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孝宗时期的官员荫补制度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第２７卷（总第１０９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ｌ０２．２７　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０２　论南宋孝宗时期的官员荫补制度　一游　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３７８（２００２）０３—００２３—０７　乾道荫补改革　由于宋高宗时期对冗官问题并未采取行之有效　的办法加解决。南宋较北宋领土已大大缩小，而人官　人数却没有多少变化，加之宋高宗时期北宋遗老遗少　大量人官，而且，战事频繁，军功人官者大量增加，于　是冗官局面愈益严重。因而，宋孝宗刚继位，“臣僚　言：欲清人仕之源，莫若减任子之法。诏臣僚任子见　遵祖宗法度，理难遽改，可令吏部严铨试之法”０　面对　官员裁减任子的主张，宋孝宗认为不能突然改变祖宗　法制，因而只要求吏部严格执行铨试之法，“隆兴元　年，以张宋卿言荫补冗滥，立为定法，凡员外转正郎、　正郎转侍从，卿监之至中大夫，每初遇郊，则听任一　子，再经，则不许复请。遗表之恩，各减其　”［１　３（￣１５９‘选举熹》）对荫补人数作了新的限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游彪（１９６５一），男，四川简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博士。　２３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２００２年第２７卷第３　乾道初年，宋孝宗要求官员各自陈述改革荫补　的意见，不少官员提出建议，“有请正郎隔三郊乃奏　者，有请立限员者，有请正郎惟初郊及致仕各许奏一　人者，议久不决’’［２］（乙集卷ｌ　《乾道淳熙裁省任子法》）。乾道　二年（１　１６６年），殿中侍御史王伯庠提出了具体裁减　荫补的方案，其中包括六条：一、“正郎遇郊，有出身　人奏上州文学，无出身人奏下州文学，应奏下州文学　者，将来改官日并改次等合人官”。二、“带职员郎有　出身人莅事十五年，初遇郊及再遇各许奏一人，无出　身人莅事二十年止许初郊奏一人，俟至正郎即如上　法”。三、“中散大夫以上有出身人奏将仕郎，无出身　人奏上州文学”。四、“侍从官有出身人子孙奏承务　部，期亲将仕郎，大功以下文学，无出身人递减一等，　致仕恩泽又递减一等”。五、“宰执子孙依见行法，期　亲登仕郎，大功以下文学”。六、“右选依此参酌，其　官至使相者，依旧法，止奏五（武）　阶’’［２］（乙集卷ｌ　＜乾道淳熙裁省任子法＂。上述六条建议中普　遍大为降低荫补授官级别，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　便是将各级官员分为有无出身而予以不同的荫补，　这一点在此之前讨论荫补的官员几乎都没有提到。　宋孝宗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王伯庠的建议，但却　在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对官员荫补制度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即对所谓“七色补官人”的荫补作了很大的　限制，“七色补官人只令奏一子”。所谓“七色补官　人”，“宗室女夫，一也；戚里女夫及捧香，二也；异姓　恩泽，三也；阵亡人女夫；四也；上书献颂，文理可采，　五也；随奉使补官，六也；给使、减年，七也”。也就是　说，这七种人终生只能荫补一子为官，“始议以止当　禄及其身，不许更冒世赏，若转至合奏荐官，候将来　致仕日与一名恩泽，已尝奏荐者不　与’’［　］（乙集卷ｌ　《乾道淳熙裁省任子法》）。上述七类人的人仕　均是以特别的方式，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他们一名荫　补名额。至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年）七月，又进一步作出　规定，“凡非泛补官者，旧制员郎以上官皆得任子，乾　道末始诏员郎、副使以上补授及三十年以上者，听官　本宗缌麻以上亲一名；带职员郎以上人官十五年、正　使以上人官二十年，并系亲民资序者，遇大礼听荫补　名（止），　其致仕即不在荫补之限，如已任而被任　人身亡者，俟致仕日，听荫子孙一名。