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的草根建设

论中国社会的草根建设 [摘要]综观历史，中国的问题就是草根与精英的问题。精英引领，草根宽松，利益兼顾，互生共荣，社会就稳定，经济就繁荣。否则，天天维“稳”也“稳”不了。中国社会历代政权更迭，都是因为无限度地挤压草根的生存空间所致。反过来，草根的疯长同样导致社会动荡。但历史上草根始终处于劣势，偶得优势，也是代价大，时间短。所以，“水亦覆舟”的现象不能再在中国重演。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需从草根阶层的现实存在条件入手，扎根于基层生活现实，在草根阶层中寻找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把研究草根阶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应是自上而下包含价值判断的俯视，和自下而上的对中国道路的重新解读。这就要求我们眼近地皮，看清草根，尊重群众，顺应民意，服务全面，善行善止。 [关键词]中国草根建设；精英；草根；和解 [作者简介]卢岚，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教授，博士；谌晓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1620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2)10 - 0190 - 05 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可以归纳为政治自立，经济发展，农民（草根）生存。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社会力量。中国的社会力量，大致可以简化为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两个不同的阶层，两大阶层对同样的问题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其中，政治自立处于逻辑最高层。但是由于1840年以前的中国本来就是完全独立的，只是由于社会、经济落后才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中国精英阶层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力图使中国在经济富裕的同时，解决下层百姓（草根）的生存问题，因为草根稳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所以，精英阶层发动和实施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北伐战争）。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缓和社会危机，反而更加激发了社会矛盾。原因在于社会包含着利益不相同的群体，不同群体所注重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精英阶层所关心的是他们可以直接获利的工商业的发展，而广大草根阶层的生存问题被忽略、被遗忘。毛泽东看到，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草根），只有为最广大的农民谋利益，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才能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国际竞争。所以毛泽东选择了一条依靠“草根阶层”的道路。并于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穷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的“群体选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搞建设。即依靠政治权力整合分散的草根力量，力图拧成一股绳解决中国的最大问题。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与偏差。但对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群众工作能力仍然是一项很好的基础建设，成为最核心的能力。直至今天，密切联系群众，仍是我党最大的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 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草根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要想保证中国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首先寻觅一条彻底解决草根发展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草根的定位 社会的转型要由社会主体来完成，这个主体理当由当今社会的广大成员——人民群众（即草根阶层）来完成。因此对草根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草根的定位。首先，草根有舶来品之说。美国学者威廉·萨弗尔在《新政治字典>中认为，草根的最原本的意思指的是采矿时表层以下的土壤。19世纪的美国人正沉浸于淘金狂潮。淘金者凭着找矿经验认为，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当草根一说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时，就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草根有舶来品之说。其次，草根乃中西合璧之产物。我国较早关注并研究“草根”现象的社会学家艾君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草根”一词的科学理解应该是我国固有的汉语名词，具有许多特定的文化内涵。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西方文化的涌入以及传播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内涵，再加上网络传播和使用后，引起社会普通民众的极大兴趣和认可，并在社会广泛流行，草根不仅成为我们传统意义的“普通百姓”、“社会民众”、“工人、农民、无业者”等词的代名词。而且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内涵，泛指民间的、社会的、群众的、底层的、弱势的阶层或群体。艾君认为，“草根”一词本是“国产品”，并非舶来品，之所以成为中西合璧的产物。是因为它与“白领”、“蓝领”等词的传人完全不是一种意义上的事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草根”一词的科学理解应该是本土与外来的有机整合的产物。最后，中国草根阶层的定位。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所谓“草根”，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指一群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他们已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中），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具有现代文明意识与原发野性相融合的一个阶层。恰恰是这样一个基数庞大的群体从其流变中我们可以隐隐听到社会发展的脉动，可以察觉到人性的本能诉求在多大程度得到了纾解和回应。因为正是这个群体才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就此而言，本文所指的草根阶层与底层社会，弱势群体，基层群众，穷人，平民不再加以区别，通称草根。他们的共同特性便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亲和性、可塑性与放任性特点等等。恰恰是草根阶层的这些特性使得其在社会发展中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又具有负面的破坏性。 （二）底层社会（草根阶层）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万物所生，独知守根。这“根”在人类社会中即是草根阶层。党执政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和谐社会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平等的自由权利，并通过各种福利政策和补偿措施充分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就意味着社会建设的重心下移。因此，草根阶层（底层社会）研究日渐凸显，并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换言之，不懂中国草根阶层，就不懂中国社会。因为中国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得从草根中寻找，无论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还是人性心理。这就要求我们把底层社会（草根阶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即撇开自上而下包含价值判断的俯视，以平视的视野来考察中国草根阶层，以便在各种各样泥沙俱下的混沌中探寻整个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 二、当代中国的草根阶层发展状况 “实证历史学”只需要指明，不管历史哲学家如何伟大，他为人们指出的道路如何正确，人们创造历史却并不是按照哲学家的指引，而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指向。伟大的个人或许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当前利益，但作为群体的农民百姓却总是按照自己的当前利益行事的。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学家的远大理想与使命，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在自己栖息的地方生存下去，永久的生存下去。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亿万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亿万人民已经创造的历史是无法更改的，它符合贫苦百姓的当前利益，半个世纪以后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说，毛泽东整合的是下层民众的力量，那么今天我们则需要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国际竞争。必须正视中国草根阶层的现实发展状况。既得利益者必须让渡其依附旧体制的垄断利益，促成精英与草根的和解。 （一）草根阶层在改革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草根阶层在改革中得到的实惠少，但付出的代价却很大（精神、家庭、财产、劳力、生命）。客观地说导致草根阶层处境恶化主要在于：一是国家对工人群体的利益重视不够；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也确实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三是国家固守“国有资产”不能分给个人的信条。结果都被蛀虫和当权者侵吞，致使工人几十年（拿低工资）为国家积累财富，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农民在土地下放初期确实得益受惠，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还让一些官商勾结的投机者编圈圈套走、强占了农民的利益。说到底农民负担还是一个制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根阶层的处境恶化不是改革和实行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或步伐太慢所致。草根阶层既缺乏土地和财产所有权，又缺乏民主途径去正当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草根在与精英博弈中往往成为利益的让渡者。当今社会日益分裂成精英与草根两大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坚硬的边界。而“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体现在精英与草根的博弈上，且从利益博弈者成为利益的让渡者。 首先，精英结成利益集团，侵犯草根民众的权利。随着熟人社会的日渐萎缩和陌生人社会的不断扩大，社会整体状态出现了“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的转变”。社会财富在强弱两个阶层中的对立已成事实。一方面，社会利益的猛烈分化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巨大反差。富贵贫贱已成世风，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讲话傲慢，失责失信，堕落蜕变，把以人为本解读为以个人和小集团的人为本，不择手段的谋取最大利益违背了中央改革的初衷，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使底层草根处于一种无奈的窘态，增加了社会动荡与风险，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 其次，草根阶层的非理性博弈。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从毛泽东时期追求“纯而又纯、高而又高”的政治理性，到今天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这是理性认识的一大飞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作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期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 其实，非理性作为最后的选择，主要产生于绝无胜算的场合。尽管体制内的利益博弈是利益博弈的一种制度化渠道，但这种渠道及其功效往往是由掌握各种资源的政府来决定的。一般民众既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又因人多组织成本高而成为无效能的多数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连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生计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就可能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