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求学与从军的见闻

抗战时期我求学与从军的见闻作者：魏华王继华来源：《钟山风雨》2015年第05期辗转大后方读书1937年秋，我由淮安中学初中部刚考上了高中部，没上几天学，日军进攻上海，形势危急，江苏各地学校停学，学生解散回家。

日军攻占南京后过江向北边打，到了高邮一带停止北进。

江苏省政府迁居淮阴，形势有所和缓，省府在淮阴安定后，见暂时无战事，而失学青年又多，便决定办中学，利用石湖乡师办第一联合中学，由武海楼任校长，曹衍鲜在盐阜办第二联中。

学生招好，刚开学一个多月，日军又进攻，省府通知学校解散，动员去大后方读书；我一心想读书上大学，将来当工程师，父母也支持我读书，即筹措了100元洋钱给我。

当时中学伙食费每月5元，100元可能是按两学期交的，我很乐观，认为一年时间就可以回来了。

我们先乘船后坐火车，途经徐州正逢台儿庄战役，火车站上运送伤兵忙得不可开交。

忽听防突袭警报声，车停开，我们很紧张，好大一会儿不见动静，车外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走来一大群高级军官，一个中将军衔的人走在前边，原来是李宗仁将军来车站，乘火车去郑，走在他后边的幕僚、卫队有一百多人。

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刚刚的警报声不是敌机突袭，是李将军乘火车采取的保安措施。

行到武汉正逢上“4.29”空战，国民党空军打得非常顽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空前的大捷，武汉人民欢欣鼓舞。

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空战中有两个涟水人，一是吴鼎成，他击落了一架日机；还有一位姓朱，是涟水城人，家中是开百货店的。

同学中有和他们家是亲戚关系的，后来我们还特地到武汉医院看望受伤的吴鼎成。

学校在武汉住没有几天，移到沙市，几个月后，撤到重庆，校址在西毛溪，这里是江防司令部，司令姓李，是个保定军校毕业生，江苏人。

李司令让出一部分司令部的房屋当教室，宿舍不够就住民房。

学校有六个班级，初、高中三个年级，每班60人左右，涟水人不少，学校称江苏旅渝联合中学。

在中学任军训教官大后方四川文化水平比沿海地区低些，高中生水平相当于江苏的初中生，大学招生难。

我们刚升入高二年级就被要求参加高考，江苏旅渝学生无一未考上。

我考上武汉大学，可是上大学要学费，离家千里上哪筹钱去？也没人担保，即使有人担保免学费，书本费也无处来。

能上大学的多是在大后方有亲戚，有人证明担保的。

这时，中央开办军训教官训练班，属中央军官训练团，学杂费全免。

我是不愿从军的，但这时别无出路，就与几个同学相约一同进军训班。

三个月训练结束报送军校，后又转到成都军校16期第3中队，队长唐愚纵。

第二年夏天毕业，见习三个月，原则上分回原籍，因江苏沦陷，我被分配到浙江宁波三业中学当军训教官，这是个教会中学，每天教学生一些军事基础知识。

1941年4月，日军从上海乘小舰艇来攻宁波，因事前没有防备，日军突然到来，吓得老百姓纷纷跑反，我与童子军教员黄建宏顾不得行李，空手跑往金华，在此等差。

乘此时间我到三战区特务团找团长鲁策山，他是涟水人，黄埔7期的。

我见到他时他正在理发，我讲不想当教官，想下部队，他便写信介绍我找师长赵锡田。

我辗转找到赵的防地，正好日军进攻上饶，沿浙赣铁路而来，半夜时分，赵锡田正指挥部队转移，匆忙中看了鲁的推荐信，他说这里没有职位，要干就到下边去当少尉排长。

其时黄埔16期的官职多是中尉排长，邓建东也在此当排长，他要我当少尉排长我便有些不乐意。

回来又到永康树仁中学当教官。

1942年夏，我又参加第19期中央训练全国军事教官训练团（先是叫庐山训练团，后改中央训练团）。

教育长王东原，陈诚嫡系，18军军长；大队长刘多荃，流亡的热河省长，是东北军的。

时间一个月，主要是打气、洗脑。

军训结束回浙江，行至到贵阳，军校同学汤玉凡在军管区管军训，他说何必到那么远，就在这儿，留我在贵阳第14中学当教官。

14中学是原重庆大学附中，学生都是显贵子弟，一式美式校服。

军校补训到89军1943年，总参谋长白崇禧强调：军校生在校不足二年毕业的，一律补训。

于是我又回军校，在成都补训总队学习一年，万耀煌当总队长，军校政治部主任是顾祝同堂弟顾希平。

其时，我见到几个家乡人：刘立卓，在军校高教班受训，他是没有军校文凭的团以上军官；熊介生，涟水城东郊人，文化不高，小时候就很熟悉。

军校附设黄埔子弟中学，多是军官子弟。

教务长是阜宁人，与涟水有渊源，我小时同学殷其藻在这里教书，他的媳妇是军校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的妹妹顾祝英，他与顾家的关系很近。

我是单身，课余常去殷家玩，顾希平的父亲顾龙田住在这里，知道我是家乡人，喜欢与我东扯西拉的，念叨说想要吃家乡的山芋，人老想家，有点糊涂了，后来我去，他见面就说：“你怎么不带山芋给我吃。

