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儒家文化
一、简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和韦伯是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马克思和韦伯对儒家文化的看法和评价。
二、马克思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2.1 儒家文化的特点
儒家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并倡导君子之道。
2.2 马克思对儒家文化的批判
马克思对儒家文化持有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
3.1 韦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认可
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可以促使个体遵循社会规范和礼仪，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3.2 韦伯对儒家传统的批判
韦伯也对儒家传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权威主义倾向是抑制社会变革和个体自由发展的因素。韦伯主张通过合理化的现代制度来推动社会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4.1 冲突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而儒家文化则注重和谐与稳定。但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也可以相互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2 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指导。同时，儒家文化中注重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也可以激发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五、总结
马克思和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马克思主张革命推翻旧社会，而韦伯认可儒家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方面的作用。不过，可以通过适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贡献 （1）、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可见，韦伯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必须深入研究其意义，即认识个人的主观取向与意图、价值观及意义。韦伯开创了与孔德实证主义对立一整套研究社会与行动个体的方法—理解社会学（也叫诠释社会学）主张用主观的、理解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个体行动与意义。 （2）、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价值评判：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文化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需要去选题，做出自己认为正确和合理的判断或评价。研究对象或资料本身不会说话，必须通过研究者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来理解或诠释。在韦伯看来，“一切行动最终都是在价值中孕育的，也正是价值决定了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中的斗争。因此，一个社会科学家在分析一个行动时，必须要了解行动背后隐藏的意义，也就要探讨这个行动所表现的价值。”可以说，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必然地或多或少地渗透了研究者的价值，所以韦伯提出了要在价值关联中保持价值中立。 韦伯把价值中立确立为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的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价值中立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方法，更是一种规范或是伦理守则，时刻提醒社会学家不越俎代庖地处理自身所不及的价值评判问题。 （3）、韦伯与“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体现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也是他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韦伯提出了一种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理性类型。“理性类型”中的“理想”，不是指这个类型是最好的、人们期望的，而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或最可能接近现实的，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用作参照的标准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一个最接近于现实的理想类型，以后就可以参照这个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原型与理想类型有没有差异、差异有多大来更好地认识原型。通过这种比较的方法，能更好地获得对现实的认识，即“正是由于它的实际进程与理想类型进程中的差异，更易于认识它的真正的动机”。 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别具一格，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对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韦伯的方法论虽然和同时代的涂尔干有很大差异，他强调理解的社会学，但并不表明他的研究方法缺乏客观性。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持客观性的文化科学研究方法。如价值中立原则拒绝自己的主观的价值介入，理想类型理论演变为模型或比较的方法，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事物。这些方法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尽管他是理解社会学的创始人，但他仍然接受并借鉴实证主义，而不是抵制实证主义，他的这种气度、胸襟、这种学术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2、如何看待“韦伯命题”的本质内涵？它是否构成了马克
一儒家与资本主义 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中提出新教伦理利于资本主义，而儒家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观点，被称为“韦伯命题”。这个命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生长具有助力；一是儒家思想精神难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融合，对其形成助力。 对于韦伯的这个“命题”，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未提出异议。自上个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命题”的有效性开始受到挑战。进入80年代以后，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逐渐启动，尤以近20年的快速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重新审视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影响的关系，成为一种潮流。于是，欧美学界一些人和“新儒家”学者，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奇迹”命名为“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现代化”，从回应长期流行的“韦伯命题”。 “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最近半个多世纪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或称之为现代化成就），主要得益于儒家文化，因为“是儒家使他们忠于家庭、服从权威、尊敬长者，以及勤奋努力、俭朴自制、互相合作。如果缺乏这些伦理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生活规范与社会结构，那么现代化恐怕很难实现。”