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孝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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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孝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朱冬梅

来源：《理论导刊》2016年第02期

摘要：家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具特色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古代进行孝道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传统家训蕴含着丰富的孝道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存身惜名、竭力奉养、诚意孝敬、慈孝相应、委婉劝谏、薄葬诚祭、显亲扬名、移孝忠君等。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孝道思想的精华，对于形成个体良好道德品质、解决老有所养问题、树立良好家风、形成孝亲尊老良好社会风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训;孝道;家庭美德;社会风尚;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105-04

家训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种文献形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具特色的丰厚的道德文化遗产。家训又称家戒、家范、家约、庭诰、庭训等，是指家庭或家族中父祖等长辈训示、教诲子孙及族人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等的行为准则。历观我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家训史，“孝”始终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德目放在首位，是历代家训的伦理核心。梳理和弘扬传统家训中孝道思想的合理成分， 对加强我国当前的家庭美德建设及形成孝亲尊老良好社会风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传统家训中孝道思想的基本内容

我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孝道训诫，而历代的祖训家诫、宗谱族规是教育、鞭策子弟尊老孝亲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在历朝历代众多家训之中，比较著名的有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李世民的《帝范》，宋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元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明方孝孺的《家人箴》，清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等，它们都是古代进行孝道教育的范本。

我国传统家训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孝道思想，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

1.存身惜名，勿让亲忧。传统家训深受古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220思想之影响，提出了“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2]233的主张。北齐的颜之推在《养生》篇中告诫子孙：“夫生不可不惜”，[3]190要求其做到“爱先人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3]18他还强调，为了保全生命，绝不可去做可能危及自己生命安全的事情，尤其不要龙源期刊网

“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因为“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3]190有的家训还指出，为了对父母尽孝道，子女应爱惜与身体并行的身名，不做有污身名而使父母受辱的事情。如：明代的何尔健在《廷尉公训约》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人莫重于一身，而身莫大于能守。欲守其身，必先严绝匪彝。损己之友，且莫相交;无益之事，且莫妄作。”[4]770强调为了保全父母给予自己的身体，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品行，一定不要去做违背常规的事情，不要交损己之友，不要妄做无益之事。明代官吏彭端吾在其所著《彭氏家训》中提出，“孝”的最高标准是“保此身”“做好人”，他说：“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继父母志，便是至孝。”[4]643清代学者石成金嘱咐子弟，对他本人最好的悼念就是“凡出言行事，俱守我之仁厚勤俭，不堕家声，是即孝道矣”。[5]978

2.奉养父母，尽心竭力。许多家训都强调，子女对父母尽孝的最基本要求和表现，就是在物质上竭尽所能供奉父母的衣、食、住、行，使其终生衣食无忧。颜之推提出：“幼少之日，

既有供养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3]187认为从“幼少”到“成年”，赡养父母都是子女的基本职责。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强调要在饮食上尽心赡养父母，“以其饮食忠养之”。[6]196明朝刑部尚书林俊在《林氏家训》中指出：“人子事亲，无论穷富，当以奉养为先。富者能奉以甘旨，而贫者以菽水承欢，各凭其力。”[7]76认为无论贫富，一定要竭尽气力赡养父母。

除了物质上对父母的尽力赡养之外，传统家训还对如何做到在生活上不辞辛劳、无微不至地尽心侍奉父母提出了明确、详尽的要求。如：唐代《女论语》提出：“父母年老，朝夕忧惶。补联鞋袜，做造衣裳。四时八节，孝养相当。父母有疾，身莫离床。衣不解带，汤药亲尝。祷造神祇，保佑安康。”[8]1327清代的姚廷杰在《教孝篇》中提出了尽孝应该注意的事项，“与其有病而药饵，不若未病而药饵。与其用药饵以治病之发，又不若慎寒暑以杜病之源。古之孝子，视无形、听无声，若夫寒燠，犹为易察。为人子者，知亲老矣，老则性易执而思忽迷，其于寒燠之节，饮食之宜，老人仅可自主一二。子若媳宜提携之，珍惜之，察其情形而裒益之，以待赤子者待老人，则老人安。”[8]1412指出子女在生活上对父母的悉心照料关键要做到四点：一是未病之前准备好药饵;二是未病之前杜绝病源;三是要注意寒、暖之节与饮食之宜;四是以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老人。

3.孝敬父母，尊重长者。古人认为，养亲只是最低层次的孝，敬亲则是比养亲更高层次的一种孝行，“人子之事亲也，事心为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其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9]4故此，传统家训的孝道训诫特别提倡和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司马光提出，对父母不恭敬，则与禽兽无异。他说：“养父母而不恭敬，何异于养犬马。”[10]102明仁孝文皇后在《内训》中提出，“敬”是孝之本，而“养”则是孝之末，“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孝奉为孝，斯末矣。”[11]659

