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论文：研究《当代社会语言学》的评述与主要观点

研究《当代社会语言学》的评述与主要观点一、引言社会语言学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作为当时新兴的学科，它所针对的主要是 20 世纪的语言学主流---索绪尔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等奉行的“语言同质论”.许多语言学家，尤其是拉波夫（ Labov）及其追随者将语言视为“有序异质体”,[1]并在此理论指导下展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

这些研究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从而使得“社会语言学”逐渐成为语言研究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开始引入这门学科。

一开始只是翻译一些西方的社会语言学论文，不久也有了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专着，如陈原的《社会语言学》，[2]但该书内容主要从词汇看文化，更多的属于我国“文化语言学”的范畴。

可以说，社会语言学走入中国，初始阶段还只是零星的、模糊的，这一局面直至徐大明等人合作的《当代社会语言学》[3]（以下简称《当》）才有了很大的改观。

《当》对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非常清楚的梳理，并对其基本理论、重要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一些着名的研究案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分析，可以说，这本书让我们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印象一下子完整清晰起来。

《当》的作者徐大明、陶红印和谢天蔚都来自中国大陆，但他们合作此书时都已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学习、工作多年，对西方语言学非常熟悉。

《当》就是作为《当代语言学理论丛书》中的一本而出版的，而这套丛书的编写目的，犹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就是“有系统、有深度地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3]《当》出版以后，广受学界赞誉和引用，迄今已出版了 3 次，分别为 1997、2004、2012.每一次出版都融进了社会语言学的最新发现，尤其是作者自己最近的研究和思考，可谓与时具进。

可以说，《当》不仅在中国引入西方社会语言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一直紧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进程，在中西社会语言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推动了社会语言学整体的发展。

本文将结合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实践，再回过头来对照《当》这本书，就其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述，或许从中能够得到对于我国社会语言学乃至语言学的发展有益有启示。

二、《当代社会语言学》内容概述《当》全书共分九章，大致如下：第一章，绪论。

简略地介绍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程，通过阐释语言与交际，来重点强调语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提出了语言变异与变化、双言制和语言接触等概念。

第二章，关于语言使用的研究流派和方法。

从语言使用规范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阐述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和群体如何使用语言。

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研究、互动社会语言学、社会化的语言习得以及话语分析学派，是把语言行为作为社会行为来研究。

虽研究重点不同，但指导思想都认为语言和人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

第三章，语言变异与语言变体。

本章以拉波夫纽约市调查来说明语言变异、变体和变项，进而介绍了语言的类型：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和功能变体，以及语言变异制约因素是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等，从而否定英国伯恩斯坦（ BasilBernstein）关于语言变体有优劣之分的观点。

第四章，语言变项的描写和研究。

主要介绍社会语言学是以怎样的方法研究语言变异的，该章首先从“变项规则”和“定量研究”这些方法论的东西谈起，还结合具体的案例，尤其是结合本书作者之一的徐大明领导的“昆都仑言语社区调查”,对语言变异研究的过程，如任何确定语言变项，如何收集并分析语料等进行了非常完整的说明。

第五章，语言变化。

本章主要阐述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化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成果。

与传统的语言变化研究所不同的是，社会语言学以“进行中的语言变化”为研究对象，对其变化的内外条件，尤其是社会动力、社会效应进行重点研究，藉以弄清语言变化的原理或机制，从而达到“用现在来解释过去”的目的。

第六章，语言接触。

上一章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同一个语言系统内部某些语言项目（如语音、词汇或语法形式等）是如何变化的，而本章所针对的则是不同的语言系统发生接触时所发生的种种语言现象，如语言的借用与混合、选用、语码转换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就变异理论与语言接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第七章，语言规划。

如果说上两章探讨的主要是语言系统内容的，属于微观社会语言学，那么本章探讨的则是语言规划，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内容。

本章主要介绍了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过程以及语言地位的规划等，不仅配有大量的实例，还有关于语言规划的理论思考。

第八章，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语言学从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应用性和现实性。

经约半个世纪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已经在法律、医学、行政文书、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九章，结束语。

本章主要是针对上述几个章节的总结与思考，重点强调了“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的重要性，这不仅是社会语言学之所以为社会语言学之所在，也是社会语言学之于整个现代语言学的贡献之所在。

最后，作者还特别介绍了“言语社区理论”,试图以此统领整个社会语言学研究。

三、值得褒扬的观点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结构；二是社会语境。

研究语言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探索语言的社会意义，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要点问题。

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围绕着“社会与语言”以及在社会环境中引起的“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变化的社会中变化的语言。

