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格认证系统适应新常态发展定位的政策思考

关于价格认证系统适应新常态发展定位的政策思考　

王峰黄海林　

“新常态”是定位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新目标、新阶段和新趋势的大　逻辑。价格认证系统要再上新台阶，再创新局面，同样需要在把握和适　

应我国新常态经济的大环境下，寻找定位价格认证事业发展新常态的全　新起点。从旧常态走进新常态，从旧背景走进新背景，从旧逻辑走进新　

逻辑，价格认证系统面临着许多新机遇、新挑战和新担当，迫切需要站　

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主动适应，审时度势，反思总结，砥砺前行，重新　塑造新常态下价格认定工作的新思路、新机制、新动力和新跨越。　

一、价格认证系统进入新常态发展的基本判断和主要特征　价格认证系统新常态是对价格认证机构阶段性发展所出现的新的思　

维方式、价值导向、动力机制、制度安排等常态化趋势的描述和定义，　彰显了价格认定工作规范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方位，反映　

了价格认证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这种新常态逻辑定位，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机构定位新常态，从社会中介性质机构转为财政供给性质机　

构。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价格认证系统基本上摆脱了成立初期抢市　场、争业务、创收养人、自收自支的中介机构地位，特别是国清３号文　

件下发以后。各级价格认证机构加快了向财政差额拨款、全额拨款、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乃至行政编制单位过渡的改革步伐。当前，　价格认证机构何去何从事关价格认证事业发展大局，加大去“中介化”　

机构的改革力度，加快从“自收自支”盈利性质单位向财政供给性质　单位特别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和行政编制单位过渡，已经成为定位价格　

认证工作新常态发展逻辑的阶段性重要特征。在今后一个时期，越来越　

多的价格认证中心转为财政供给性质单位的现象，将是一种常态、趋势　

和主流。　

二是职能定位新常态，从机构职能全能化、无限化转为机构职能主　业化、有限化。曾几何时，“跑马圈地，大包大揽，无所不能，拓展业　

务”是价格认证机构职能定位的“常态化”特征。这种带有明显功利　化色彩的“全能化”职能定位，在争夺过多业务资源的同时，也会积　

聚和酿造过多的法律风险，必然要被“新常态”下越来越透明规范的　

“有限化”职能定位所取代。可以肯定地说，价格认证机构只有从“旧　常态”下的“做大做强”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专心致志地做好涉纪　

检、涉案、涉税、涉纠纷调处等价格认定主要业务，才能更好地适应和　驾驭价格认证事业发展新常态。　

三是业务定位新常态，从重视业务数量增长转为重视业务质量提　

高。过去那种追求粗放型、数量型、外延型增长的发展路径，与今天的　价格认证机构的属性定位和发展目标明显冲突，其背后投射出的是价格　

认定工作从利益导向机制向责任导向机制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回归。因　此，在新常态下，价格认证机构占据传统的业务阵地特别是与社会中介　

机构相交叉的业务出现流失和大幅缩减，实属一种常态。从现阶段开　始，价格认证机构业务定位应当“重质轻量”，把提高价格认定工作质　

量作为塑造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要切人点和突破口。有鉴于此，在日常　

工作中，淡化业务数量增长规模，始终把聚焦点和关注点锁定在重视和　提升价格认定业务质量上，确保价格认定结论书成为伸张公平正义的采　信证据，理应是价格认证系统适应新常态发展定位的最高价值选择。　

四是角色定位新常态，从运动员角色为主转为裁判员角色为主。进　

入新常态以后，价格认证机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全面淡化运动员　的角色定位，不做或少做与社会中介机构相互交叉重叠的价格评估业　

务，主动承担起社会中介机构不适宜做的价格认定或评估业务，切实把　工作重点放在委托机关对价格不明、价格难以确认或者需要复核裁定的　

财物价格认定上。同时，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涉及社会稳定的相关价　

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充分发挥价格争议调解职能在建立健全群众利益　诉求表达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裁判作用。　

二、价格认证系统进入新常态发展后需要应对的主要挑战　在新常态下，价格认证系统推进转型发展、规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已经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但是，仍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　

新考验，需要引起重视和积极应对。概括起来，其主要挑战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趋势，有可能会对价格认证机　构业务职能形成冲击和挤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大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从技术层面上看，价格认证机构与　

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业务规则和技术原理有许多相通重合之处，不少价　格认定方法和价格评估方法几乎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替代　

弹性。从政策层面上看，现行的政策法规只是有限授权将涉纪检、涉　

案、涉税收、涉纠纷调处等价格认定业务委托价格认证机构承担，并没　有完全禁止社会中介机构可以有条件地涉足相关涉案财产价格认定或评　

估业务。这就为政府部门向社会中介机构购买价格评估服务提供了政策　依据和操作可行性。对此，价格认证系统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　

识，摆正心态，做好准备，积极应对。　二是价格认证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有可能会影响价格认证系统依法　

认定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常态下，职权法定、守住　权力边界是依法行政、依法认定的最核心要求。但是，价格认证系统由　

于立法工作“顶层设计”长期推进不力，现有政策法规效力不高，从　

而很容易形成价格认证机构业务职能范围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扩张性和　盲目性。在部门法规之间相互博弈与角力的态势下，价格认证系统所拥　