（傅佩荣：《儒家与现代化》，见《儒家与现代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4页）一言以蔽之，“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儒家思想伦理非但不与资本主义抵牾，而且对资本主义，乃至现代化还有推动作用。 “儒家思想传统是否能够提供资本主义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 马克思终生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他的观点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根据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根本特点，它的产生和维持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为其“充分必要条件”。 首先，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所需要的充分条件是，“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但是，这一过程所展现的人欲之恶，受到人类趋善之心的厌恶。承认这种生产方式，就意味着承认人类趋利自私的本性，将创造和增殖财富视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从道德意义上进行谴责。 其次，生产过程服从市场，产品的出路也依靠市场，换言之，市场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 第三，资本和被雇佣者的结合，要求生产过程的自由和产品流通的自由，要求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作，以保障公平竞争，反对和拒斥贵族特权经济和超经济强制。所以，市场经济又被称为自由经济和法律经济。 上述三个基本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这些“充分必要条件”恰恰是儒家思想伦理所缺乏的。 首先，儒家的“义利观”使以逐利为特色的工商业行为很难获得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儒家将“君子”和“小人”对立起来，将“义”与“君子”、“利”与“小人”联系起来，其结果自然是“义”与“利”的对立。虽然有学者（如余英时）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在精神方面已有重大变化，不再耻谈逐利求富，但从整体上，“义”“利”对立至今仍然是积淀于我民族心态最深层的观念之一，尤其是在“士”组成的主流社会。
新加坡儒家文化 摘要: 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带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变迁而重塑自己，本文认为摆脱宗法势力，与科学管理模式相结合，以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广是儒家在新加坡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儒学之所以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关键。 研究新加坡的经验，自然要考虑到儒家文化，重视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实际作用。继美国学者卡恩与佩珀合著《日本的挑战》、英国工党前议员麦克法库尔发表《后儒家的挑战》之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战》。关于这部著作，诚如新加坡教学发展总署王孟林总监在序言中所说，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学学者对于儒家伦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现实意义的想法。”〔1〕统观“三挑战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腾飞的连带关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跃在东方的一种活的精神。这几位学者都是采用了马克斯·韦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却得出了同韦伯的观点相悖的结论：韦伯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伦理只能对现代生产方式的发生起限制作用；而杜维明博士等人却认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种东方的企业精神。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要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除了了解儒家伦理怎样铸成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必须探讨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特征。本文主要从这一角度讨论新加坡的儒家文化。 一 新加坡这个岛国有十来个民族，人数最多的是华族，占总人口的76.3％，次为马来族，占总人口15％，再次是印度族，占总人口6.4 ％。此外还有欧洲人、欧亚混血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泰国人和缅甸人等。华族同其它民族一样，多属于移民的后裔，同本土文化自然维系着一条感情的纽带。儒家文化是成千上万的华族从移民船上带过来的，儒家伦理存在于新加坡的历史可以说和最初来到此地的华工一样早。 儒家文化是由华族移民带到南洋的，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下，它就同固守在本土的本源的儒家思想有了分别。同时，它也和通过其它国家，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移植到该国，结合那里的特点进行改造的儒家学说有所不同。 新加坡华人社会主要是由中国华南沿海闽粤两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离开自然灾害和兵燹频仍的家乡到海外谋生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间或有些小商人。考察一下新加坡社会发财致富的巨商，几乎都是苦力、小贩出身，或者是苦力、矿工和橡胶园工的后代。如：陈旭年，原籍潮州，早年渡黑水“过番”，到新加坡开始做码头工人，积攒一笔钱后做布贩，后来靠做港主和贩卖苦力致富。章三潮，即章芳琳的父亲，刚到新加坡时做苦力，克勤克俭，积累了资本，在顺源街开“长越号”店，专门经营烟酒和土产致富。被称为星洲首富的陈笃生，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开始做小贩，靠沿街叫卖蔬菜起家。这些贫苦农民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不同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时中原大姓举宗迁徙，所以强宗大族的势力达不到海外。这一点对儒家伦理来说，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在贵族式家族所有制的人伦关系中生长起来的。其特点就是既对血缘关系所强调的族内“休戚与共”给予重视与肯定，从而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又特别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的关系，从而强调“名分”、“爱有等差”。中国传统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三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一在高中的时候，就听老师讲到过在德国，有过两位伟大的马克思，第一个是我们熟知的《资本论》的作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而另一位则是当代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侧重经济基础，而马克思·韦伯则强调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作用。在一次偶然中，我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了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对宗教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微妙关系感到好奇，于是便借阅了此书，进行一番阅读。 此次阅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中的第一部，其后还有关于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印度宗教以及古代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相关专著。韦伯的这一比较系列专著试图通过比较阐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那么，第一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一作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又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呢? 在韦伯收集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西方各个国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
