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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近年来，社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并发展壮大。
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
本文将探讨社会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其对社会、经济及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首先，通过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在社会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
传统商业企业往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社会企业则将社会问题作为核心使命。
例如，一些社会企业致力于教育领域，提供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改善教育不平等问题。
社会企业还关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残疾人支持等各个领域。
通过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帮助改善社会公平性，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社会幸福感。
其次，社会企业对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影响。
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创新与创业。
社会企业通常采取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注重资源利用的效率与可再生性。
这种商业模式引导了社会企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从而使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更加环保和社会友好。
此外，社会企业的成功创新案例还激发了创业精神，激励更多的人参与社会企业的创业活动。
这对于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社会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注重环境保护，致力于减少对环境资源的消耗与污染。
例如，一些社会企业致力于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提倡循环经济模式，倡导绿色出行。
这些举措减少了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减少了环境污染，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社会企业以环境保护为核心使命，引领着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一方面，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充足的财务支持和市场认可。
另一方面，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力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和扩大影响力。
综上所述，社会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通过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改善了社会公平性，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我国企业制度的变迁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民营企业，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对企业制度带来了改变。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
一、民营企业时期20世纪初，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民营企业开始兴起。
这是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企业制度的起点。
民营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面对来自欧美国家的强势竞争，企业制度需要进行创新。
在这一时期，企业规模比较小，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简单，企业家个人在企业经营中起主要作用。
二、计划经济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营企业被接纳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入到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
在此期间，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企业制度也由此变更。
企业制度亮点有以下几点：1、国家为主导，国家有绝对控制权，并享有企业所有权；2、职工不再是企业主人，成为设计方案的执行者和生产经营的执行者；3、企业管理者由国家任命，执行国家指导方针。
在这一时期，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国家政策和规划在经营和管理中进行强制性约束和引导，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更为集中、统一和垂直化。
三、市场经济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型。
企业制度也在逐步地改变。
1、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深刻改革，增加了社会机制在国企治理中的作用。
实行股份制改革，让经营管理分离，形成“公司化、市场化、现代化”的新型企业制度模式，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和手段。
2、外资企业的兴起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形成了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三种经营模式。
外资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管理方式的引入和传播，推动和塑造中国市场绩效、企业战略和管理方式。
3、发展中小企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中小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制度更为完善。
通过以上三个时期的对比，可以发现企业制度变革的趋势是多元化、市场化、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企业制度的变革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逐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社会企业的概念及特点社会企业是指以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的企业形式，其特点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和环境性。
经济性体现在以盈利为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社会性则体现在为社会服务、落实社会责任，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团体利益；环境性则体现在对于环保、可持续性等方面的关注与实践。
社会企业的特点包括三方面：首先是社会目标导向。
社会企业的目标是社会效益，而非仅仅是经济效益；其次是运营方式的创新。
社会企业主张利用创新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来实现社会目标；最后是落实社会责任。
社会企业强调其在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仅仅关注股东利益。
二、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及面临的挑战近年来，社会企业的发展日益壮大。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开始涌现，尤其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企业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公益、环保、教育等传统领域，还涉及到新兴领域，如社会医疗、乡村振兴等。
然而，社会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
首先是资金问题。
相比于传统企业，社会企业通常面临资金来源的不足，导致其难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是组织架构问题。
社会企业的组织架构通常更为复杂，带来了更高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管理成本；再次是监管问题。
社会企业通常涉及到多个社会领域，其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可能会给其运营带来不确定风险。