”我说：“相隔千里，我去哪里给你弄涟水的山芋。

”军校学习要结束时，殷其藻说：“你不要去当军事教官，教学生军训没意思，下部队去混个一官半职。

”我也的确不想再做军训教官，当孩子王了，就请他找顾希平说情帮忙，没有多少天，他说搞定了，分配我去89军。

89军军长顾锡九是顾祝同的侄儿关系，他打了招呼，我就很顺利地到89军任职。

在豫西对日作战1944年9月，我从成都军校补训结束去89军，同去的有陈耀，南通人，我们到宜宾乘船沿长江到重庆。

飞机票只有一张，陈耀先走，我乘汽车到西安，转到龙苴寨，队伍正好出发，穿过秦岭山区到安康抗口镇，89军此时驻在陕西安康整训。

89军是抗战时期由江苏省保安团整编的部队，隶属于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后在苏北国共摩擦中损失颇大，1944年春，调河南转隶汤恩伯部，参加豫中会战。

在河南漯河与日军作战损失较大，其中33师损失最大，新1师次之，62师是外围，损失不大。

1944年9月编制调整，原辖的117师、33师被划拨其他部队，所属新1师、20师、暂编62师，新1师由汤恩伯部的13军调来的，武器都是德国装备，兵额满员，战斗力强。

暂编62师，是地方保安队升编的，战斗力不强。

89军在安康整训到1945年三四月间，日军发动豫西战役，89军奉命参加豫西会战，调到陕豫边境执行防御任务。

军部进驻地处汉水的白河县，3个师守御在陕豫边境线上的紫荆关、西岳口。

这时我调任军部上尉参谋，负责军部与各师的通讯联系。

作战室安置在白河中学的一幢楼上。

我一人看守电话机，有专线通往各师，每天的电话很多。

作战科长姓黄，住在值班室隔壁，中间有一小窗子。

每天晚饭后，他就递烟给我抽，还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我不抽烟，且一向厌恶抽烟，小时候母亲抽烟，有一次半夜我起来解手，见屋里烟雾缭绕，蚊帐已点燃，再迟些就要酿成大火，因为此事我尤为讨厌抽烟。

黄科长可能怕我夜间一人瞌睡误事，要我抽烟提神。

我感到却之不恭，就学着抽，一支、二支，时间长了，我想不能老抽人家烟啊，也买一包烟回敬他，一来二往染上了抽烟的习惯。

89军参谋长是周伯道，副参谋长路际云。

这两人都是阜宁人，路际云是从汤恩伯新1师过来的人，部队作战多是他指挥，他年轻有魄力。

军长顾锡九逢人说话三分笑，不像一个军人，却像善应酬的生意人，部队的事务他也不多管，尽交与参谋长过问。

日军进攻势头一过即退却，我部向日军发起进攻。

日军一个中队坚守一个山头，我部上去一个营，又加至一个团也没有将日军阵地攻下。

我军战斗力差，无重武器，又是仰攻，多日不得手。

我军有山炮营，其实只有一个机炮连，3门平射炮，没有山炮。

军部多次打报告，上级允诺拨发，可是长时间没有踪影。

因89军不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他根本不想调给。

拥有实力的胡宗南部队主要对付北面中共中央延安，装备也不愿拨付。

山上防守的日军很顽固，当我们前进到100米之内，才开枪射击，日军的工事坚固，居高临下，枪法又很准。

攻击部队只依靠步枪冲锋，连助攻的飞机也没有，仅是侦察机，不能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因此伤亡很大。

一次，我方的侦察机被日军击中，飞行员跳伞逃生，救回后我们还在军部招待过他。

战斗持续几个月，日军打不过来，我们也无实力打他，双方小打小敲一直打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我方派人接收这股顽固的日军，发现鏖战多时的日军，兵员不足一个中队。

想想真是可笑，一个军的部队攻一个中队守备的山头，几个月都没有打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太差。

89军准备去受降，行至半路却传来消息：89军没有受降任务，由第五战区李宗仁派人来受降。

听到这个消息，军部上下十分生气：与日军打这么长时间，受降都没资格，却由远在襄樊老河口李宗仁部来受降。

但军令如山，部队只得回头，到鲁师驻扎，准备缩编。

抗战后国共和谈，89军奉命撤消，新1师改番号为新1旅，隶属川军整7师，师长廖煌。

33师、62师也调补其它部队。

军长顾锡九与赵锡田竞争整编第3师师长职位不得，任副军长，消极未到任，赋闲多日，后到武汉新兵训练处当编练处长，训练新兵。

我刚到89军时，顾锡九忌讳人说有家乡观念，叫我报外地籍贯，不说是涟水人。

当时89军军部涟水人很多，即使不是涟水的，也是淮盐一带人。

他离开89军我们也想走，他说：“你们都走了不好看，以后有机会我找你们。

”于是，我就在新1旅继续留任。

1948年，顾锡九到南通绥靖区当副司令长官，需要一个负责后方勤务的人，就想到他的老部下参谋长唐愚干，邀他来。

唐说：“在这里我无熟人，要魏华跟我去。

”顾锡九自然同意，唐即随他从西安到上海至南通，到61兵站任职。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