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其中与宗教到底有什么关系?根据我对西方宗教文化的了解和印象，我一开始简单地认为这必然是和天主教主张专修来世而禁欲苦行，而新教徒则专注于世俗的经济生活，热衷于物质享受有关。其实不然，韦伯的研究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他告诉我们，这是宗教改革下的新教宗教品性使其然。即如孟德斯鸠在《法意》中所说的，“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去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这在韦伯的观点来看，就是贸易的优势和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与人们对宗教的虔敬连为一体。 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某种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知道是宗教改革的产物，韦伯所讨论的仅仅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在本书中，韦伯讨论研究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新教，我从其比较中得知：新教教派反对占有财富以及由此招致的放纵和懈怠，其看到了其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以此伦理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带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职业观：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虚掷时光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正是此种新教的伦理道德、职业观促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传播，加速了
中国儒家德治 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姓名：邓铁军 学号：0944001479097 班级：09秋季行政管理（1）班
【内容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道德正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威和法治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古代儒家德治模式与政治权威、法治社会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主张、制度创设、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德治政治权威法治社会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即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期，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期，怎样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建设法治社会，使我国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是对政府一个极大的挑战。政治权威是一种公共权威，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学者D·P·约翰逊指出政治权威就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要维护政府权威，是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健康快速的发展，除了需要以暴力为基础的“法治”手段外，更需要一种能够使人心服口服的手段，那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出来的“德治”的手段，较之“法治”手段，“德治”是一种温和的手段，他重在使人心服口服。 一、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 （一）、儒家德治的源泉 儒家德治思想源于上古传统的主张。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如关于尧、舜禅让，天下为公、尚德授贤、以德居位，就是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著名佳话。
马克思韦伯儒家文化 马克思韦伯与儒家文化 马克思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社会科 学之父。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包括理性化、官僚主义、社 会阶层等。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道德、礼仪、忠诚、孝道等价值观念，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将从马克思韦伯和儒家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 和影响。 一、马克思韦伯 1. 理性化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这种理性化表现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官僚机构的建立等方面。他认为，理性化既带来了进步和效率，也带来了冷漠和异化。 2. 官僚主义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官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中一种 普遍存在的现象。官僚主义的特点是规范化、等级化和专业化，它可 以提高组织的效率，但也容易导致机械化和僵化。 3. 社会阶层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层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将社会 分为三个阶层：经济阶层、政治阶层和文化阶层。这些阶层之间存在 着不平等和竞争关系，而人们的地位和机会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阶
层。 二、儒家文化 1. 道德 儒家文化强调道德观念，认为人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修养。儒 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仁爱，即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帮助他人。 2. 礼仪 儒家文化还强调礼仪观念，认为人应该遵守社会规范和礼节。礼仪可 以促进社会秩序和稳定，并且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3. 忠诚 儒家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诚。忠诚是指对国家、家庭、朋友等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认真履行。儒家思想中认为，忠诚是一 种高尚的品质，可以体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人格魅力。 三、马克思韦伯与儒家文化之间的联系 1. 理性化与礼仪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理性化的概念，而儒家文化则强调礼仪观念。这两 个概念看似相反，但实际上它们可以相互补充。理性化可以带来效率 和进步，而礼仪则可以促进社会秩序和稳定。 2. 官僚主义与道德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官僚主义的概念，而儒家文化则强调道德观念。这 两个概念也可以相互补充。官僚主义容易导致机械化和僵化，而道德 观念则可以提高组织成员的素质和修养。 3. 社会阶层与忠诚
