可面向社会吸纳捐助、发行救助债券、发行救助彩票等，确保救助基金的稳定和增加。基金管理机构可归口司法行政或者民政、财政部门管理。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向公、检、法提出救助申请；公、检、法负责救助申请的审查和决定，同意救助的，应明确救助的具体金额，并将决定书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管理机构按决定书确定的金额，及时发放救助金。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正确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犯罪人的经济赔偿不能代替刑事处罚。刑罚是公法上的惩罚，经济赔偿是私法上的救济，不能因为被告人承担了刑罚就不追究其应承担的对被害人经济上造成伤害的责任。也不能因为被告人承担了经济赔偿责任就不追究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第二、不是所有对被害人救助的犯罪人都适用轻缓的刑事政策。并不是所有刑事案件犯罪人对被害人作出经济赔偿后，都给予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一些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的恶性案件，即使对被害人作出了经济赔偿，也不能考虑给予从轻处罚。
第三、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数额与犯罪人的经济能力无关。犯罪人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是悔罪的表现，当然可以得到从轻的处理。但从法理上讲，有钱人或穷人犯罪，在承担刑事责任上不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不是经济赔偿后就可以买刑。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数额要切合犯罪人的实际，不能是“高不可攀”，且要与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当。通过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程序，被害人拿到经济赔偿，这是司法改革的一种技巧。因而，要轻处经济赔偿及时到位的犯罪人的同时，不能以和解不成，或者和解之后犯罪人有反悔，加重对犯罪人的处罚。
第四、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要防止“罪及他人”。按照“罪责自负”的原则，犯罪人的家人没有经济赔偿的义务，但是如果经济赔偿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而犯罪人本人又没有赔偿能力时，作为家人甚至友人，从亲情友情出发，自愿地给予协助，这应当予以许可。这种自愿地协助犯罪人赔偿与那种非自愿地被无辜株连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五、只有当犯罪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赔偿不足时，才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补偿责任。不能把缠诉、上访作为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根据，以免引起效仿攀比。对于参与有组织犯罪或者参加实施犯罪的被害人，应当拒绝补偿，因为这些被害人常常是在犯罪的过程中被害的。对于已经通过其他法律程序规定得到了损害赔偿的，不再进行救助补偿，如犯罪人及其家属的赔偿、保险公司的理赔、各类捐赠等。被害人如果已从其他途径得到了赔偿,但数额与损失额(尤其是与其支付必要的医疗费用、维持正常生活之必需)仍有明显差距的,也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救助。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浅谈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文章将这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与传统的诉讼模式进行比较，得出该种模式的优越之处，看到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保护,被害人的研究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随着诉讼学的发展,刑事被害人学迅速兴起.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增加了被害人的较多诉讼权利,但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仍不完善.本文旨从现状及问题去分析解决方案.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现状权利保障对策 一、我国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现状 我国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了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 人的法律地位及一系列诉讼权利。这是顺应国家潮流所表现出的重大 发展。具体表现在第82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新刑诉法对被 害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控告权。对被 害人的报案或控告列出专款加以规定；2、对不立案决定提出异议权； 3、侦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或者案件处理发表建议权； 4、对比起诉决定的申诉权； 5、直接起诉权； 6、参加法庭审理权； 7、申请提出诉讼权； 8、对生效裁判的申诉权。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机关申诉的权利； 9、委托诉讼代理人权。这是新诉讼法增加的以明确规定被害人该权利的法律依据；10、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回避。这一条是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其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上诉提到的规定在相当大程度上调整了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之间的平衡，但是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在司法时间当中却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有的案件中被害人是当做证人来参与诉讼的，更有甚者，有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进程毫不知情。还有例如本来是为了解决被害人“告状无门”问题而建立的“公诉转自诉”制度，由于被害人无强制取证手段、无相应侦查技术而在实践中名存实亡。另外还有被害人不服裁判的救济权、被害人补偿权利等将重点论述。 二、主要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1、被害人不服裁判的救济权问题。 被害人的救济权分为上诉权和申诉权。关于被害人是否应享有上诉权，持两派观点。我认为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大多从实体方面的实践意义角度所主张，值得支持。还有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不仅有监督的积极动因，而且作为犯罪事件的亲身经历和利益受判决影响着，最有条件干瘦判决是否公正。对审判权的监督不仅不会削弱审判权的权威性，而且会增强审判权的内在说服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制约法官的恣意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持否定态度者多从被害人上诉权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冲突角度论述。这就涉及到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和应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立主要在于保障两审终审制的实现。受审判权被动性的限制，二审程序的启动有赖于一审程序中的控辩双方，检察机关的抗辩理由限制，实际行使不多。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如果被告人有加刑顾虑，那二审程序的启动将是极为困难的。这就表明，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无损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当然应
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 构建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就一直是西方犯罪学界研 究的主题，并不断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刑事和解逐步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生物。为此，对刑事和解制度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的考察是必要的。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
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 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权利包括：（１）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２）控告权；（３）不立案异议权；（４）知悉鉴定结论及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５）审查起诉时被听取意见权；（６）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及直接起诉权；（７）参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权利；（８）申请抗诉权；（９）物质赔偿请求权；（１０）合法财产返还权。 从上述权利种类的列举来看，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范围是较为广泛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仍存在权利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实际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为此，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刻不容缓。除了落实法律现有规定外，还应当制定被害人保护的单行法律以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营造良好氛围，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被害人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小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被害人，特别是被害女性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受到歧视，保护这部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全社会都应该注重和思考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良策，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1、强化法制和道德教育。一是要通过“五、五”普法教育，提