有的政策法规资源，不少要低于其他部门相关的政策法规资源的法律效　力。这种政策法规障碍如不尽快排除和改变，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价　

格认定机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提升，不利于甚至损害价格认证事业规范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是激励机制效应递减，有可能削弱干事创业积极性的释放。价格　

认证机构进入门槛较高，需要有过硬的执业资格、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　相匹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从收入分配、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等方　

面，充分调动大家学习考证、争先进位、岗位成才、干事创业的自觉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疑是正确的价值导向。然而，随着价格认证系　

统全面进人财政供给性质单位以后，过去那种主要用业务收入承包与奖　

金提取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已经失灵，而新的激励机制又没有及时跟上和　有效启动，旧体制下的“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的　

“大锅饭”收入分配格局，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反弹和回潮。由此产生　的新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加以解决，必然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逆　

调节效应，影响全系统业务能力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三、价格认证系统适应新常态发展的思维定位和实现路径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定位，开创新局面，关键是树立新思维，转变　新观念，走出新路径，价格认证系统惟有从中选准切人点，实现自我突　

破，加快转型，才能开辟出引领价格认证事业破浪前行的正确航道。　

一是强化法治思维，依法约束和规范价格认定行为秩序。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价格认证系统必须更主动、更自觉、更　

坚定地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授权，严格定位自身的业务职责和功能　边界，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据此，必须做　

好以下工作：第一，继续推进价格认定法律法规“顶层设计”工作，　切实加强与国家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整合立法资源，抓住修改《价格　

法》的有利契机，赋予价格认证机构和职能应有的法律定位，真正让法　

律法规授权落到实处，提高价格认定工作依据支撑的含金量。第二，坚　持“立改废释并举”的原则，认真做好价格认证系统内现有规范性政　

策文件的梳理清理工作。凡是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冲突的，必须及时加　以调整，确保价格认定工作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可靠。第三，依法制定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明确界定价格认证机构职责和权力边界。如果　

不作为，乱作为，必将受到责任追究。　二是强化辩证思维，认识和把握价格认证事业发展规律。在新常态　下，用辩证思维方式指导和推进价格定工作，就是要用联系、发展和全　

面的观点，正确把握和引领价格认证事业的前进方向。为此，当务之　

急，做好价格认定工作需要理清以下思路：在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上，　

应当是“职权法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角色塑造和定位　上，应当是少做运动员，多做裁判员和调解员，提高行使公权力的公信　

力和权威性。在激励机制重建上，应当是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在规则　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上转第７Ｏ页）　

Ｂｕｓ　ｓｌ

　总体来看，随着实证研究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的科学性、严密性　

也在不断提高。但也要看到，由于反腐败研究是一个问题导向的领域，　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是反腐败研究的最终使命。这种研究的功利性容易　

导致对工具理性的过分依赖和实用主义的泛滥，研究者不能从更高的层　次和更宽广的视野中去分析考察问题，其结果就是对腐败这一复杂社会　

现象的深入分析匮乏，分析和对策千篇一律，研究难以更上一个台阶，　

更不能有效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当前不少研究停留在“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层面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要不断　

尝试将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范式引入问题分析和对策分析，以此来提　高研究的科学性与深人性。　

３、容易陷入“伪证”的陷阱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研究者花费大量精力搜集的数据、信息可能　

并不真实、准确，如果再以这些数据、信息作为研究的基础，那所得到　

的结论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甚至会陷入“伪证”的陷阱。如何确　保获取的数据、信息的真实性需要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另外，“省　

部级官员作为高层领导，其工作、生活都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进行，普　通的干部群众很难了解到其生活的情况，属于‘神秘阶层…④，那么问　

题在于，如果研究者对于省部级官员的工作、生活情况都缺乏最基本的　了解，比如，如果对省部级官员开展工作的基本程序都不清楚，那我们　

所做的分析，所提的对策就会无的放矢。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干部，其　

一举一动都与所辖部门、地域的利益息息相关，中央必然会对其工作、　生活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这与市县级领导存在很大区别，这点也要　

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总之，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是越来越多，质量也在　

（下接第７９页）既要维护好现行财政经费预算制度的严肃性，又要保护　

好业务骨干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在评先评优、职务晋升、考察交流等方　面，重视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探索激励机制改革的新途径，力求达到对　

立统一的双赢效果。　

三是强化补位思维，充分发挥价格认证机构“守夜人”职能。进　入“新常态”后的价格认证机构需要从“抢位”角色转为“补位”角　

色，最大限度地优先满足社会中介机构开拓市场和扩大业务。在补位思　维下，政府价格认证机构应当更多的承担起“二次调节”的补位职责，　

当好裁判员和调解员，利用行使公权力所掌握的系统优势和协调优势，　组织动员全社会各种专业人才资源，全力破解社会中介机构自身无法解　

决的业务难题。补位不是不作为，而是为了更好地做到不越位、不缺　

位，不错位。以退为攻，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这正是价格认定工作强　

化补位思维的应有之义。　

四是强化风控思维，合理规避和化解价格认定工作法律责任。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