马克思韦伯儒家文化 一、简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和韦伯是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马克思和韦伯对儒家文化的看法和评价。 二、马克思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2.1 儒家文化的特点 儒家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并倡导君子之道。 2.2 马克思对儒家文化的批判 马克思对儒家文化持有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 3.1 韦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认可 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可以促使个体遵循社会规范和礼仪，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3.2 韦伯对儒家传统的批判 韦伯也对儒家传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权威主义倾向是抑制社会变革和个体自由发展的因素。韦伯主张通过合理化的现代制度来推动社会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4.1 冲突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而儒家文化则注重和谐与稳定。但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也可以相互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2 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指导。同时，儒家文化中注重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也可以激发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五、总结 马克思和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马克思主张革命推翻旧社会，而韦伯认可儒家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方面的作用。不过，可以通过适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东亚经济伦理的澄清和辩思：韦伯、儒家和基督新教 叶仁昌 前言 五十年代的东亚，就如同其它亚非拉丁美洲社会一样，是属于未开发世界，国民所得低微，产业落后、缺乏竞争力。但三十年后，至少在经济层面，已挤身进步国家之林。即使历经金融风暴和若干不景气循环，东亚社会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就经贸分工、成长率以及国家竞争力而言，都已立基于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和成长，除了归因于若干政策与经济要素外，是否有一些文化上的解释？ 对此，「儒家伦理」是盛极一时的答案。迄今，甚至被许多不加深思的人们视为既定结论、或是进行其它研讨之先的已知前提。然而，此一答案却是建立在对韦伯（M. Weber）宗教社会学的误解、以及其它一连串失之偏颇的论述上。本文的主旨即在揭露其中的谬误，并进而肯定韦伯对儒家与经济之间的若干论点。 一、韦伯论题的厘清 经常，用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儒家伦理之说，被声称是得自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的延伸应用。暂且不谈此一延伸应用是否得当，溯源而论，韦伯之作掀起了学界从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观转向一个重大焦点，即在精神层次的思想信念与经济行为两者之间，其互动关系究竟为何？韦伯一方面希望人们「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1]，但同时则拒绝成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2]。 然而，对于许多亚洲学者而言，更有兴趣的，则是其对于非西方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与解释力？对此，韦伯曾经提出一个钜大精采却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即在漫长的古老中国历史里，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他并且断言，原因之一是儒家伦理侵蚀吞噬了其萌芽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韦伯并未认为儒家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没有说它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3]。但无论如何，韦伯上述的断言正确吗？ 遗憾的是，在若干人士的论争中，对于问题的焦点根本未能予以厘清。韦伯的提问所针对者，仅仅是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而非更为广义的经济发展、或是所谓的商业资本主义（mercantilism or commercial capitalism）──即一种只是单纯地将私人获得的资本用之于经济交换中以赚取利润的类型。 韦伯完全承认儒家有功利主义的一面以及对财富的肯定；他也发现中国人从商的精明以及商业活动的热络。他甚至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营利欲」和「对于财富高度的乃至全面性的推崇」[4]。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强烈的经济盘算与非常令人慨叹的极端的「物质主义」下，中国并没有在经济的层面上产生那种伟大的、有条理的营业观念──具有理性的本质，并且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5]。 因为，近代资本主义更是一种「精神气质」。两者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它不是为了享乐或个人利益而赚钱，而是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的责任或天职[6]。韦伯说，「有一些人让黄金欲成为不受控制的欲望，并全身心去顺从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7]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则「更多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8]。它一方面谴责对财富的贪欲和唯利是图的道德盲目，另一方面，却又将追求利润和致富看作是敬虔诚实者的信仰考验和结果。 据此，即使论者证明了东亚经济奇迹得力于儒家伦理，也不能说是推翻了韦伯之论。因为，韦伯所断言的，是儒家缺乏一种将赚钱当作是「伦理上责任」的信念，而非儒家无法产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他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所以很多专业都不能饶过他，所以你们作为马原应该好好了解他，不仅仅听课，要找两本专著看一下。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早年时，韦
第七章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西方人眼中的儒学 本章学习要求: 从古至今，中国就始终处在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儒家思想也一直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变化和发展。特别是自中国的明朝，相应的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以来，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传播，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加速了流传和被讨论的进程。文化的传播通常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虽然，我们熟悉的是自明朝以来就存在着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西学东渐”说，但另一方面，殊不知，“东学西渐”也是从此悄然开始的。 学习目标： 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能够了解儒家思想在西方思想界传播的状况以及对于西方人思想的影响。 学习时数： 建议本章学习时长为2学时 课节安排： 第一节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第二节西方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视频素材 •笔记本 •书签