高被害人依法维权的的法律意识；二是针对女性这一容易受到侵害的特殊群体，抓道德教育，树道德新风。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断提高广大女性的道德自律意识和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意识，自觉抵制“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树立正确的美与丑、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评价。 2、强化社会组织、部门的职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义不容辞，但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重要作用，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各部门和基层组织要象抓其它工作一样，抓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深入地接触，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如何有效地保护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不能一蹴而就的热门话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需要广大司法工作者不断探索和研究，破解这一难题，并最终形成司法保护、政府救济和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从立法上完善保护性规定 1、被害人应当享有更多的知情权 知情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前提，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使其获取诉讼信息、侦查信息、案件处理信息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各诉讼阶段负有告知被害人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 [摘要]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关系着其权利的保护状况和损害的弥补程度，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刑事诉讼架构的平衡，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也是保护公民人权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存在缺陷，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缺位；国家补偿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体系中，刑事被害人只是诉讼学的概念。在古代弹劾式诉讼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拥有独立的起诉权；之后由于纠问制诉讼制度的取代，国家追诉原则产生，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取代被害人成为当事人。被害人的这种诉讼地位，不能充分反映其惩罚犯罪、要求补偿的愿望，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也应运而生。 一、刑事被害人保护的内涵 刑事被害人又叫犯罪被害人，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作为犯罪人对立面因而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使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1]刑事被害人是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他的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与诉讼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在法律实施中的不足 刑事被害人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理应得到保护。然而，我国刑事被害人在法律中的规定以及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无法体现对其加强保护，无法使其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一）纠问制诉讼制度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缺位并受到限制[2] 在纠问制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取代刑事被害人的地位，成为诉讼的当事人。虽然我国现行刑诉法将被害人的地位提升为当事人，并将被害人陈述作为法定证据形式，但实际上却没有配套的规定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理应享有对整个案件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但事实上被害人的自诉权和直接起诉权受诉讼成本的制约却很难行使，以致无法通过诉讼谋取公正的权利。 其次，公诉转自诉的情形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诉转自诉情形，愿意是保护被害人，但是因被害人的弱势地位，其无法迅速有效搜集证据，由于证据不足，法院往往说服其撤诉或者裁定不起诉，进而无法及时保护其合法权益。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关于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有关情况的 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2012年9月25日） 各位记者： 大家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有关情况。 一、人民法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是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依据我国法律，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依法赔偿。但现实中，刑事案件尤其是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案件中，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存在，导致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依法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权益难以实现，生活陷入困境。 为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2004年以来，一些地方法院率先探索和尝试对刑事被害人开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项工作也高度重视，于2006年成立专题调研组，就建立刑事被
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制度建设涉及的重点问题展开调研，积极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改革动议。2008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吁下，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部署，并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政法委员会领导、协调下，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研究提出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救助对象范围及标准、救助资金保障与管理、救助的审批与发放等基本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并要求各地据此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为确保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积极、稳妥、有序开展，意见明确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并要求各地在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自行确定具体救助对象范围、标准的同时，重点保障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需求，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提高。 截至目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130余个地、市出台了具体实施的专门文件，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机制。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苏省无锡市还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地方性法规。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向刑事被害人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给予遭受特定犯罪行为侵害,损失达到一定程度,并且没有获得赔偿或者赔偿不够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一定经济补偿的法律制度。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也是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两大原则:救济原则和有限原则。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20XX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其中,大量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如哈尔滨市中级法院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77件,被害人获得赔偿69件,赔偿率为%;20XX年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83件,被害人获得赔偿80件,赔偿率为%。这种情况使那些因犯罪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严重身心损害的被害人及其抚养和赡养的家庭成员产生心理上的巨大失衡。被害人由此就案件事实、性质、情节的认定向案件承办人提出诸多超出法律的要求,甚至纠缠上访、围阻司法部门、党政机关,严重干扰了案件正常的审查起诉和审判,影响了社会安定。