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文论研究

辽宁税专学报年第期总第期中国古代经济文论研究口周兴福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古代思忽家对经济发展方面有建树的深刻思怒,论述了这些经济理论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曾起列不可抵估的重要作用。例知富国富民的思忽,经济发展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法制完善的促进作用,发展经济的原刘,振兴工业,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作法,如何进行商品贫易等问题都做了比较明晰的阐述,对于我国古代辉垃灿烂的经济思忽给予较全面系统的评价。文章指出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在古代的文化中吸取营养,更好地为发展我国经济服务。

关键词古代经济理论富国富民思怒发展商品经济文论研究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经济曾经登攀过世界经济顶峰,创造了世人瞩目的辉煌,也曾经衰败过,沦为任人宰割的贫弱之国。然而,对经济思想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曾有过灿若繁星的哲人,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丰富了我国经济理论的宝库,并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古代经济文论中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是富国富民思想。著名思想家管子在其《管子·治国》中写道:“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这是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安邦治夭下,天下昌盛则百姓康乐,天下饥谨则百姓造反。“民富则安乡重家人”便是这个道理。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大声疾呼:“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老百姓都富裕了,君王怎么会不富裕呢?荀子用形象而生动的比喻表现了“王国富民”的思想:“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则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道理是很显而易见的。汉代荀悦在《申鉴·政体》中十分中肯地指出,“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一个穷国积弱的民族,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不挨打,如何不受他人欺侮。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出,国强民富而扬威,国弱民穷而受欺。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世界各国处于蛮荒时代,他们仰慕中国的富饶和强大,纷纷派遣使者来朝拜和学习这个东方大国的所有创造和业绩。而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这样,中国落后了。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腐败,经济更加每况愈下,沦为各国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那种悲惨局面更加不堪言状。中国共产党人从曲折而痛苦的经历中,毅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开始向贫困开战,率领亿万人民向富裕道路迈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无限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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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家还认为,百姓富足,对于文化教育发展、法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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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不可抵估的作用。《汉书·食货志》中写道:“苟粟多而财余,何为而不成?”那么富裕的百姓,强大的国家,会促进哪些事业的发展呢?“食足货足,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所谓教化,就是政教风化国家强大、百姓富足,教育风化一定会大大发展。还有“丰衣足食,所德无不克”国富则民强,民强则国威,外来人侵者望风而逃,国家疆域犹如铜墙铁壁。另外国家富裕,百姓安定,同时也会使他们遵守法纪。正如唐代刘禹锡在《答饶州之使君书》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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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足则

,本文于5年月5日收到19980周兴福中国古代经济文论研究

怀安,安则自重畏法.”“国富强而法立”,清代魏源也深刻地提出了这一思想.因此,促使国家经济繁荣,是治国大计。清代王韬《兴利》中指出“富强即治本也……故舍富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国家长治久安,靠的是富民,百姓生活殷实,安康享乐,则国家根基便特别稳固。“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中国古代这些大思想家的富民政策是颇有道理的。那么如何方可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康呢?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这样两项原则,一是加强农业生产,二是发展工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家的头脑是清晰和冷静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一旦放弃了农业生产,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管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道理:“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长,”“地者,万物之本原;地者,政之本也,”土地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源,是国家统治的根本,“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这里再清楚不过地指出,粮食是百姓的依靠,是财富的来源,这个思想,在很多思想家那里都有过共识.例如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老子“食者,民主本也;民者,国之基地;”《吕氏春秋》所记“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桓宽“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晃错“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一日可成也;”王符“民为国基,谷为民命”;魏征“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康有为“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孙中山“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从这些精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兴邦立国,发展农业是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农业发展了,百事则兴旺发达,“富国以农,距敌恃卒,”农业真正发展,国家富强;“地诚任,不患无财”,农业真正发展,那么财源滚滚而来;“古之强兵者,未有不

从农事起,”农业真正发展,那么国防力量日益强大,总之,正如《晋书·齐王敌传》所言:“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对于振兴工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在那些有着远见灼识的思想家那里,也发掘了闪烁光辉的伟大真谛。我们可以从大诗人李白《秋浦歌》中看到一幅动人的景象:“沪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是封建社会发展顶峰时期,工业振兴和商品经济呈现欣欣向荣景象.唐代冶炼民工夜间奋战情景,护火光辉映照天地,火星在紫色的烟中进射。汉代植宽在《盐铁论》中指出:“工不出则农用乏”,是指工业生产不出来东西,那么农业用品就会暖乏.清代社会末期帝国主义强盛,有识的中国人深刻理解闭关自守的弊端,他们提出了“工为体,商为用”的思想,这便是张之洞在《农工商学第九》中所说的要把工业与商业的关系,看成是“体”与“用”的辩证关系.他说,“利民之事,以农为本,以工为用,中国养民务急,莫过于此.”康有为把发展工业,发展商品经济则说得更为具体了,可缩万里为咫尺,莫如铁路.”“发金、银、煤、铁之利,足可奇五洲;造台舰、枪炮之精,可以横四海”。他又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重视农业就会因循守归,越来越愚蠢,如果既重视农业又发展工业,那么社会与日竞新,越来越富裕、强盛、聪明向上,“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粱启超在《苏彝士运河故道》一文中指出,“今之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他从国外飞速发展的工业革命中,看到了现代机器的功能的巨大进步。清代郑观应则指出改善工艺,发展经济的作用,“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这些古代思想家们从工业的振兴发展中,发现新发明、新工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愈来愈大,清代包世臣曾说,“无工则