其中大夫、观　察使以上，不拘此令。九年七月诏旨也。非泛补官　２４·　者，谓臣僚奏补异姓缌麻以上亲及尝得解人娶宗室　女补文资之类’’［　］（乙集卷ｌ　《七色补官人奏荐法》）。李心传将　此荫补条制称为“七色补官人奏荐法”，但在文中开　宗明议却说是“凡非泛补官者”，若按李心传在《建炎　以来朝野杂记》同卷中《乾道淳熙裁损任子法》条中　所谓的“七色补官人”，即宗室女夫等七类人，二者显　然是不相吻合的，在《七色补官人奏荐法》条中仅仅　列举出两类为代表，即官员荫补的异姓亲属和曾得　解人娶宗室女荫补文官两大类，即凡与此类似的官　员均为“非泛补官者”。然而，如前所引，所谓七色补　官人，“宗室女夫，一也，”很明显是指全部娶宗室女　为妻而荫补入官之人，而后者却说是“尝得解人娶宗　女补文资之类”，二者显然是矛盾。后来不少学者便　沿袭李心传这一互相矛盾的说法，进而以“非泛补　官”等同于“七色补官人”，如何忠礼教授《宋史选举　志补正》即是如此，“按乾道二年诏书中之非泛补官，　即为七色补官人”。　Ｊ这种看法是可以商榷的。　宋孝宗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对官员荫补制度进　行过一次调整，其中重点是针对七色补官人的荫补，　规定他们无论官位多高也只能荫补一子为官。至乾　道九年（１１７３年），再次改革荫补制度时，裁减荫补　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将与“七色补官人”情况类似的　官员完全包括在内，称之为“非泛补官者”，按照在此　以前的规定，“非泛补官者”官位到员外郎以上，即可　以按照荫补法荫补子孙为官。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年）　规定，凡是“非泛补官者”，担任员外郎、诸司副使以　上官职，人官达到３０年，可以荫补本宗缌麻以上亲　人为官，担任带职员外郎、诸司使以上，人官达到　２０年，且为亲民官大礼时可以荫补一人，但如果是　致仕，即不受不礼荫补之限，如果已经奏补子孙人仕　而受荫子孙在官员致仕时已死，可以在致仕时再荫　补子孙一人为官。但如果“非泛补官者”官职达到文　官大夫（似应为“太中大夫”）、武官观察使以上，即不　受上述法令限制。在此，两个级别的非泛补官人荫　补子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终生只能荫补子孙一名　为官，但带职员外郎与诸司使毕竟比员外郎、诸司副　使级别要高，于是给了他们一些优惠条件，即将他们　人官时间加以区分，带职员外郎、诸司使人官分别达　ｌ５年、２０年，而员外郎、诸司副使却必须人官３０年，　

才能荫补。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年）法令是对乾道二年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１１６６年）制度的修改。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诏令似　在王伯庠建议的基础上制定的，王伯庠建议的核心　内容是分别出身，即人官途径，于是朝廷将七色补官　人单列出来，加以特殊处理。在执行过程中大概又　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在乾道九年（１１７３　年），便将所有与“七色补官人”情况相似的官员亦纳　入进去。同时对“七色补人”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如　宗室女夫，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已对宗室女夫的荫补　作了相应的规定，被纳入“七色补官人”范畴，但乾道　九年（１１７３年）却又变了，宗室女夫不再被视为“非　泛补官者”，“乾道二年六日，集议止任一子。九年　改，不作非泛”［２］（甲集卷ｌ６《嘉泰减奏荐》）。由此可见，乾道　九年（１１７３年）以后，宗室女夫不再被视为非泛授官　或七色补官人，即不再受乾道九年新条制的约束。　从此以后，“非泛补官者”的荫补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因此，“非泛补官人”似并非“七色补官人”，前者涵盖　的范围要大得多。通过上述辨析，“七色补官人”系　为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年）的部分官员的荫补制度，“非　泛补官者”是乾道九年（１　１７３年）确定的官员荫补的　新概念。　