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底层文学总体性缺失检讨

新世纪“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作者：于晓薇来源：《信息技术时代·上旬刊》2018年第01期摘要：新世紀以来，底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发现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创作、被研究几乎是同步的。

这是社会学家和作家的共识，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正如有学者所说“‘底层’作为社会学术语并不妨碍其以一种反映当下社会具体格局的群像进入文学空间。

”文章主要对新世纪“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底层文学”；现代文学传统1“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概述1.1底层文学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其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

底层文学在创作初期将视角转向城市平民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得到了文学评论家及文坛的一致认可与肯定，如尤凤伟的《泥鳅》、孙惠芬的《民工》、陈应松的《太平狗》等。

然而近几年，许多人对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写作动机等产生疑惑与质疑，文坛上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也有很多，主要针对底层文学中“底层”的具体含义及其文学性问题展开论述。

不少学者试着给底层文学定义，比较受肯定的是王晓华对“底层”概念的界定：“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

”这个定义是用阶级划分的方法来确定，较为宽泛确定了底层的描写对象。

本文以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为例，从主人公印家厚的物质生活方面与精神生活方面来浅析底层文学的创作。

池莉是一位优秀作家，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叙述方式为读者所熟知。

其《烦恼人生》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

这部作品在琐碎庸俗的生活里，用平静客观的笔调，真实地写出了底层生活中的沉重、无奈、辛酸与温情，体现了底层人物的真实人性与精神状态。

从文学创作缺失反观批评问题一、“曲高和寡”与虚妄承诺无论是重新理解现实主义，还是注重“心灵叙事”（或“精神叙事”），无疑都是永远正确的。

问题颇具滑稽的一面是，以小说创作为例，多数小说其实都是在“人性”和“现实问题”上下功夫的。

比如底层文学和内心叙事，经过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发现、呈现、梳理、质疑，虽不能说“底层者”的形象已经很清晰、人内心的秘密已经很清楚，但文学介入现实结构的姿态、深入人内心的趋向，与批评家所指示的方向似乎不是十分离谱。

那么，按理说，批评家没有理由对这样的文学横挑鼻子竖挑眼，应该大唱赞歌才是。

可是为什么，创作介入了最艰难的现实问题、书写了人最诡秘的内心，文学还显得那么柔弱那么看上去不堪推敲呢？据我观察，理论的脱离实际和创作的远离主观意愿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还以底层文学与内心叙事为例，批评话语体系与创作中的底层者与内心世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批评家（当然是一部分）所倡扬的灵魂、生命、体恤、关怀，它并不针对具体的人，也不针对具体的现实状况，它只是一种调调，一种任何时候说出来都很贴近文学的调调。

之所以有时候听起来非常严重，是因为它恰好说在了严重的时代。

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如对《秦腔》的评论。

在对《秦腔》的评价中，《秦腔》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经典？不是批评家选择的首要条件，夸张一点，《秦腔》能成为理论批评家演练最新理论的演练场，实际上具备了以下几个“硬条件”：第一、它是贾平凹写的，懒汉批评家实际上是无心从成堆的长篇中再做筛选的。

与其把精力消耗在大量的阅读遴选上，还不如就近取“著名作家”来得保险。

第二、《秦腔》事关乡村，农民正在丢失土地、失去家园，另一方面该作正好出版在创作界普遍的精神迷失、价值失范的风头浪尖，《秦腔》顺理成章地成了“终结”理论、心灵叙事的印证物。

评论家能从“泼烦”、“不知道”中梳理出大悲悯大仁慈，或者“中国式的叙事伦理”这是关键，这是等待式的评论。

第三、《秦腔》本身，人物的装疯卖傻、情节的段子化、乡村故事的肮脏化，很难说贾平凹就没有迎合理论家一再提倡的“内心”、“终结”、“说不清楚”的人性理论。

我们基本上也无法再像１９世纪的先贤大师们那样，满怀信心地乐观地确定“底层”的思想涵义。

我们迎面碰上的，是“底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中长期“妾身未明”。

这个群体始终处于流转变异的过程中。

而这些，正是我们讨论“底层文学”的知识前提。

对这个前提的轻率与漠视，导致了对“底层文学”讨论、评价上的歧见和困难，也就此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知识品格方面的懒惰与缺失。

如前所述，“底层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意义更多地属于历史描述而非文学描述，故而它的人物、语言、风格、细节、氛围等审美范畴不被刻意上升为根本性的评价元素，就是有其自身充分合理性的。

但如此一来，一个笼统的“底层文学”却难以归纳出基本的艺术边界，何种作品可以归纳为“底层文学”，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或者只凭印象而定、甚至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譬如，打工者、下岗者是“底层”，这是就其被剥夺的经济地位而言的；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也可以算“底层”，这是就其社会地位及其尊严感受等道德体验而言的。

此二者能否在同一层面上构成历史理解当中的“底层”主体，并不是自明的。

前者带有“题材决定论”的色彩，而后者，则带有道德判断的倾向。

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当下关于“底层文学”评论中常见的问题。

以道德同情和社会批判为特征的“底层文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典型的“问题文学”。

由于社会历史变革的缘故，以往据以分析社会结构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理论几近销声匿迹，“底层”的说法因此成了一个权宜之计。

但这个提法的批判性，不屈不挠地质证着在地位、资源、权利与义务等等方面严重失衡的社会关系。

关于这些方面，当代社会学家有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文学后果之一就是：“底层文学”真正地具有了强烈而尖锐的社会阶层指向。

正是这种看似粗糙、观念化的写作，在前述文学娱乐的歌舞升平中，为人的文学和时代的文学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也为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理解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注脚。

而它内在的历史要求就是：当我们希望认真面对并且有效地讨论这些现象和问题时，我们需要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力和知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