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再思考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再思考——一种文化分析的角度 扈海鹂 2012-9-13 16:40:16 来源：《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内容提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中产阶级发展的步伐持续加快,并且自进入2000年以来,其人数和规模比例日趋扩大。我们可以预期,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将会出现。而这一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类型。这一社会预期,将推动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个概念,并在大的文化框架之中,推动社会建设。

关键词：“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预期社会建设文化分析 问题的提出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属于西方的舶来品,其在英语中的表述为middle class。我们曾经历过的农业社会、革命社会的话语里没有也不需要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但是,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求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时,还是需要“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这个概念的。因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市场化社会的一般性趋向。它既和“国际接轨”,又可使我们打破“臣民社会”的格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002年,陆学艺先生在他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提出了“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对之作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阐发。自此,该论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热点研究”,并且,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中产阶级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的数字评估已取得了诸多进展。近十年来,中产阶级发展的步伐持续加快。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例约为23%左右。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预测, 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那时中国人近半数将成为中产阶级。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题为《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的专题报告中,依据自己的标准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达到8亿人,数量超过了亚洲其他所有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总和。①

在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和规模持续上升期间,中国的人均GDP从2003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44美元。亚洲开发银行认为由于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庞大,因此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购买力,如果国家继续采取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中产阶级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而且,如果中国采取提高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来支持中产阶级的发展,将加快中国经济实现从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的发展向消费导向的发展的转变。②

如此看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仅在中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也是中国能否实现发展方式顺利转变的前提条件之一。

如果我们预期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构成,那么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有什么关联?这种关联最简单的表达是,走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建设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要求。社会建设在适应这一要求时,将强化自身的社会功能。这种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不仅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而且处在信息时代、消费时代的发展中。由此我们可认定:中国中产阶级会伴随着中国消费社会及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发展。进而我们可以预见,中产阶级的发展将遇到新的复杂性,社会建设中“社会与文化”的联结,将被大大扩展。

这种关联还涉及“文化精神”的问题。中国中产阶级逐步扩展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数字概念及个体消费水准的提高,还将表现为中产阶级文化的出现,并在社会建设中体现出来。

在此预期之下,本文将运用文化分析视角,对中产阶级与社会建设进行相关性探讨,从而论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发展中的新的文化类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将推动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并由此在大的文化框架之中推动社会建设,从而在更深刻、更长远的意义上推动社会建设架构的完整性。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涵义与社会建设的“合理性”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这意味着一种西方经验。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建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尽管时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美社会的诸多问题,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依然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探索,它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建设的价值方向。 其次,建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意味着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的或必需的选择。因为不选择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就将选择两极分化的洋葱头社会。因此,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及公共产品的服务,通过社会工作、社会管理来编织合理的利益关系,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人数。

其三,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还意味着对中国特有的中产阶级存在与发展方式的探讨。在中国,“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是由持续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的,预期中国将建立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基于此,它应该有一个社会建设的长远思路与框架。俄罗斯学者阿林娜·萨京娜认为:“中产阶级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所有俄罗斯公民的一个确定的中间点;第二,它指的是本土原生的资产阶级,是西欧式现代化成功的证明。”③萨京娜的这段话表达了“西方与我们”的不同镜像。现今的中国中产阶级,不是西方17~18世纪的那种“本土原生的资产阶级”,也不是“西欧现代化成功的证明”。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中产阶级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社会,拥有中等社会地位的职业,被看成是划分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如在中国从事专业技术的人员、民营企业家阶层、部分自由职业者、党政部门的中高级公务员阶层、大中小学教师、新型商业和服务业的中高级管理者,还有新型媒体、文化产业的中高级从业者等。他们是在社会结构中有一定社会声望,受过良好教育,能获得稳定收入,受到基本尊重的职业群体。因此,“中产阶级是公民中的一个确定的中间点”,这是无疑的。但与此同时,因为现代化实践的多样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已修改了西欧式的“中产阶级”发展方式的理想类型。笔者认为,“西方”与“我们”,这两个“中产阶级”的镜像都是存在的,但它们又不能完全被分开。其理由在于全球化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存在文化上的相关性。 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以及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建设分为所谓广义、狭义甚至中义,以避免模糊了社会建设的本质和重点。但在思考中国式社会建设时,要充分把握全球化、社会转型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影响。笔者以为,中国学者已经在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理论感”。这种“理论感”,也是一种新的“文化感”。社会转型、全球化把新的价值因素带进来,譬如“公民社会”、“公共精神”、“公平正义”等。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是和“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建设的一种新的“文化合理性”。

从经典社会学角度看,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市民社会,是作为传统社会的对应物而存在的。“从市民社会这一传统的启蒙观念当中演化出来的社会维度的观念”,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独特的、专门的产物”。④这种工业社会,就是滕尼斯所说的法理社会,也是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对“社会”的认识,就像对“现代性”的认识一样,是以传统为背景的。

尽管,经典社会学家从未使用过“社会建设”这个词,但其实在对“工业社会”、“市民社会”的解释与建构中这一概念是存在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是一个通过劳动和交换过程自发形成的人们的相互联系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制度保障体系,以保障个人的利益、财产、安全、权力以及人们彼此达成的契约。市民社会有两个原则:一是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其基础是利益;二是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的。⑤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建设的中国来说,这个解释可以看成是对特定西方类型的文化解释。但就其表达的普遍性而言,也可被称作“制度视角下的现代性”,其内在价值是现代化运动的人文诉求。其实质,是使每个人成为利益的主体,形成公民权益的普遍性及自由发展。所有的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的合理性,应基于此理。旨在构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建设,也应基于此理。

从文化的层面说,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已经在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的公民社会过程中,它不可能是一个臣民化社会、行政化社会。这里面存在一个社会建设中的文化理念问题,这就是制度文化的现代理性。

在“十二五”规划中重新强调并规范了社会建设的一般性内容,提出要“通过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这些作为“普遍性形式的中介”,都是中国的市民社会获得发展的条件。

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我们为之努力实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在方向上也是和全球文明下的世界眼光相吻合的。没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回答“谁是社会的主体”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一个能够整合利益诉求、适应新的利益关系、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体系。这种利益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关系,其结果是用制度文化维护利益群体间的基本认同。

因为有“西方”与“我们”的不同镜像及相关性,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