三、社会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解决，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例如，以环保为出发点的社会企业，通过研发环保设施、提高产品绿色指数等方式，有效改善环境质量，为人们创造了更健康的生活环境。
2、促进创新发展。
社会企业的出现，旨在解决社会问题，通过创新的社会业务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有效促进社会的创新发展。
同时，社会企业的定位使其沉淀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有效地被使用于社会的研发、教育等领域，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
国企的发展历程国企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之初。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国企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主导角色。
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改革，使其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此时期的国企发展真正体现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
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市场变化的影响，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面临着许多挑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引进外资、上市等手段来推动国企的发展。
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渐发展起来，开始适应和应对市场竞争的压力。
国企的一些行业之间私有化和股份制改革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
进入21世纪后，国企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要求其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公平和透明，同时通过创新、技术升级等方式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国企也积极推动并参与投资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企的国际竞争力。
如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和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些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
国有企业也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国家构建起了绿色经济体系。
然而，国企的发展历程也面临一些挑战。
在市场竞争中，国企需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激烈竞争，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此外，一些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管理不规范、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内部改革。
总结起来，国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作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
国家在国企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国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改革措施。
未来，国企需要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企业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也逐渐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社会企业，则是企业中具有一定特殊性质的组织形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服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社会企业的出现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篇文章将从三个方面阐述社会企业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
一、社会企业能够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作为一个优秀的市民，企业肩负了促进社会发展、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使命。
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每年高校毕业生的增加，导致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而社会企业的出现，为改善这种情况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社会企业是为了社会服务而生的企业组织，其经营模式与传统企业有很大不同。
社会企业所走的是本质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导致了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更加多元化、灵活。
社会企业不仅依赖于市场的因素，而且也依赖于政府或民间捐资的支持。
因此，在社会企业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
那么社会企业又是如何带动就业的呢？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组织结构不仅仅是为了商业发展效益，还应该多考虑社会效益。
社会企业通过为社区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服务，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展现了社会企业的价值。
这些新兴的社会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进一步为社会发展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由于社会企业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社会企业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企业能够促进社会创新，推进社会进步。
社会企业的出现并不止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企业的定位是社会性企业，其发展方向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创造持续的社会价值。
社会企业以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传统的公益性组织通常依赖于政府拨款或民间捐款，这种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而社会企业则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前提，以提供解决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
试论新形势下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机遇及挑战【摘要】社区社会企业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决社区社会问题的一种新模式在欧美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对政府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社区社会企业又将遇到怎样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社区社会企业；机遇；挑战社区社会企业，顾名思义，就是立足于社区的社会企业，它是以社会责任为使命，以商业运营为手段，同时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从而达到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
当前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强社会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将有力推动宏伟目标的实现。
一、社区社会企业的兴起以及在我国的实践社区社会企业在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等西方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解决贫困、疾病、环境污染等问题上显示出独特而有效的解决能力。
比较成功的案例有：1990 年启动的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海滨小城怀特港的“怀特社区信托基金”项目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与职业培训，最终帮助一个衰退的老港口和煤矿城市重现生机；美国的卢比孔项目在回应弱势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保障社区安定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意大利最大的合作社南斯洛对社区弱势群体进行照顾与培训、社区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英国的《大问题》杂志社，将杂志经营利润让利给销售者（都是失业或流浪人员），通过低价提供杂志，为51000个无家可归者提供了自立生活的机会，让弱势者有尊严地生活，从而维护了社区的和谐。
