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_空壳____胡俊生

空心村·空壳校·城镇化潮———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胡俊生1李期2（1．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延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提要：农村学校的撤并与布局调整并非地方政府头脑发热，主观臆断，根本上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发农村学生大量向城镇流动所致，空心村、空壳校、城镇化潮存在着前因后果关系。适时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可以有效化解诸多矛盾；各地的成功探索值得认真总结推广；下力气做大做好做强县城学校，又是农村教育城镇化取得实效民众得到实惠的关键的关键。关键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教育城镇化；县城化中图分类号：C9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5－0006－04

最近几年，有关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引起社会热议。有人把农村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村校撤并过快。教育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呼吁，布局调整要稳步推进留有余地，步子迈得不要过急；撤并学校要坚持民本取向，做到以人为本［1］。笔者认为，专家的提醒固然可取，但当下农村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向下转入城区。乡下学校可以少撤、缓撤；但城区学校不可以不扩、缓扩。因为，入城的学生流有增无减，刚性需求还在持续。如果对此情势出现误判，延缓了城区学校增容速度，就有可能将离乡入城的孩子挡在门外，使其处于进退两难更加尴尬的境地。农村教育身陷困局，需要我们站在尽可能高的层面观照其前行的道路。一、城市化浪潮冲刷着农村教育的大堤，可忧可喜，无需太过悲观（一）问题及特点：当下的农村教育（这里主要以笔者所熟悉的西部山区为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窘与挑战，乡村学校普遍遭遇学生外流、教师不稳、阵地失守三大阵痛。在这三大问题中，学生外流是主要矛盾。它表现出低龄化、主动化、逐层向上流等特点。即流出人群由中学生向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下移；不少家庭选择主动高就，而不是因为学校撤并被迫外流；从流向上看，大部分由乡下流向县城，小部分流向市或省城。与乡村学校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区（县城镇、市区）学校普遍承受“超大班”重压，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区教育资源的紧缺与农村教育资源的闲置，构成一对此消彼长、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段时间内，人们以为，农村学生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问题主要集中在西部贫困山区。现在看来，类似问题，西部有，中部、东部地区也有；偏远山区有，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也有；只是失衡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而且，问题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凸显出来了。政府对此问题作出的反映，不同阶段，各有侧重。早些时候，更多地关注乡村中小学的整合撤并。早在2001年前后，撤并农村规模小、办学条件差的“麻雀学校”的工作即已在全国全面铺开。愈后撤并的幅度愈大。现在，则较多地把注意力投放在如何有效扩大城区教育资源上。以撤并为核心的农村中小学结构布局调整，引带出一些新问题。人们抱怨，学校撤并导致农村孩子上学不便；增加了孩子出行的安全隐患；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一定程度上引起农村学生辍学；农村没有了学校，等于斩断了农村文化传承的根脉；如此等等。民众的不满，学者的担心，把地方政府推向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二）不同的声音。近一个时期以来，民众对撤校的担忧与

不满屡见极端，“撤留之辩”成为议论的焦点。［2］尽管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舆论的主流倾向是给农村中小学撤并降温减速。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存在诸多观念性特别是政策性误区”，主要表现有五：即“教育县城化”“片面的教育成本论”“规模越大越好”“乡村学校功能的单一化”“县里说了算”。他明确表示：“农村中小学不能都搬到城镇来办，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学校扎根农村，要充分考虑其多种功能和综合效益。”［3］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汪明先生认为，学校布局调整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症结有二：一是决策有误，即一些地方没能按照中央强调的“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原则行事，过分强调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撤并了一些不该撤并的学校；二是决策无误，但执行不力。他认为，过去曾经出现的“村村办小学”“乡乡办初中”的办学布局，是合乎当时农村教育的实际和发展需求的；现今布局调整出现的“村无小学”“乡无初中”的局面，“显然不应成为未来农村义务教育布局的基本形态”［4］。

对上述观点持不同看法的，似乎主要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和基层教育工作者。他们更热衷于“让事实说话”，让行动来诠释他们的理论。就总体而言，他们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更倾向于把农村教育遇到的困难和农民的种种纠结理解成两种基本矛盾关系，即“好上学”与“上好学”的矛盾关系和方便眼前与着眼长远的矛盾关系问题，为了下一代的长远发展而牺牲一点眼前利益，是可喜而不是可忧。二、逆势坚守还是顺势而为？考验着决策者的胆略与智慧农村教育问题，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依笔者