•学习档案 第一节 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一、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从16世纪末期利玛窦(1552—1610)来华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开始了，这是一次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交流。最早将儒学传人西方的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开始思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调适。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传教士在罗马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 此后，儒家经典不断传人西方。他们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如利玛窦等耶稣传教士来中国后，学习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并由利玛窦于1594年完成了对朱熹注的《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一般认为，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是用来帮助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传教士们能够尽早了解中国的思想，更好更快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到l7世纪末，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十多本中国经典著作的译作。 自利玛窦以后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孔子也被尊为道德与哲学上的最博大的学者。卫方济(1651—1729)译《中华帝国经典》，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可算当时最完备的译本，莱布尼茨等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均受此书影响。白晋(1656—l730)、雷孝思(1666—1735)、刘应(1656—1727)、马若瑟(1656—1727)等人对《易经》《诗经》《书经》和《礼记》等都有研究。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共同研究中国经籍，从中发掘与基督宗教义相合之处并写成《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一书。而使欧洲人较深切地了解中国历史者，主要是耶稣会士的著作，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儒家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逐渐超过中国经典本身。这部分作品因“礼仪
儒家伦理与师生关系 摘要：自古至今中华民族深受儒家文化的阻碍。儒家思想不仅强调“品级秩序”，还强调“仁爱忠孝”，反映在师生关系上是既强调“师道尊严”，又重视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因此，儒家师生之间营造的是一种“有序”而“和谐”、“仁爱”而“忠孝”、“表率”与“效仿”的关系，并通过师生一起尽力来维持这种关系。 关键词：儒家伦理；师生关系；师道尊严；为人师表 一、“有序”与“和谐”的关系 礼乐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思想。“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是自然和宇宙法那么的反映。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而且说：“凡人之因此为人者，礼仪也”。荀子以为“礼”是最大的法那么，“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的外在形式是有“序”的品级制度，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上下区分的关系。孔子教门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为“乐”能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令人民关系和睦、步伐一致、欣喜爱爱、相亲相敬。“礼”的本质是“序”，意味着品级、秩序；“乐”的本质是“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因此，“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前提，孔门师生之间营造了一种尊师重道、“和谐”而“有序”的关系。荀子以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那么法度存”。荀子“天地君亲师”的观点，将师与天、地、父并列，将尊师重道同国运兴衰联系起来，给予了教师权威的地位。在汉代，尊师之风极盛，“君子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那么非臣也；当其为师，那么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因此尊师也”。教师具有极高的权威是因为教师是礼的化身，“礼者，因此正身也；师者，因此正礼也”。同时教师仍是“道”的代表，《学记》把师生礼仪列为“大学之教”的第一课：“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以人为本：中华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 作者：曾根作 来源：《神州·上旬刊》2020年第11期 摘要：中华文明历时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比较它和世界上其他各种文明，包括那些早已中断的古老文明，就理论体系而言，中华文明所独具的以人为本的特质非常明显。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儒家的以人为本思想倡导个人注重自身修养，倡导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成为中华儒家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关键词：儒家文化;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理论体系 儒家学说最早是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其主张宗亲伦常、修身养性、道德规范。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儒家学说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重，以及儒家学派的继承与发扬，使得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仁者爱人源于孟子《仁者爱人》。孟子原文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亲亲为大：父母有慈，儿女有孝，丈夫有情、妻子有义，兄长有爱。弟妹有敬。仁者爱人后来也成为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仁爱的实行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为的，和我们所处的阶级以及地位无关。君子“有均无上，亦无下”，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众生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低之分。这才是真正博爱的体现，和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不约而同。仁者并非只会关爱比自己低下的人，仁者眼中只有靠近仁爱与远离仁爱的人。远离仁的祸害自己与身边的人，贴近仁的人能够成就别人同时成就自己。 上个世纪德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给中国儒学加上一个“儒教”的名称。韦伯认为，儒学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没有神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儒家经典里宣扬的是我们普罗大众的伦理与道德。儒家肯定包括宇宙和人类社会在内的现存世界秩序，俗世中的人应当细心严谨，克己复礼，适应这个世界及其传统习惯，有意识地抑制由狂欢、极乐活动所引发的非理性情感，因为那样会破坏和谐与均衡的秩序。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其伦理观中从来没有原罪的概念，也谈不上什么救赎的观念。应当说，韦伯的上述描述大体反映了儒学的实际。就儒家文化体系整体说来，最为关注的是现实的人而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神，是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社会交往、现实的社会治理，而不是对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与意识世界中的神灵无条件服从和信仰。 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万物之灵？《中庸》说：“仁者，人也。”能够具有“仁”的品格，也只有具备了“仁”的品格，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什么是“仁”的品格？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人，对于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能够做到