同样，在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社区社会企业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动，并逐渐兴起。
所以，社区社会企业对解决社会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国外理论界对社会企业长达10多年的理论探讨为我们勾勒出了社区社会企业的概貌，英国、美国、德国和香港等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的有力支持机制是社区社会企业成功的重要基础，创业教育体系是推动社区社会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造福于国民的理念是社区社会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社区社会企业有为社会的根本方法。
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摘要：中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政府包揽、“差序格局”、非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模式，因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遭遇严峻挑战而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进程。
这种转型因适应了社会变迁的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业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由于实际社会工作的制度惯性与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不足，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尚存在着两种模式并存、过渡性、不平衡性和民间组织发育不良等问题。
中国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在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国际通则、克服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模式转型发展一、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研究的意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有着许多面孔的综合助人专业，它同时具有实践、专业和制度三个层次的意义。
[②]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
社会工作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制度设置。
社会工作强调提供服务、解决具体问题，是整个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层面，它直接决定了社会福利制度目标的达成；其次，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活动，具有实践属性。
西方社会工作，最初起源于XX团体和上层人士的慈善救助活动，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在现代社会仍以其助人活动发挥了巨大功能，在实务领域，社会工作包括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一系列的实践方法，社会工作之所以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也是由其实践取向决定的，没有社会工作的助人行动，社会福利资源就无法通达地输送到社会成员那里；第三，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具有完整而科学的专业体系，包括专业知识、专业伦理、专业团体和专业技能等。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结果，西方社会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对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慈善救助活动无法适应这种要求，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随即趋于专业化。
本文主要立足于社会工作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其它两个方面则较少涉及。
制度（Institution）是新制度主义的基本X畴。
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是一系列被设计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X”。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模式时立荣徐美美贾效伟2012-8-7 15:07:02 来源：《东岳论丛》2011年第9期【内容摘要】自建国以来,我国产生并存在着较为丰富的社会企业性质的组织形式，从建国初期的“以工代赈”组织、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福利企业到改革开放后的街道、企事业单位办社会福利企业、为应对下岗失业问题而出现的灵活就业企业、非正规就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城市住宅合作社及创业型社会企业等。
虽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它们表现出不同形式，也没有被称为社会企业，但共同具有社会企业属性，可归纳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性生产企业、社会事业服务性生产企业、生产自救性的企业、社会改造性生产企业四种模式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创业型社会企业和企业投资型社会企业模式。
这个结论纠正了国内外学界认为社会企业是国外的专利的认识误区，为深化新时期我国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研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社会福利生产单位社会企业模式社会企业在国内的研究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学界和实务界就社会企业的核心特征已经达成共识，一是社会公益性，指所从事的事业带有经济性和社会福利的性质[i]；二是实体经营性，其产品和服务可以依靠自身经营从市场直接获取经济收入；三是就业导向性；四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的取向。
国内学者通常会认为社会企业是来自国外的一种制度创新[ii]。
但实际上并不尽然。
本文将从建国之初论起，以社会企业的概念、特征为准绳，寻找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企业的足迹，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社会企业的发展模式。
一、建国之初社会企业的萌芽与雏形（1949-1955）1.由“生产自救”指导方针到“以工代赈”的具体劳动组织方式（1949-1951）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时，城市里存有大批等待救济的贫民，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在国家福利资金配置短缺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针，即吸收大批失业贫困人员参加国家举办的市政建设工程，例如：疏浚河道、修路等。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很多人的生计问题，而且许多市政建设工程也得以迅速完成，形成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例如：长沙市从1950年到1952年共组织了4.74多万名失业贫困人员参加这种建设工程，共发放工资100余万元，解决了约20万人的生活问题[iii]。
其他城市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及社会效应。
可见，当时的“生产自救”针对的是城市贫困问题和失业问题、采取“以工代赈”临时性的组织劳动生产方式去解决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但这种临时劳动组织的性质兼备了经济和社会双重性，它开辟了以生产自救方式解决某些救济对象生活出路问题的途径，实则是就业型社会企业特征的表现，因此，可视为社会企业的萌芽。
2.从“以工代赈”组织生产方式到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1952年-1955年）“以工代赈”的这种生产大多是季节性、临时性的[iv]。
从1952年起，一些城市的政府开始组织由烈军属和城市贫民参加的手工业或小型工业生产，其中有缝纫也有打石、采煤、饲养及围绕国营企业的加工生产。
1953年，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肯定了这种作法。
1954年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再次强调该问题，随后，内务部、地方工业部、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联合发出《关于建立城市烈属、军属、贫民生产和教养机构生产的联合指导机构的通知》。
