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慎《滇程记》看明代云南交通

从杨慎《滇程记》看明代云南交通■黄建红摘要：杨慎（1488-1559），四川新都人，1511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

1524年因“大礼议”被谪戍云南永昌（今保山），至1559年病逝于戍所。

杨慎博学多才，著述丰硕，戍滇期间，创作了大量关于云南的诗文，其中以《滇程记》较具代表性。

《滇程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载云南交通路线、途程的档案文献，是研究云南交通历史、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本文以杨慎《滇程记》为切入点和线索，结合他从戍地云南数次往返故乡四川的历程，通过系统研读、梳理其戍滇诗文中关于交通的记述，管窥明朝时期云南的交通状况。

关键词：杨慎戍滇《滇程记》交通一、以云南永昌作为戍地的政治及地理缘由“大礼议”事件中，杨慎因耿直抗上，被朝廷降旨谪戍云南永昌。

在《滇程记》的题跋里，杨慎族孙杨宗吾记述了乃祖参与“大礼议”事件的经过：“当世庙初立，天威震临，斧钺鼎镬，或前或侧，（杨慎）畴不畏缩，以固禄位，乃独首倡，伏阙缘礼，披忠吐胆，樱逆鳞触，忌讳几毙”。

因“乃独首倡”，杨慎被“廷杖投荒万里，在滇者四十余年”。

朝廷选择云南永昌作为杨慎的戍地，并非单一的刑律判罚，而是严峻的政治事件。

明朝刑法规定，流放分四等：安置、迁徙、口外为民、充军。

充军按戍地不同，又分为极边、烟瘴边、沿海口外、边卫四等；按时限不同，分终身与永远。

“终身”到本人死为止，“永远”则罚及子孙，勾丁补缺，本人死后由子孙顶替。

杨慎属“永远充军烟瘴”的重罚，是终身服役的军户，“永不许还朝”。

明代流传一句谚语：“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

”意思是：宁愿充军到离关外三千里的苦寒之地，也不愿意充军云南。

碧鸡关位于云南省城昆明西郊，已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畏途，而杨慎的戍所尚在离碧鸡关千里以外的永昌。

据《明史》载，明代几度征讨缅甸，均因“暑瘴退师”、“瘴作而还”，永昌地处中缅边境，在当时人们的认识里，是险恶的瘴疠之乡。

而瘴疠，通常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通读杨慎的戍滇诗文，可以看出在戍滇生涯前期，对于离开政治中心北京，杨慎内心有一种轻松和喜悦，甚至希望尽快赶到戍地，“且喜脱幽挚，未暇悲道穷。

矫首盼浮云，但羡高飞鸿。

”（《南窜始发京》）抵达戍地后，杨慎作了一首题为《恩谴戍滇行纪》的长诗记述流放途中的见闻与感想———这首诗被认为是杨慎戍滇诗文的开篇。

在诗题中，对于流放边地的判罚，杨慎视之为“恩谴戍滇”，流放之初，他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彻底悲观。

但随着时间流逝，杨慎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嘉靖不会宽恕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中的“首倡”之责，自觉“归望微茫外”，对特赦或减刑逐渐死心。

有一年，杨慎行役途中生病，在杨林（今嵩明境内）养病，时值友人来探望他，想到“关山尽是销魂路”，杨慎悲从中来，泪流不止，发出了“遥想生还成幻梦，纵令死去有谁怜”的感慨（《杨林病榻罗果斋太守远访》）。

二、从京城到戍地的路线与行程嘉靖三年（1524）秋，杨慎出京赴滇戍边，其行程在《滇程记》里有详细记载。

杨慎及押解他的吏员沿大运河乘船南下，由潞河南行，溯江西上至江陵，拟沿普安入黔道进入云南。

杨慎一行先后途径河北、湖北、湖南等地区，于1525年正月初一，到达贵州境内的新添，经过半月行程，过贵竹司（今贵阳）、威清卫，于元宵节到达平坝卫。

正月下旬，经普定、安庄、渣城驿、白水、关索岭，过北盘江、普安、亦资孔驿，抵达平夷所（今曲靖富源），进入云南境。

后经交水（今沾益）、南宁驿（今沾益县城）、马龙州（今马龙县）、木密所（今寻甸）、杨林所（今嵩明杨林）、板桥（今官渡区大板桥），进入省城昆明。

出昆明后，杨慎一行过安宁州（今安宁连然）、禄脿驿（今安宁禄脿）、老鸦关巡司（今禄丰县城以东）到禄丰。

经南平关（今禄丰彩云）至舍资驿（今禄丰一平浪），达广通驿（今禄丰广通），途经回蹬关（今禄丰回蹬山）至楚雄府（今楚雄市鹿城），过吕合驿（今楚雄市吕合）达镇南州（今南华县龙川），经沙桥驿（今南华县沙桥）、普淜驿（今祥云县普淜），过云南驿（今祥云县云南驿）、定西岭，达赵州（今大理市凤仪镇）、下关（今大理市下关）。