大学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大学生读后感|读一本好书读后感|好书推荐 下面是作者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更多大学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请关注读后感栏目。 大学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一】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研究开始于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并且继续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里进行探索。他所完成的那三个主要研究都关注于宗教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社会阶层与宗教理想间的关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 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检验了印度社会的架构，对照了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与非正统的佛教教义，以及其它民间信仰的影响，最后并研究这些宗教思想对于印度社会在现世上的道德观的影响。 《古犹太教》是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第四本着作，韦伯试着解释「各种情况的结合」导致了早期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差距。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als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 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它主要贡献(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阎步克北京大学 第一讲儒生与文吏 本讲目的：了解第一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中国士大夫，在帝制的初期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通过儒生和文吏，了解社会中的某个阶层的兴起与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认识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与中国早期政治体制的关系。 士大夫政治：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起源与战国，战国士阶层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之源。秦始皇对士有过打压，但汉武帝之后，士阶层又重新崛起，两千多年一直是帝国官僚的主要来源。选官制度得到了科举制度的支持。宋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帝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还没有做官居位的学子可以称为士，读了书做了官的可以称为士大夫。 据研究，清朝在19世纪中期获得秀才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大概有110万，加上官僚，家属等，他们的人数有550万，占总人口的1.3%。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同时他们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所以士大夫阶层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所以，士大夫的阶层的主要特点就是既是读书人又是帝国官僚。 士大夫的英语译法：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 Scholar-bureaucrat 学者-官僚 Literati-officialdom 文人-官僚 英语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阶层，能够同时扮演官僚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美国的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序言中，以amateur形容中国官僚。他认为，中国官僚在政务上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包括一些人文知识，会吟诗作画，注释经典，但是这些与帝国的兵刑钱谷行政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好也是业余的，因为他们是帝国官僚。 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政治应该是一种理性行政，或者是合理化行政，首要特征就是专家行政，中国士大夫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拥有这样一群官吏的国度，必定是有什么特殊性的。 文人学者兼为官僚，这种政治形态具有十分的特色。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政治形态。古希腊的思想家并不把做官作为个人追求，古印度的婆罗门阶层掌管宗教文化和世俗刹帝利阶层是两个阶层。欧洲中世纪也存在教会阶层，和世俗政权相分离，所谓上帝的事情
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 ——读马克斯·韦伯之《儒教与道教》 吴帆 M200773689 一、引子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各领域。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即为一本宗教社会学著作，在1904年出版这本书以后，韦伯想进一步探讨世界其他文明体为什么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制度。尤其对于中国——这个黑格尔认为“是一切例外中的例外”的古老国度。1915年，韦伯写作了《儒教与道教》一书，并于1916年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的第41卷第5册上。后来经作者补充、修改收录到《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第1卷中，于1920年，即韦伯去世的那一年出版。 此外，该文还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起收入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延续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思路，研究了儒教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韦伯在本书中先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接着考察了在此社会结构之上被视作正统的儒教文化，以及他所认为的异端文化——道家文化。最后，他将儒家思想（韦伯称之为“儒教”）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得出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 韦伯的这本书，是宗教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亦是西方经典的汉学著作。时至今日，书中的很多观点及其论证引发许多讨论，褒贬不一。读完此书，我想就我的感受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类型”的比较研究 本书一共八章，从结构上来看，应分做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一至四章：在这一部分中，韦伯着重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如没有货币经济和独立的城市，没有发达的法律制度，宗族包揽民间一切事物，中央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在这四章内容中，韦伯开始就从中国的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起
