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引言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从实体、程序上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期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解决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问题。该制度正式确立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新颁布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没有新的变化。虽然随后颁布的一些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一些细致的规定，但仍不足以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一些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造成实践中出现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创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预期的目的没有很好的实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学者对该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了种种建议，但也有人对制度的价值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应当逐步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虽然该制度立法上内容欠缺，实践中问题凸现，但同时又能解决大量犯罪行为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快捷解决纠纷，调和社会矛盾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笔者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如果能对该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将更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全文共9600字。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立法的简单、笼统导致法律适用上产生大量冲突、混乱，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 理上无法可依，理解掌握不一致，而司法解释不但没有解决好以上问题，又带来了新的困惑。 1、受案范围不明确。 虽然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界定，但对“物质损失”之含义以及内容的理解分歧仍较大，当事人的理解不一，法院在受案范围的掌握上也各有不同。有的法院除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予以受理外，对造成财产损失的一律拒之门外，有的法院在受案范围的把握上则相对宽松一些。 2、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范围的理解不同。 有的审判人员认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只能是直接被害人，有的审判人员认为还应该包括法律规定的间接被害人，有的审判人员则认为一切因受犯罪行为牵连而遭受财产损失的人都是适格的原告人。在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理解上，有人认为只限于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有人认为还应包括虽未犯罪但参与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致害人，还有人认为应包括刑事被告人的近亲属等等。 3、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不明确，与一般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一致。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规定，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赔偿。有学者认为这只是授权性规范，并不是禁止性规范，从这一规范中并不能推导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得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的结 论，精神损失仍属于赔偿范围。① 继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不予受理。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解释。因此，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4、滥用诉权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法律规定不收取诉讼费用，在实践中，不但有些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的被害人纷纷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是属于受案范围之内的被害人也常常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或者要求赔偿与案件没有直接联系的物质损失，其中更是不乏个别漫天要价者。推测这些当事人的想法，大概以为要求的越多，自己实际得到的就会越多，颇有些讨价还价的意味。总之，要求多少也不会交一分钱的诉讼费。 5、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模式广受质疑。 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绝大多数是在庭前进行，只有调解不成的才会与刑事诉讼一同开庭审理。很显然，庭前调解无法建立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而且，在调解过程之中，双方当事人也很难处于平等地位，其调解是否

①刘金友、奚伟著:《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真正出于自愿，很值得研究。再者，法官在诉讼中既是调解者又是审判者的双重身份，也使得“以判压调”现象突出。故即使调解率很高，也让人们怀疑这是否是当事人的真实想法，该结果是否真正能够体现法律的公正。 6、赔偿与量刑关系的掌握比较混乱。 固然“犯罪后的态度，反映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因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例如，有的人犯罪后坦白悔罪，积极退赃，主动赔偿损失，有的罪犯最后却负隅顽抗，隐匿赃物，要挟被害人，这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不同，在量刑时必须予以区别对待。”② 但是，“以罚代刑”、“以钱易刑”等负面评价也非常之多，如何对赔偿与量刑的关系进行准确定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不当吸收，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7、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较大争议。 据笔者了解，实践中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寥寥无几，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享受何种权利、承担怎样的后果，实践中如何操作等都没有具体规定，理论界存在争议，实践中也乏例可陈。 8、审理期限较短，不利于案件的处理。由于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应当适用刑诉法，故在审限上适用的是一个半月的审理期限。出于各种原因，很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难以在此期间审结。为了

②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页。 案件的实际效果，实践中有的法院同检察机关协商，要求其向法院申请补充侦查，以达到延长审限的目的，此举颇有“曲线救国”之意味。但是，案件基本事实已经查清，仅仅为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而申请补充侦查，并不符合检察机关申请补充侦查的立法本意。③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完善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不少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理论界有不少建议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呼声，但笔者认为，此制度本身还是具备积极意义的，其体现出来的一些弊端并不应成为舍弃它的理由，而是应该通过不断的修改和补充，趋利避害，使之能逐步完善和适应实践的需要，待条件完全成熟以后再对其综合考量进行立法上的改革。 （一）赋予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 “先刑后民”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一贯顺序。当私权受到犯罪行为侵犯的当事人要求司法机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先刑后民”的观念会使司法人员有理由认为刑事侦查或审判尚未结束，从而拒绝保护私权。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案件久侦不决或者久审不决，会导致失去挽回损失的宝贵时机，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④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公权优先并且允许私权适度自由的前提下，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

③参见龚德培、彭正：《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质疑》，《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一期。 ④参见杨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探讨》，《政法学刊》，2004年第二期。 人以及法院诉讼程序的选择权，使刑事损害救济途径多元化。当事人的起诉选择权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前或者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允许当事人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的救济途径。建议将立法上有关于此的部分修订为: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出，也可以向民庭单独提出，如果当事人选择了民事诉讼或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则上不得反悔。这样，就将提出民事赔偿诉讼的时间扩大到刑事案件立案前后，为案发后及时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提供了法律支持，必将有助于减少附带民事诉讼的“空判率”与“缩水率”。此前，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00条的规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先予执行或者驳回申请。”但民事诉讼法规定:先予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事实是，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之时，往往距离案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即使采取先予执行的措施，被告人的家属如果想转移财产，此时恐怕早就转移走了，因此，先予执行的规定 实际并无多大意义。 （二）适当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 界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既不能过大，也不宜过窄，要有适当扩大的余地和可能，否则就会不利于这一制度的继续发 展。范围过宽无疑会加大刑事审判的负担和压力，甚至有导致刑民不分，从根本上动摇司法制度的危险。而范围过窄，又将会使此制度流于形式，起不了作用，不利于实现诉讼的效率和价值。 从整体来看，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不是过宽，而是过窄。实践中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不一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因此，应当适当扩大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很有必要的。笔者的初步看法是，将符合笔者提到的适宜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或处臵的情形，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十分可行而且必要。 （三）将精神损害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现代侵权法发展的趋势，体现了侵权责任的公平原则。这也符合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要求，可以有效消除民法规范与刑法规范在立法上的背离和冲突，使我国侵权赔偿制度实现统一和平衡。然而，精神损害赔偿远不如物质损害赔偿那样直观，把握起来会比较困难，或者会耗用较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现行法律禁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在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地位的同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限定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当事人的范围。被害人本人是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直接承受者，如果有权利能力，是当然的诉讼主体，在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死亡的场合，该如何确定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