赫德森（ Hudson）在区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时指出：社会语言学是“联系社会研究语言”.[4]4在介绍分析社会语言学理论成果及核心内容（语言变异研究）时，始终围绕语言和社会。

从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以来，各种研究理论都证明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和组合的工具而产生和存在，无社会就无语言，这更强调了社会的重要性。

而笔者认为当代社会语言学家苏珊·罗曼（ Romaine）说的更确切，他指出，不仅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语言。

没有共同语言的社会很难想象是怎么运作。

[5]1. 语言与社会不可分割地贯穿全书。

从开篇阐释语言与社会交际，并用语言变异变化理论来阐述了，社会的变化导致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又影响着社会。

Firth 指出，交际是社会一部分活动，社会语言学从交际功能观点来研究语言。

[6]《当》详实地阐述了语言中五种语言研究领域（也即五种行为） ,再次来证实语言与社会的不可分。

人们通过语言记载来了解社会的内在规律，而研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才可以真正地去理解语言。

语言纷繁变异的最主要原因是语言必存现于纷繁变异的社会组织中。

徐大明说：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它的社会性，所有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包含着语言变异。

[3]64确切地说，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项的研究一定要联系社会因素。

不同的国家不同类型的社会蕴含不同类型的语言，故而通过一定特点的语言总是追随着一定特点的社会，并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语言现象。

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语言变化时发展时，一定要放在该国家社会的实际语境之中。

语言的变化需要社会提供一定的动力支持，反之，语言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效应，如影响黑人与白人英语地位的变化，进而影响黑人与白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3]116社会的分化引起语言的分化，进而促使了语言接触，语言的借用和混用也依据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语言环境。

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同样强调了是一个作用于语言的社会活动，对语言进行规划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变化中及时地调整语言活动。

总之，《当》在根本着眼点--- “社会与语言”,是十分明晰和正确的，未有失偏颇。

2. 在编书原则上，遵守了以介绍美国语言学理论为主，徐大明等人在《当》中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语言学优秀成果，如拉波夫纽约市调查及马萨葡萄园岛调查、费希曼的“语域理论”等；但同时徐等人也遵循语言需要面向社会现实和理论在汉语应用的原则，他们把西方变异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中，在本书中增添了中国地方语言中包头市昆都仑言语调查和新加坡出租司机词语选用情况的真实案例来阐释和检验，把国外语言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此外，徐等人在对外国理论的继承基础，并着眼于中国的语言现象，找到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新方向，如城市语言调查等。

3. 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语言变异研究。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认为语言是一种自足的同质系统，一种同质系统被打破就会调整成另一个同质系统，语言变化研究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的同质系统之间的差异。

[1]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创造了“共时”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解释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

在对社会语言的研究中，他更侧重对人们生活语言的共时研究。

在忽略时间变化对语言影响，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这种静态研究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在随即发展的社会语言学发现对动态语言的历时研究也举足轻重。

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时就把共时和历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共时的变异或差异中观察历时的变化，并结合地质学的理论提出了“年龄级差” 的变异观点。

后拉波夫老师文莱奇（ Weinreich）为主的学者提出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体”,[7]在随后的几十年对语言变化变异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具体详细地阐述语言变异、变项、变体等，并证明通过研究“进行中的语言变化” （ changein progress）可以解决语言学中久而未决的一些问题。

同时，用语言变异理论来审视文字规范的问题，既对群众性语言变异的成因和过程提出了理据性的解释，同时还通过调查为文字规范工作提供了多重事实依据。

此外，在本书中增添了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言语社区理论”.[3]220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中的语言”,因此关注“语言的社会环境”是不可缺的。

“语言的社会环境”包括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语社区”.[8]123言语社区是社会化言语互动的产物，社会语言学调查的基本单位是言语社区，并在理论成果上确定“社区第一位，言语第二位”.可以说，这一理论把语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研究，这有利于把语言变异的研究与形式语言学的研究有机地连接起来，有利于把社会语言学各学派、各分支统一起来。

4. 杨立斌一文中认为第五章“语言变化”中第二、三、四节可以归为一节。

[9]319对此，笔者比较支持徐等人的观点，“条件”和“动力”都是语言变化所需要的，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但实则不同。

书中用了拉波夫的马岛方言研究和纽约调查来说明，语言结构的变异形式提供了变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但一个变化的启动和发展总需要一股相当强劲的社会动力。

也可以这样说，条件是前提，动力是关键，社会效应是结果。

纽约市卷舌调查证明，广大的群众要有攀登社会阶梯的现实途径，这是语言变异的条件，而人们在行为上有效仿另些人的强烈动机和意识，这就是社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