传统家训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一方面体现在对父母要怀有“诚敬”之本心。明代的宋诩在《宋氏家要部》中指出：“事之必尽其诚，爱之必加以敬，人之奉亲而不失乎诚敬，斯可以言孝矣。虽鲜衣美食，苟不能体其心之所思，遂其心之所乐，乌在其有诚敬乎？”[4]649康熙训诫诸皇子孝敬父母时要做到，“惟持善心，行合道理”，[12]45“诚敬存心，实心体贴”。龙源期刊网

[12]47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子女对父母要和颜悦色，使其精神愉悦。明代以至孝闻名的何伦在《何氏家规》中说：“今之人以能养为孝者何？盖缘不顾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众，彼善于此，故与之耳。殊不知孝之道，岂养之一事所能尽哉？要有深爱婉容，而承颜顺志，尊敬谨畏，而惟命是从。稍有斯须欺慢违忤，或伤教败礼，取辱贻忧，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8]1394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逢奇认为，赡养父母，不但要“养其口”，更要“养其志”。“养志”，即尊重、体贴、敬爱父母，给予父母更多精神上的慰藉。他在《孝友堂家训》中指出：“父母于赤子，无一件不是养志。人子于父母，只养口体，此心何安？无论慈父慈母，即三家村老妪养儿，未有不心诚求之者。故事亲若曾子，仅称得一个‘可’字。”[5]935

有的家训还提出，孝敬的对象除了父母、祖父母等内亲之外，应推而广之为外祖父母、岳父母，以及伯、叔、姑、舅等旁系血亲，并一直可扩而大之为天下所有的长辈和老人。如清代教育家吴汝纶说：“孝不但敬爱生父，凡伯父叔父，皆当敬爱之;不但敬爱生母，凡嫡母继母、伯叔母，皆当敬爱之，乃谓之孝。”[5]1749

4.父慈子孝，慈孝相应。传统家训不但要求子女对家长行“孝”道，而且特别强调家长对子女的抚养、关心和爱护，即要求做到慈孝相应。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强调，慈、孝与友、悌是双向的且以上对下的要求在先，他在《庭诰》中说：“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8]1510颜之推认为，孝伦理规范的维持，不能光靠子女单方面的行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也是促使子女能尽孝的重要条件，“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3]30司马光在《家范》中指出，子女对父亲不孝顺与父亲对子女不慈祥，罪过是一样的。他说：“盖言不孝不慈，其罪均也。”[13]40南宋士大夫袁采认为，父子双方只有各尽其道，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才能保持双方关系的和睦与融洽。“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8]1374并进而提出若“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8]1375

5.父母有错，委婉劝谏。传统家训大都强调，孝敬父母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对其一味顺从，如果父母有过错，子女应对其进行劝谏。司马光提出，父母有过，儿女必须谏争，以补救父母之过失。他说：“谏者，为救过也。亲之命可从而不从，是悖戾也;不可从而从之，则陷亲于大恶。然而不谏，是路人。故当不义则不可不争也。”[13]85清代名儒刘沅在其《家言》中强调：“父母有过，阿意曲从，反为大不孝。若有大过，必委曲解救，毋使其事毁德。”[8]1427认为父母有过失，曲意顺从是大不孝。父母如有大错，一定要委婉地加以弥补，不使父母所做的事有毁德行。

同时，大多数家训要求子女劝谏父母时应注意方式方法，尽量做到婉容悦色。如：司马光特别提醒子女在规劝时应仔细观察父母的情绪好坏，等到父母平心静气时，方可柔声规劝。假如父母不听子女的规劝，孝敬之意不能有丝毫减弱，反而应当更加恭谨，等父母高兴时再去规劝。他援引《礼记·内则》中的话指出：“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则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熟谏。”“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龙源期刊网

之。”[14]263林俊的思想与之十分相似，他说：“亲有过，子女应柔声婉言劝谏，万一不从，应俟亲愉悦时再谏，不陷父母于不义，亦为孝之一端。”[7]77

6.薄以葬亲，诚以祭亲。传统家训认为，孝敬父母不仅表现在父母生前，父母去世以后慎重地举办丧事以寄哀思，虔诚地祭祀以追念先祖，即慎终追远，也是孝道的重要体现，“慎终而丧尽其礼，追远而祭尽其诚，则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后尽思慕之道矣。”[4]649故而，家训十分重视丧葬之礼，要求子弟“以丧葬祭祀为重事”。[4]769认为父母活着时不能好生奉养，死后又不能好生殡葬，是对父母极大的不孝顺，“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大不孝于父母。”[15]23但家训大多嘱告子弟家人不必厚葬，认为薄葬亦孝。唐朝中期著名大臣姚崇主张丧葬从简，“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8]911他还举例说明薄葬古已有之，迄今还传为美谈，“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千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8]911并进而指出厚葬的结果是不仅浪费钱财，而且容易招致墓盗，弄得死者尸骸暴露于野，这样其子孙也难逃不孝之讥，“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8]911唐朝大臣卢承庆临终前作《教戒》一文，告诫儿子办理丧事务必从简。他说：“死生至理，亦犹朝之有暮。吾终，敛以常服;晦朔常馔，不用牲牢;坟高可认，不须广大;事办即葬，不须卜择;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无椁，务在简要;碑志但记官号、年代，不须广事文饰。”[4]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