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司法关系思考

传媒与司法关系思考作者：李磊来源：《理论探索》2011年第05期〔摘要〕传媒对司法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

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表现为：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能引发和加剧双方的冲突。

传媒与司法存在消极关系的原因是：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

重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需要做到：传媒报道要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传媒报道要坚持真实、客观、善意原则，司法应当尊重、宽容传媒。

〔关键词〕传媒，司法，裁判，新闻自由〔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130-04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司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

传媒和司法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们都是一定权力的代表或延伸。

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而传媒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列的第四种国家权力。

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或介入其实是公众舆论监督或介入的体现。

一、传媒对司法的积极作用2010年2月，由北京义派公益团体发起、南方周末和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09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结果揭晓①，凸显传媒与司法之间紧张关系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毫无悬念地入选，这张在很大程度上由网友决定的榜单凸显了传媒与司法的距离，表明了在现代媒介手段影响下诉讼案件与现代法治理念存在着偏差。

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传媒与司法之间既存在着距离和偏差，甚至是冲突和博弈的消极关系，也存在着合作、促进和良性互动的积极关系。

第一，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

例如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事件”，警方一开始的说辞是李荞明是因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中玩“躲猫猫”游戏时，不慎(后又称因和普某发生冲突)撞墙头部受创致亡。

这一死因引来网友的强烈质疑，在各种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下，网友在官方的组织下组团去调查，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官方就调查出本案的真实结果：李荞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试想如果离开传媒的监督，李荞明的死因能够如此顺利查清吗？原看守所的责任民警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吗？第二，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

司法具有封闭性的特征，这种封闭性固然可以排除各种案外因素的干扰，但也有可能使司法变得保守和僵硬并且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从而使个案正义受到侵犯。

而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打破司法过程的封闭性，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比如河南灵宝的“王帅事件”，王帅因为在网上发帖揭露灵宝市政府违法征地，导致灵宝警方跨省追捕，并因诽谤罪被刑事拘留，灵宝警方的做法是典型的滥用司法权力，以诽谤罪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

正是在全国媒体的一致声讨中，灵宝警方最后不得不将王帅无罪释放。

第三，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

一方面，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通过传媒的广泛报道，才能传达及普通民众；另一方面，各种传媒，特别是报刊的法制专栏和电视台的法制节目，通过典型法制事件的报道，大大普及了法律知识，对于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国民法律素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

比如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大讨论。

舆论一致认为，收容遣送制度使得民工、流浪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极易受到侵犯，有违法治精神，最后导致该制度被废除，并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如果离开传媒的力量，有可能收容遣送制度到现在依然存在。

二、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传媒的价值追求在于表达自由，司法的价值追求在于司法公正，传媒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表达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处理不当,传媒和司法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和偏差。

第一，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然而很多传媒在报道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时，不太顾及司法独立的要求，行使舆论监督的权限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和评论，严重影响到司法独立。

例如，有的传媒为了标榜独家报道，而不惜泄露审判秘密；有的传媒为了标新立异，追求轰动效应，对案件事实进行有目的的剪裁，断章取义，导致所报道的事实与案件事实大相径庭、混淆视听；有的传媒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为吸引读者，追求热点，对未审结的案件进行先入为主的报道，在报道时不顾及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感情和所造成的舆论环境，以伦理道德标准和情感标准取代法律标准，形成所谓的“媒体审判”②；甚至有的媒体为案件一方当事人所收买，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制造虚假民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企图影响司法结果。

第二，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有损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指法院及法院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尊重和自愿服从。

达到权威状态的司法，即使人们对司法裁判结果并不满意，也往往会自觉履行司法裁判而不是去挑战司法的尊严。

〔1 〕树立司法权威离不开人们的信任、尊重和支持，但如果传媒对司法裁判进行不当抨击，将影响到司法裁判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直接损害到了司法权威。

以胡斌案和孙伟铭案为例。

胡斌案和孙伟铭案一审判决结果相继公布以后，国内许多传媒将两个案件放在一起进行简单对比，认为同样的酒后驾车肇事致人死亡情节，却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量刑悬殊，是典型的“同案不同判”，导致公众强烈抨击法院，认为司法不公，从而严重影响到了司法权威。