据统计到1955年底共有40.4万烈、军属和贫民包括残疾人参加了以生产小组、工程队、合作社和小型工厂等各种类型的生产单位。
当时的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v]：一是由政府以优抚救济事业费或社会捐献的地方优抚基金投资开办的工厂。
由民政部门直接领导和管理，其中有些规模较大的单位完全使用机器生产，规模较小的是手工业、半手工业作坊。
二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生产单位，一般由烈、军属自己集资筹办，政府在资金、业务管理、原料供给和产品推销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职工自己实行民主管理。
三是临时性或者副业性质的生产小组，它的组织形式不固定，业务不经常，人员多为老、弱和有家务牵累的妇女。
四是商业性质的单位。
多是由政府投资，吸收部分烈、军属经营的商业或由他们集资经营的商业。
城市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具有就业加福利导向性特征,是我国首个被国家承认并列入地方生产计划的社会企业组织形态；从单纯的临时性、季节性“以工代赈”生产方式到四种类型的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形式，标志着具有社会企业典型特征的组织形式的初步形成。
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企业的实践与发展（1956—1978）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铁饭碗”和“包分配”的计划就业体制，对单位外未就业人员（数量极少）、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则实行民政福利，这样的条件催生了社会福利企业。
1.社会福利企业——典型的就业型社会企业的出现与发展(1956—1960)社会福利企业的产生过程。
1956年1月，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给李富春副总理的信中提出，要求各地承认民政部门领导的这些城市烈属、军属、贫民生产单位，在生产计划上纳入地方的经济计划，待遇按社会福利性质的合作社执行，他在信中还提出了将这些生产单位逐步转为残废者合作社的设想[vi]。
1956年后民政部门对自救性生产单位进行了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把相当一部分改变为专门安置残疾人的企业，也就是后来的社会福利企业。
1956年7月，内务部发出了《关于整顿和组织城市烈属、军属和贫民生产的通知》明确指出凡是主要由半劳力、辅助劳力、家庭妇女和老、弱、残废人员组成的加工服务性生产和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归民政部门领导。
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8 009个，参加生产人员达到58万，全年生产总收入为1.59亿元[vii]，全国福利生产单位共有资金1 777万元，其中政府以优抚救济费投资465万元，占资金总额的26.15%，群众自筹资金52万元，占资金总额的2.94%，历年生产累计1 260万元，占资金总额的70.91%[viii]。
1958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民政会议明确指出：“组织社会保障性的福利生产，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福利事业。
”自此，社会福利生产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内容、经营方针和分配原则等也逐步明确，组织福利生产已由大、中城市发展到城镇，一些地区的农村也开始举办小型的福利生产。
1960年，随着城市实现人民公社化，街道上有劳动能力的优抚救济对象大部分都参加了公社的生产。
因此，第六次全国民政会议及内务部决定：民政部门在举办社会福利生产方面，除应继续办好改造性生产和一部分自救性生产外，主要应办好安置残疾者的生产和为残废者制造生产工具及生活、文化用品的生产。
许多地方的民政部门把原有的自救性生产单位规划改造为安置残疾人和为残疾者服务的生产单位。
可以看出，1956年后的几次调整民政部门都把相当一部分自救性生产单位改变为专门安置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形成了后来的社会福利企业。
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生产单位有四类：一是社会保障性的福利生产。
主要是指盲人、聋哑人和其他残疾人参加的生产；二是为社会事业服务的生产。
主要是指假肢工厂，聋人助听器厂等等；三是生产自救性的福利生产。
主要是指以烈、军属、城镇贫民为主组织起来的生产自救性质的福利生产单位；四是社会改造性的生产。
即原来的游民改造农场或工厂，收容安排的多是不务正业或被单位开除的人员、不从事生产到处流浪及刑满释放人员[ix]。
这些形式在后来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和社区就业型组织中都得以反映。
2.社会福利企业在发展中遭遇的曲折（1960—1978）1959-19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许多地方的街道办事处或街道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过多地从各福利生产单位中抽调资金，还无偿调拨福利生产单位的物资、设备，用来开展街道福利事业或支援其他单位，致使一些福利企业严重亏损或倒闭；有不少地方甚至把合作社福利生产单位无偿地改为地方国营。
紧接着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由民政部门主办的大部分生产单位都交给了工业部门，仅保留了一些盲、聋、哑、残职工较多的单位，从这以后，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工厂便以安置残疾人为主了。
到1961年底，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共只剩下1 364个福利生产单位，12.4万名职工，还有许多单位供销没有保证，生产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
福利生产的萎缩使盲、聋、哑、残人员的安置问题又变得突出起来，一些社会问题凸显。
从1963年开始，全国许多省市又相继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社会福利企业，使矛盾有所缓解。
1964年和1965年，政府相继发出了两个通知进一步重申了党和国家对福利生产的扶持保护原则。
“文化大革命”使全国许多福利生产单位被迫“交厂”、合并、搬迁、代管、撤销，大批残疾职工重陷窘境，有的甚至走上绝路。
从1969年内务部撤销到1978年民政部成立，全国的社会福利生产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到1977年，全国县以上民政部门办的生产单位已由1963年的1371个减少到766个，共减少了44.6%。
[x] 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几乎停滞。
可见，政治运动对社会福利企业的影响巨大。
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企业的发展（1978—至今）1978年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社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社会福利企业的恢复、稳固与发展1978年民政部成立之后，国务院批转了民政部将安置盲、聋、哑、残人员单位收回来的建议报告，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1982年针对社会福利企业在生产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民政部进行了一年多的整顿，使全国大部分福利企业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到1982年底，全国县以上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工厂已达到1602个，职工总数为18万余人，其中盲聋哑残人员6.4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35.6%，占生产人员总数的41.3%，[xi]工厂亏损面和亏损额减少。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模式也由行政化向市场化企业化转变。
1985年初，各地民政部门对所属福利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鼓励企业化管理。
如辽宁、北京、天津等地开始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和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1985年民政部的“大连会议”指出，社会福利工厂虽有其特殊性，但从本质上属于“企业”范畴，企业是其基本属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企业化管理的道路，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发展和巩固社会效益的前提。
这是对社会福利企业的本质性认识，是一次认识的飞跃，它导引了社会福利企业去行政化改革。
此后，民政部门不再直接经营和具体管理企业，职能转移到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上来；福利企业变行政管理型为经营服务型；试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严格利润分配使用对福利企业创造的利润原则上不参加分成，全部作为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福利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