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 【摘要】：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是解释战后东亚经济兴起的理论之一。其引述韦伯理论，认为儒家传统伦理促进经济发展，成就了日本、四小龙等“东亚奇迹”。该学说曾经与“亚洲价值”论、“东方式经营”、“儒商”等论调声息共同，相互援引，流行一时，并引起激烈争论。但其支持者中，随声附和的不少，其感情的认同甚于理性的反思，浮泛的比附多于谨慎的论证，使该学说整体上缺乏严谨的理论建构，持论不够质实，仅仅停留在假说阶段；反对者则多转而把东亚成功归因于制度因素。然而“制度论”与“文化论”只是立论角度不同，本身并不矛盾，所以反对者的“体系外的驳论”，仍无助于揭示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理论内部的不足，相反造成论辩双方的话语错位，没有形成针锋相对的有效论战。正反两方看似分歧很大，其实抑扬同样都有所失当，又合谋霸占了反思的空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阵营应对失措，“东亚模式”也受到学界质疑。所以，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亚洲的问题，也暴露了亚洲研究的问题。而东亚的剧起和顿挫，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高点去反思。经过金融危机，儒家资本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外考察它了。“儒家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系列相关联的“亚洲论述”中的一种。这些论述中，“东亚奇迹”、“东亚模式”、“亚洲价值观”、“儒商”以及“新儒家”等，分别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唯独“儒家资本主义”，参与其中讨论的人不少，而把它本身作
为对象来研究的论著则基本上还没有。本论文拟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作史的回顾，从学术史的角度，出乎其外，作研究之研究。本论文第一章将回顾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历史，介绍其代表人物与著作的观点。“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经营论”等从文化上解释日本成功的论说是该学说的滥觞；西方学者赫尔曼·康恩、麦克法科尔、彼得·柏格最早提出了该学说的一些主张；金耀基、杜维明、余英时海外华人学者则被认为是该学说代表人物。本章还回顾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思潮化”及最终退潮的历程，并把亚洲金融危机当作一个“学术事变”，用来考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应变机制，反思这个名噪一时的学说逐渐沉寂的原因。“思潮化”了的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其学理与价值，构成了一对矛盾。本论文第二章、第三章将考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学理逻辑；第四章、第五章将考察儒家资本主义学说蕴含的价值问题。第二章回顾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韦伯命题”—这个儒家资本主义论既奉为圭桌又试图超越，而被另外一些人视为子虚乌有的聚讼纷纷的命题—在学术史中的各种不同存在。从学术史的新视角，提出“韦伯命题”从无到有、又经过三次变奏的假说。本文认为“韦伯命题”在韦伯本人那里有一个发展过程;到美国学者帕森斯、贝拉师徒那里，又是一变;到了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拿韦伯理论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就不无比附之嫌了。本章通过儒家资本主义学说与韦伯学说的比较，说明了为何儒家资本主义学说没有韦伯理论有说服力的原因。第三章在第二章对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论证逻辑做史的回溯后，以儒家资本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的分论点:“勤俭论”为分析对象，介
生活中儒家思想的例子 引言 关于“仁义”的论著和论文多如牛毛，为什么我今天还讲儒家的“仁义”思想呢?这是因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义”是儒家行为的最高原则。不过，我今天着重说明，“仁义”思想为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通过先秦儒家关于“仁义”的论述，说明“仁义”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紧密相连，以示与西方传统文化的一些区别。 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厘清儒家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并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仁”和“义”这两个概念，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与中国社会及政治制度紧密相连，含义广泛，欧洲语言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概念。拿德语来说，不论是menschlichkeit，还是mitmenschlichkeit, nächste liebe 和wohlwollen都不能单独和全面表示“仁”的含义。不论是用gerechtigkeit 还是rechtschaffenheit 和pflicht，都不能真正让人理解“义”的含义，至少还得加上angemessenheit，verhältnismäßigkeit 和moralische richtigkeit。 今天，我先介绍一下“仁”和“义”产生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史背景，以便我们能更好和真正地理解这两个概念。然后，从先秦儒家的文献中，举出一些例子说明“仁义”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的关系，以便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仁”和“义”的当代意义。 一、“仁”和“义”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那么，怎样才能理解“仁义”的意义呢，我认为至少得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历史和制度背景。 早在三千年前，西周统治集团为了为自己的新政权辩护和维护其统治，就提出了“天命”、“敬德保民”等思想。比如“保民思想”，其逻辑前提是“爱民如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如保赤子”。这实际上就是以后被儒家称谓“仁”的行为。比如，孟子的“仁政思想”包括“爱民”、“富民”、“教民”。除了“富民”，“爱民”和“教民”都特别体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这种家庭式的关系。 所以，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学者用“伦理政治”这个概念来形容这种“家国同构”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制度也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就是西周统治集团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封建制”国家。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体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不同，和三千前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不同。最关键的是，这种体制保持和维护人们的血缘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礼仪制度”。而“礼仪制度”呢，包含了人们之间的亲疏和上下关系，以及人们相应的角色。所以，“礼仪制度”既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统治形式”。简而称之，就是“礼治”(“治”是“统治”的“治”，也是“治理”的“治”)。大家知道，“礼仪制度”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家庭生活中的“冠礼”和“婚礼”，社会生活中的“射礼”和“乡礼”，周王朝下面各个国家之间的“朝聘礼” [2]。“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一方面可以说，人们在践习“礼仪”的过程中融入现存的社会体系中，通过“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并内化大家公认“道德”;[3]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人们在践习“礼仪”的过程中，不断被提醒和意识到自己在等级制度中位置和角色，也即“我是谁”。同时，通过人们的日常进行“习礼”的行为，“礼仪制度”得以产生、再生产、和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