③第三，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引发和加剧了双方的冲突。

有些司法机关为避免报道不利于公平审判而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传媒的采访报道权，甚至对部分媒体剥夺其采访报道权，从而引起双方的冲突；而传媒为此采取的反制措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冲突。

比如对于重大案件，法院为了限制传媒的采访报道，常常以法庭位置不够等微妙的理由拒绝传媒从业人员旁听案件。

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曾下发《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05号），禁止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六家报社的六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

当然传媒也有自己的反制措施，部分传媒的工作人员通过公民身份携带录音笔去旁听案件，未经法庭许可秘密录音，然后再根据录音内容写成新闻稿件发布。

在个别地区，传媒往往联合起来对抗对传媒不友好的司法机关，专门报道不利于该司法机关的信息，更是加剧了传媒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紧张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传媒与司法之间除了存在上述冲突之外，还存在一定偏差，学者栗峥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偏差概括为：创意词汇胜于法言法语、视听冲击胜于说理明辨、知识先占胜于法律灌输、形象塑造胜于规则论证、情感宣泄大于理性分析、叙事策略胜于理性诉求、符号建构大于法律信守、无法律导向的究责胜于法律导向的规则等八个方面。

〔2 〕传媒和司法之间的消极关系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传媒与司法之间，而是不断向社会相关领域扩散，最后可能超出传媒和司法的控制。

学者栗峥还指出：“经大众传媒所影响后的诉讼案件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已经成为司法难以控制的诉讼案件，变成一个为全社会各种力量相互角逐、较量、凸现自身价值与利益的竞技场所，成为一个被大众传媒所充分利用的法治文化的消费符号，由此波及到党委、政府、政法机关等对案件负有责任的部门或组织，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非常规的处理方案及措施。

这些处理方案及措施又进一步刺激了其他社会纠纷主体的动力，于是，这种非正常的纠纷解决方式俨然成为一种不同于司法救济的非正常方式或非常规手段，体现出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中司法与传媒的非良性互动。

” 〔2 〕三、传媒与司法之间存在冲突与偏差的原因传媒和司法之间存在冲突和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传媒和司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这导致传媒和司法在价值追求、规则要求及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

传媒报道追求市场性，司法活动追求公正性。

传媒是商业机构，虽然也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但经济利益无疑是传媒最主要的推动力。

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传媒需要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关注效应和轰动效应。

例如，为了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刊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为了吸引公众关注，不惜以夸张的标题歪曲事实；为了提高发行量或收视率，抓住大众心理，对典型案件进行不当的价值评判。

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关，必须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以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为己任，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存在的基础，也是司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和准则。

第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

传媒报道要求自由性和及时性，司法活动要求严肃性和程序性。

一方面，传媒报道奉行短、平、快的原则，强调新闻的及时性，这就决定了传媒从业人员在采访过程中，不可能像法官那样对所有事实来源一一核实，加上缺乏相应的调查权限，使其无法把握到案件的客观事实，对案件的分析调查也不像司法活动那样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容易受个人情绪和偏见的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较差；另一方面，传媒强调自由性。

传媒面向的对象是普通民众，为了提高新闻的可读性和可视性，传媒必须以普通民众能够掌握的语言、逻辑和思维方式报道事件，在对新闻事实的采集、取舍和认定上，传媒往往会选择新闻价值较大的案件信息，这些未经严格审核的案件信息容易调动普通民众的情绪，影响司法的中立和理性。

司法活动强调程序性和严肃性。

司法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判断和推理过程，严格的诉讼程序、专业的法律术语使司法活动同传媒报道存在巨大差异。

司法机关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司法裁判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被随意撤销。

第三，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

现代传媒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数量、范围、速度都得到极大提升，各种传媒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当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任何有可能甚至没有可能成为焦点的材料或主题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公共话题。

而在当今中国，传媒与司法在能力上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传媒的渗透力大大高于司法的反应能力。

传媒在获得某个具有新闻传播价值或炒作价值的案例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信息呈现在民众面前，而司法总是被动、落后和迟缓的。

在司法未能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之前，传媒已经将经过民众评判、专家讨论、传媒加工过的案件形态呈现出来，这种先司法程序一步作用于民众的思想和心理，左右司法正义，司法机关做出的司法裁判一旦与民众的心理预期差别较大，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如“许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