在哈尔滨市,刑事被害人及亲属缠诉、上访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因没有实际获得赔偿的占90%以上。被害人或其亲属过激的言行、失衡的心理来源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实质上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但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空白和欠缺,缓解社会矛盾,体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而且可以使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重新找回缺失的公正,有利于公平正义终极价值目标的完善,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 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依据 自新西兰率先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社会福利发达的国家相继建立此项制度。其立法的主要依据有:(一)国家责任论。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防止刑事犯罪发生的责任。如果公民的权益遭受犯罪的侵害,说明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不力,理应对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公民具有受国家补偿的正当权利。(二)社会契约论。确保公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责任,源于公民与政府间自然缔结的社
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认真学习贯彻高检院“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围绕三项重点工作，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作为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消除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切入点之一，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截止2011年9月，三山区院已对 22起刑事案件中22名被害人实施了救助，发放救助资金4万余元。 该院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主要是在刑事被害人家庭生活、医疗救治陷入严重困境时启动。重点救助的对象为两类人：一是无法及时获得加害人的赔偿、工伤赔偿、保险赔付，因医疗救治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的；二是刑事被害人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致死的，因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陷入严重困境的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养人。该救助机制因解决的是被害人的实际困难而不是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重大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不在专项资金救助之列。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当事人的经济问题，但在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赔偿的情况下，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活动，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三山区院精心布局，统筹安排，一是设立救助基金，彻底解决困扰刑事被害人救助最关键的资金问题。针对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中存在的资金保障难题，该院
检察长多次与财政部门沟通，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将救助基金列入本级财政部门专项预算，实行单独管理、核算，实施专款专用。二是确定专人负责，统一受理、审查、报批以及发放救助款项工作。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各项检察业务相融合，实行专人牵头、多方位联动的模式，公诉部门通过“诉前走访”、案卷审查等方式了解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经济状况，负责对存在困境的刑事被害人提出救助意见。控申部门利用“举报宣传周”、“信访专员”、检察长下巡访等方式深入社区、村居，宣传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开通刑事被害人救助绿色通道。家住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的村民郭某，丈夫在2009年底的一场交通肇事案中死亡，儿子也受重伤，因需治疗而欠下巨额债务。肇事者本人也属特困户，且属无证无照驾驶机动车，也无法得到保险赔偿，郭某一家人的生活面临严重困难。该院承办检察官了解到郭某的困境后，帮助其向院里提出了救助申请，缓解了生活压力。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论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 [摘要]回避制度源于西方的“自然公正原”则,它的的价值在于追求工序的公正，是为了当事人不因与案件有厉害关系的相关人员的个人情愫，而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这项制度可谓攸关审判的公正性，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有相关规定，但是其仍有不足之处，仍需进行改善。关于回避的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仍有欠缺。 [关键词]回避制度，回避主体，法律中的不足，改善立法 一、回避制度的概述 1．回避的概念 “回避”一词的英文是“abstention doctrine”，法文为“se retirer”，德文为“Abwendan”或“Zurückzienhen”。回避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因与案件或案件的当事人具有案件厉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参加对该案进行诉讼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1]。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与其所承办的案件或者案件的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因而不得参加该案件的审判、检察、侦查等活动的一项诉讼制度。[2] 回避制度来源于西方“自然公正”原则的理念，它的价值追求是程序公正，“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人也不得担任自己为当事人的案件的裁判者，否则由他主持进行的诉讼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亦可以通俗易懂的理解为“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当然此处的“法官”并不仅仅指的是法官，只要与案件利害关系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都应该属于回避的对象之列。 司法是为了达到公正的效果，而为了确保其公正就要在诉讼过程中保持中立。保持中立就需要做到利益的规避和祛除偏见。 2．我国所规定的回避范围、理由和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的制度，也称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起源于汉谟拉比法典，后为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所吸收。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可以缓和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犯罪行为得不到“复仇”和“求偿”而对加害人和社会的仇恨心理，从而避免“以暴制暴”再次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对因犯罪行为而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陷入极度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进行经济救助，同时体现了弱者救助理念和国家保护其公民的国家责任理念。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要在刑事诉讼中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应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所谓加害人赔偿前置原则，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在没有通过法律救济途径（一般是指刑事附带民事审判途径）要求加害人赔偿，并就加害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
权申请国家补偿。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责任有能力赔偿，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无权再要求国家补偿。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直接的侵权主体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为所致，按照“行为责任理论”理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国家补偿虽体现了一种国家责任，但更多的则是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国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主体。因此，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国家补偿前必须先行要求加害人实际承担加害赔偿责任。否则，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放弃对加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在对加害人的财产没有实际强制执行仍不能得到赔偿前，无权申请国家补偿。 二、国家适当补偿原则。所谓国家适当补偿原则，是指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救急不救贫”，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人（这里是指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走出生活的极度困境，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底线为标准。 三、补偿有限原则。 一是补偿数额有限。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国家承担的只是一种国家救助补偿责任，体现的是对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责任。因此，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金额应坚持有限原则，并且国家补偿金额和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实际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金额之和，一般以达到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为准。