《庆元条法事类》卷ｌ２《职制门》中记录了非泛　出身官员的荫补条令，而该卷荫补条令是将官员分　成不同的集团加以分别叙述的，现将其中有关“非泛　补官”的相关规定摘录如下：一、“诸非泛出身（谓吏　部所载者，余条称非泛出身准比）朝请至朝奉郎、正　侍至武翼郎（虽非亲民资序同）各授及三年（案：据　《朝野杂记》乙集卷ｌ４显然“三年”应为“三十年”）致　仕者听荫补本宗缌麻以上亲一名（朝奉至朝请郎降　等）”。二、“诸非泛出身带职朝奉郎、武翼郎以上遇　大礼合该荫补者，听荫补一名止，其致仕即不在陈乞　荫补之限，若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不拘此令”。　三、“诸非泛出身带职朝奉郎及武翼大夫以上遇大礼　已荫补子孙而被荫人身亡，即缴元授付身申尚书省　吏部毁抹，候致仕日听荫补子孙一名”。四、“诸非泛　出身遇大礼或致仕应荫补者，并于中奏状及保官状　内声说未经奏荐，因依本州勘会诣实，方得保奏，若　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不拘此令”。上述四条中前　三条为非泛出身补官人荫补条例，与《朝野杂记》所　载完全吻合，只是使用的官称不一致而已，其中第一　条对“非泛出身”的注解值得注意，“谓吏部所载者，　余条称非泛出身准此”。由此可见，非泛出身所包括　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下面要出现的进纳、军功　等等官员，即吏部法所规定的各色官员，故“非泛补　官者”绝不是“七色补官人”。　其三，宋宁宗庆元五年（１１９９年），颁布了品官　限田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差役不均的问题，其　中规定，“应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　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　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　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　］（卷　。《职役考》）。由此　可见，非泛补官与七色补官人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　念，非泛补官似指进纳（纳钱物买官等）、军功补官、　捕盗补官等等途径人官的官员，且包括了七色补官　人中的宰执给使等，因而非泛补官人所涵盖的范畴　要宽得多，可能包括七色补官人在内。《庆元条法事　类》所列各条均以“非泛出身”为名，而根本未提及七　色补官人即是明证，倘若七色补官人和非泛补官人　系各自独立的官员范围，《庆元条法事类》应该加以　说明才对。　宋孝宗乾道时对非泛出身官员的荫补制度进行　了规范和调整，这是重要的举措。以后逐渐将官员　按其人官途径不同，单列出非泛出身人一项，事实上　是对那些官位来得不算光彩的官员的荫补予以限　制，他们通过合法但非名正言顺的手段获得官位，人　官之后慢慢熬，熬到一定级别便可享有与其他官员　（如科举、荫补等）一样的待遇，并可以按规定荫补其　子孙为官，显然更不合理。宋孝宗压缩了他们荫补　子孙的权力和人数，减少了官员子弟荫补人数，缓和　冗官危机，将官员按其出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　他们享有相应的权力和待遇，这无疑就是宋代七大　夫一直主张的“分清浊，别流品”的想法。宋孝宗乾　道改制后，这一荫补法一直为南宋一代遵行，并成为　固定的制度。　乾道时还对地方官的荫补制度进行调整。由于　宋室南迁，因而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尤其是两广地区，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北宋时，这一地区的生活条件恶劣，为了鼓励官员到　这一地区任职，凡担任两广地区的路级行政长官和　部分州军行政长官的官员均享有荫补子孙的特权，　宋仁宗嘉韦占时期规定，“广南东西路转运使、提点刑　２５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河北大学学报（季干ｌ　２００２年第２７卷第３期　狱奏子孙若亲兄弟一人”［５］（卷ｌ８２嘉柘元年四月丙辰）。宋　孝宗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年），“吏部言：靖、邕、宜、钦、廉　州知州文武臣到任并各减三年磨勘，奏补子孙或期　亲条旨更不施行。缘融州承前依宜州例，今旨有失　该载，合依宜州止减三年磨勘，从之”。