6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的感觉，面对农村教育的重大变局，身处基层一线的教育实际工作者要比教育理论工作者思维更活跃、思想更超前、行动更大胆。他们富有革新的精神，足可令人钦佩与惊讶。他们信奉“行动哲学”，往往喜欢用“行动”和“事实”来检验改革的代价有多大、风险有多大。笔者曾认为，“农村教育城镇化”，是笔者经过许多时日苦思冥想后才抽象出的一个概念，一个颇感得意的“发明”。不曾想，基层教育工作已经这么做了并且还在继续这么做，他们才是“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真正发明者和践行者。（一）选择进城：农村教育城镇化的若干案例。笔者将目前“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探索实践归纳为“半城镇化”“城镇化”和“本土化”三种样态，他们向城镇化的目标迈进的步子不一样，分别迈出了半步、一步和原地踏步。“本土化”样态或“非城镇化”样态：立足农村办学，城区名校下乡帮教。这是目前比较多见的一种做法，其基本特点是：（1）农村学校经过数次整合，布局趋于合理，暂不考虑转移进城事宜，着力于立足本土提高办学质量。（2）城区学校采取送教下乡、结对帮扶、教师交流等办法，帮助农村弱校发展。（3）政府给予农村弱校以政策、经费等倾斜，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山东、山西、四川、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省（市）的不少地方采取这一办法，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一定经验。“半城镇”样态：以城带乡、以强带弱、捆绑式发展。这一样态的特点是：一只脚在城，一只脚在乡；名份在城，实体在乡；主管在城，配合在乡；管理权限上移，资源拉通分享；一个法人代表，两个办学场所。成都武侯区［5］、合肥市庐阳区［6］、湖北潜江［7］以及郑州市［8］等地在此方面均已取得成功经验。“城镇化”样态：学校撤并，学生转移，由乡入城，农转非农。湖北咸宁：把农村学校建到城里来，“让山区孩子进城享受优质教育”［9］；四川内江：城市化大发展，城区学校大扩建，“教育为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作贡献”［10］；江西临川：城校扩容，为“大班额”瘦身；以主人翁姿态迎接“教育移民”［11］；山东平原：农村初中全部“农转非”，农村孩子全部进城上初中［12］。甘肃庆阳西峰区以“小财力”办“大教育”，从2009年开始实施“学生进城，医生下乡，农民入校”计划，让“万名农村学生进城集中读书”［13］；重庆以“教育移民”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户籍改革使农民工变“客人”为“主人”，计划10年内使1000万农民变市民，并接纳其中约200万随迁子女入城就读［14］；贵州黔南州以大手笔、大本钱推动各县城学校的新建扩建步伐，大大增加城区学校资源总量，把学校建设列入城镇建设优先发展地位，以化解城区中小学校“爆棚”矛盾［15］；江西着力打造一县教育园区，努力扩大城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缓解城区学校“大班额”压力，使城区教育园区成为城镇化有力的“绿色引擎”。［16］四川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地区，他们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途径就是“三个集中”，精简农民。即土地向业主（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让自然条件恶劣、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偏僻山村“自然消亡”，让那里的孩子进城读书，否则，那里的居民“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会享受城市文明”。易中天先生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成都方式”［17］。综上所述，面对农村教育出现的新变局，全国各地顺势而为，已经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但在笔者看来，上述三种模式中，唯有“城镇化”样态最具革新特质、开创意义。因为，它体现出拯救农村教育从思维到行动的根本的、战略性的调整。（二）实际工作者的“行动哲学”。浙江经济发展快，外来

务工人员多达1800万。他们依据人口迁移变化配置教育资源。至2009年底，九年义务教育接纳农民工子女114万人，75%来自外省，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20%。近年每年又

新增外来工子女约10万，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县城，成为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他们就从这里着手，按城市化规律“重新审视教育布局的相关政策”，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乡下进城就读学生都纳入地方教育整体规划，让这些外来者能够分享城镇优质教育资源［18］。海

南实施教育移民，既可扶贫又促均衡。海南省教育厅长认为，政府无力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偏远落后山区；在过于偏远分散的农村山区办学，既浪费教育资源又难以保证教育质量。因此，政府不仅要按需向贫困地区“输入”教育资源，还要考虑怎样向发达地区“输出”生源。从2008年开始，海南已在8个贫困县实施教育扶贫移民计划，分步将边远贫困山区的中小学生整体搬迁到县（市）城镇或人口较多自然条件较好的乡镇集中就学［19］。河北张家口市把县城教育视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的关键。张家口市教育局长胡守荣认为，农村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城镇，关键在县城。只有搞活县城教育，农村教育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可能，城乡教育一体化才有可能。“因为，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这个‘城’不是大城市，也不是中等城市，而是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它相当于链条的中间环节。县城教育做大做强了，上可以链接大中城市，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同时减轻大中城市的就学压力；下可以带动辐射乡村及整个农村地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教育发展链条。”［20］（三）教育理论界反映平静。依笔者之见，近十余年间，面

对农村教育发生的重大变局，教育理论界的反映有些太过保守、冷静和迟钝。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思维定势。总的来看，学界的主流观点，仍然是立足于农村教育主阵地，做振兴农村教育的大文章。主张把钱更多地投向农村基层学校，努力缩小村校与城校在校舍、设备等硬件设施上的差距，“让乡下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城里学校一样”。再通过送教下乡、以城带乡，促使城镇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流动。除此之外的方法途径，鲜有论及。二是思维保守。有关农村教育改革与出路的诸多创新思路与重大革新举措，基本上是来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大胆实践，而不是教育理论家的理论设计。甚至对于革新家的一些成功探索，理论工作者亦多所疑虑，少有赞美。思想保守，理论滞后，根本上是源于观念落后。要保持教育学理论活水常流常新，确有必要向其他相近学科汲取营养。比如，关于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构想，在社会学视野中，是社会变迁的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但在教育学者看来，却有悖常理，大惑不解。孰是孰非？只能靠实践去检验。三、做大城区教育资源蛋糕，乃是脱危解困的当务之急应对当下农村教育的困局，既要有战略眼光，前瞻思维，又要面对现实，因地制宜。布局调整虽然是最大的一项政策举措，但仍然是形而下的、操作层面上的举措。城市化，以及因城市化潮引发的宏观农村社会变迁，才是真正的政策推手。因此，无论是对既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考量，还是对未来农村学校格局的谋划，都不能离开城市化这一大背景、大前提。（一）以“农村教育城镇化”思维破题。笔者坚持认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