在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一直强调的都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对于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并不重视。在法律规定上，刑事被害人享有知情权、参与权、作证的权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平等参加庭审的权利。 一、知情权 1、立案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据此，如果群众受到了人身或者财产侵害，向公检法机关报案以后，公检法机关决定不立案的，报案人或者控告人有权知道不立案的理由，且有申请复议的权利。另外，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
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2、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中也赋予了刑事案件被害人知情权，《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原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以及案件移送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对案件有知情权，如果案件被撤销了，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案件的受害人。另外，鉴定意见作为刑事案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被害人对其也有知情权，如果认为鉴定意见有悖于事实和法律，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3、审查起诉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则应当将不起诉的结果告诉受害人，被害人有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起申诉的权利，也可以不经过检察院，直接向人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现状及立法改进 [摘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法律权威与司法公信力的迫切要求。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试点工作，一些省份的地、市已制定专门的救助实施办法，救助工作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果。然而，现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正面临着统一立法缺位、救助力量与形式单一、救助范围偏窄、救助机构与操作规范各行其是、资金保障缺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完善立法着手，明确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律地位、原则要求和操作规范，通过科学设计救助条件，丰富并完善救助方式，构建国家财政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资金保障机制，为刑事被害人救助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现状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立，反映了国家在预防和惩治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上的责任与义务，在刑事案件不能告破，或者赔偿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国家应当依据法律对因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给予经济补偿。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助于全面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被害人对犯罪人的仇恨及对社会的不满心理，抚慰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的精神损伤，尽可能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可以说，这一制度的构建是现代法治文明和司法公平正义实现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强社会转型期公民人权的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发展演进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遵循中央指导、地方试点的方针，在地方探索、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制度建设经验，并适时转化为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2004年，山东淄博市率先出台并实施了《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同年，山东青岛市施行《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到2006年，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正式在全国开展。 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本土探索阶段，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分别在刑事起诉、刑事审判以及案件执行的过程中，积极尝试建立特困当事人案件的救助办法，采取经济救济、解决生活困难，帮助获取社会化救济、提供执行救助等方式，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实施救助。2007年1月，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重大论题。200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要点》中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点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机制”。 经过多个地方的试点与摸索，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标志着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即将在全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与案件有某种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等不得参与该案诉讼活动。回避制度的直接目的就是让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不得参与案件，让司法机关保持中立的态度，间接目的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回避制度之所以成为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其包含了自身价值。 一、回避制度的价值 （一）回避制度得以让司法机关保持中立 一个科学的现代诉讼结构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检察人员和被告人平等对抗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官必须是一个中立者，所谓中立，它是指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对待同一案件的任何当事人都应当不偏不倚。法官作为一个经济人，它的意思是“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之间作出选择时――各种选择的结果对个人的 ‘最后满足’或‘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与此相反。”因此，假如没有回避制度，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就有极大可能偏向于自己的近亲属或者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人。但回避制度的存在避免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它让司法机关保持中立，在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时必须回避。 （二）回避制度可以保障司法公正
正因为回避制度保证了裁判的中立性，而一个中立的裁判无疑是公正司法的一大体现。在刑事案件中，各个环节的处理都有可能影响到实体公正的实现，每个环节的公正处理就依赖于程序上的公正，若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案件，则就没有实现程序公正，势必影响到实体公正的实现。因此，必须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排除在案件之外，这也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将一切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因素都排除，这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公正，还能避免出现一些冤案、错案。 （三）回避制度可以保障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倘若没有回避制度，让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案件的审理，即使在结果上是公正的，也未免让人怀疑其公正性。实体上的公正是人们难以辨别的，而程序是否公正是人们很容易看见的，一个公正的程序让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期待得以满足，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公正的程序不会带来一个正当的结果，因此，回避制度可以增强司法机关的权威性，确保了司法活动的公信力。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回避制度的立法缺陷 （一）关于回避理由的设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和第29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下列事项属于回避理由：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2）本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