无用,”而郑观应则进一步阐明,“独

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孙中山目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心中啃然而叹:“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

”

不仅发展工业,振兴经济,而且促进商品经济的流通,便是我国思想家的又一创造,又一飞跃。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闭关自

守式的生活,这种经济形式,极大阻碍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发展贸易的思想逐步由萌芽状态而迅速发展,由肤浅而逐步深刻。《周书·太

公》中有一段名言:“容容熙熙,皆为利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由于利在,人来人往,都为赚钱。如何看待这种社会情景呢,在那个时代,还谈不上商品经济,但应视为一种规律,正如水流之于低处一样,有了利益,驱

动人们奔忙,社会也就因此而进步,不言谋利的君子国,大概是一种乌

托邦。管子说得对,“利之所在,虽千初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由于人们的驱利性、流通便不可以禁止了,中国有句俗语,“无利不起早”,便是这个意见管子又说:“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这是什么意思呢?即善于主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

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这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

时,我则使其供不应求.管子这种商品经济流通观点,在几千年前,是多么探刻和珍贵啊!中国古代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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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兴福

中国古代经济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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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阐述了商品流通的好处,《左传》中就有“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的思想,便利各地货物交流,自然给工农业带来好处。《周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齐得其所。”老百姓在太阳之下进行贸易,聚集天下货物交换,那对谁都是有好处的,“商,其乡则货足。”《六韬·文韬》中说得更明白不过了,经商的地方,货物就充足,百姓生活便富足。中国人长期受孔孟思想束缚,长期以来有一种思想,“屈死不告状,饿死不经商,”殊不知这是一种无形的栓桔,紧紧锁住了国人前进的步伐。清代何启·胡礼桓《新政论议》中一种看法很别有蹊径,我们不妨从中吸取一些东西,他们认为,“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日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这里指出世人普遍心态,可以设想,我们的国人都成为不言利的君子,以商为恶,视利为丑,那么他们只好衣服也不用穿,鱼肉也不用吃,赤裸身子而论道,恐怕那时,君子们早以冻死饿死了。中国有见识而务实的思想家们借鉴西人经验,指出“农工商中富强基”,“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他们看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护何进行商品贸易呢,我国古代思想家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清代陈炽说,“恤商情,振商务,保商权。”国家应该提高对发展商品买卖事业的重视,体贴商务情况,振兴商务事业,保护商务权利,而做为从事商务的人员,则要了解市场情况,洞悉市场变化,“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史记·货殖列传》),“贱即买贵则卖”。(汉桓宽(盐铁论》),认识到“货无大小,缺者便贵”(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能做到“货真价实,童臾无欺”。经商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不将辛苦意,难得世人财。”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经商的道理说得又多么实在而具体啊!我国古代思想家在治理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不仅认识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即认为,繁荣经济,国泰民安主要应该抓好农业,抓好工业,抓好商业这三项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支柱外,还对敛聚钱财,加强赋税,利国利民的间题有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见解,《礼记·中庸》中对于敛聚财富,利国利民,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说法,他认为聚财如蓄水,“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蛟龙鱼鳖生焉,财货殖焉”,积蓄财物犹如积水成渊,水成浩瀚大海,各种水中生物大量繁殖生长,从而生长大量财富。“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积土石而成为崇山峻岭,各种动物在其中栖息生长,各种宝藏便会开发出来。管子曾说,“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告诫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了,更要不浪费资财,而注意敛聚资财,“何以聚人,日财”,这是《周易》中最早提出的真知,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十分重视国家采用必要的赋税政策,他们把实行赋税看得十分重要,“财武者邦国之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这是(新唐书·杨炎传》中的一段非常中肯的话,他指出赋税重要,犹如人的喉命,国家安危轻重全都在这上面了。国家实行赋税政策,不应该尽为少数统治者挥霍,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王安石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取天下之财,以供夭下之费。”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赋税意义的理解,不由使我们为之肃然起散了。敛聚财富,还要有计划的使用,“国奢则用费,用费则民贫”,“养一人而费百人之资,则百人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