④至此，宋仁　宗以后唯一享有荫补权的地方知州被取消了法定荫　补权，仅仅改为减少三年磨勘时间而已。　这一时期有官员要求对广南东西路路级行政官　员的荫补进行整顿，“臣窃惟赏典之设，以劝勋劳，轻　重均一，则人心厌服，抑扬失当，则不能无辞。立法　之际，不可不谨也。广南东、西路转运使副、提点刑　狱到任，许奏补子孙或期亲一名，盖以其远人烟瘴之　地，人或惮行，故以此劝之。顷因言者谓广西漕、宪　置司静江，到任不许奏补，任满止转一官，然广东漕　司在惠州，宪司在韶州，与静江风土不甚相远，广西　以言者所论而减赏，广东以论者不及而仍旧。数年　以来，未之改定。夫广南两路皆有瘴乡，监司巡历其　间，岂应以异地而镐赏，若旧法为是，则广西不应独　减，以其太滥，则广东不应独得。比年敕令所见行修　法，难以著为定令，尝有申请，得旨令给、舍看详，因　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检举淳熙元年臣僚所　奏，令给、舍速疾定议，或予或夺，著为成法，则事出　于一，无不平之议矣”［６］（卷　ｏ＜论二广赏典》）。这是楼钥　淳熙时上奏，估计此后便全部取消了广南东西两路　路级行政长官的法定荫补权。　二、淳熙荫补新法　尽管宋孝宗千方百计想对冗官加以裁削，但乾　道新制只是对部分官员荫补子孙的制度加以整顿，　故仍不断有官员上书皇帝呼吁进一步改革官员荫补　制度。如宰相陈俊卿受皇帝之命申述当时弊政，陈　俊卿罗列了当时的十大社会弊端，其中便有“裁任子　之恩”一条。④至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年），据记载是根据　个武官的建议而大规模地裁减荫补，“武臣邹诩乞　大减任子之数，以清冗官，上付外集议，公（王淮）奏　去郊尚远，姑令熟议。若行之，当自大臣始”。⑤宋孝　宗在经过官员讨论后颁布了新的官员荫补法：　侍从、台谏集议闻奏，自宰相、执政、侍从、　卿监、正郎员郎分为五等，除致仕、遗表已行　２６·　集议裁减外，将逐郊荫补恩泽每等降杀，以两酌　中定为止数，武臣比类施行。宰相十人，开府以　上同；执政八人，太尉同，侍从六人，观察使至节　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　夫至通侍大夫同；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三人，　职事官寺长贰、监长至左右司谏、开封少尹厘务　及一年须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带职人因除　在京职事官而寄职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　同。非侍从官无遗表外，见行条格致仕、遗表通　减三分之一，余分不减。绍兴初，中书舍人赵思　诚上任子限员之议，诏从官集议，至是始用廷臣　集议行之。　淳熙新制将文官分为宰相、侍从、卿监和正郎、　员郎五个等级，除致仕、遗表荫补已经讨论裁减之　外，按照官员的品级将郊祀荫补加以裁减，并定出官　员荫补子弟的最高限额，武臣与文官一样也进行相　应的变革。其最高限额分别是：一、宰相、开府仪同　三司以上官员，１０人；二、执政、太尉，８人；三、侍从　官、观察使至节度使、侍御史，６人；四、中散大夫至　中大夫、右武至通侍大夫，４人；五、带职朝奉郎至朝　议大夫，武翼至武功大夫，职事官寺长贰至左右司　谏，开封少尹厘务及一年须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　带职人因除在京职事官而寄职者，３人。除侍从官　以下官员没有遗表恩荫以外，按照致仕、遗表恩荫人　数可减少三分之一。　然而，对于上述这段文字，学者的理解存在分　歧。何忠礼教授在《宋史选举志补正》一书中将《宋　史全文》记事的最后一段文字误加标点。【３］日本学　者梅原郁教授则引证《庆元条法事类》所记载的数　字，认为荫补人数甚多，令人吃惊。“这组数字是十　几年前，即宋孝宗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年）削减三分之一　后的荫补数字。果真如此，那么，南宋前半期，宰相　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允许荫补３０人，大概这样的数　字始于北宋末期蔡京时代，尽管是推测，但蔡京、秦　桧要维持权力宝座，发挥其独裁专制权力，荫补起到　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南宋初，中书舍人赵思诚概叹　道：亲祀之年每次任子达到４　０００人，十年便是　１２　０００人，这一说法并不见得是夸大其　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