过漾备驿（今漾濞县苍山西镇）进入永昌府境，经打牛坪（今永平县东北大古坪），达永平县（今永平县博南镇），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到达戍地永昌府城（今保山市隆阳区）。

在《滇程记》中，杨慎对云南境内的界程作了详细记录：“自亦资孔驿至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为云南域。

”在《滇程记》的跋中，杨宗吾梳理了杨慎戍滇的行程：“自亦资孔三程至南宁曲靖府，又四程至云南治城昆明，又六程至楚雄府，又七程至下关、大理、龙尾关，又五程至永昌府。

”“一程”即一天的行程，从云贵交界处的亦资孔到戍地永昌，共用时25天。

杨慎启程赴滇前，受过两次廷杖，伤情严重，拖着病体上路，其艰辛痛苦非寻常行旅可比，在《恩谴戍滇行纪》中，杨慎用“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描述自己的戍滇旅程。

《补续全蜀艺文志》记载，经过万里奔波抵达昆明后，杨慎已经疲乏不堪，本想休养一段时间，借机医治病体，当地官员却不允许，催促他继续赶路，杨慎“力疾冒险抵永昌，几不起”。

三、《滇程记》的内容及意义抵达永昌后，杨慎开始了自己的戍滇生涯，除数次返回四川老家探亲或寓居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死于戍所。

杨慎的人生被谪戍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自号：博南山人、博南山戍、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

在赶赴戍地永昌的途中，从陆路起点江陵（今湖北公安）开始，杨慎逐日记述每天经过的驿亭里程，对沿途地名、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土民情等也详加记录。

抵达戍所后，杨慎着手整理手稿，编著《滇程记》，这是一部日记式的书，详细记载了他自江陵至永昌驿站的旅程以及沿途见闻。

在书中，他不仅追溯了各条入滇通道的历史，而且亲历其中的主要路线，把所经的驿、亭记录下来。

《滇程记》的后记中，杨慎总结了成书的过程：“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鬟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

江陵以西，山川益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壮趾竭来，梦想未到，岂诗人之登高，史氏之足迹耶？然休旅之暇，犹不忘性习，乃作《滇程记》。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杨慎族孙杨宗吾将《滇程记》的手稿刊印成书，存放于杨氏家塾。

在《滇程记》的题跋里，杨宗吾介绍了该书的来历及内容：“此先太史公谪戍永昌，述征叙行，而题之为《滇程记》。

观其所纪，大言言山川，小言言花鸟，余言言风物，因录而梓之家塾。

”杨慎关于云南的专著，主要有四部《滇候记》《滇产记》《滇载记》《滇程记》等四部。

《滇候记》《滇产记》已失传，只有《滇载记》和《滇程记》流传下来。

《滇载记》刻本多，流传较广，《滇程记》则较罕见。

1962年，学者方国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署名“路工”、题为《访书见闻录》的文章，文中提到作者藏有《滇程记》一书。

方国瑜到北京后，专程去寻访该书，请友人向该书所有者借阅，并抄录了一份副本寄给他———底本即万历三十三年杨宗吾刻本。

数百年后，《滇程记》辗转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云南。

《滇程记》详细记录了云南的交通状况，可与史志中的相关记载相验证。

明诸葛元声在《滇史》中描述云南的交通：“西南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

上如登高，下如下井。

”“上高山疑为登天，下陡路则几同赴壑，羊肠鸟道，修之实难。

”杨慎记述“滇路险绝首程”白水驿与渣城间的道路：“有悬崖叠水，飞流瀑布，自山端下注……有象鼻岭，左右皆崖箐，万仞中仅有道如梁，行者栗且汗。

”进入云南的道路沿途多瘴疠，行人视之为畏途，“渣城驿……饶瘴疠，草青之月有绿烟腾坡，散为宛虹駮霞，触之如炒粳菡萏，行人畏之。

”澜沧江瘴疠险恶，两岸壁立，当地人在岸边开凿桥基，先架设铁索，再铺上木板作为桥面，建成跨度达千尺的铁索桥。

澜沧江桥“越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玄叶脱时，行旅忌之。

江流介二山之趾，两岸壁峙，截若墉起，因为桥基，桥缆铁梯木，悬跨千尺，束马以渡。

”漾濞江上，人们架木飞梯为桥，行人过往时往往战栗，“桥皆架木飞梯，横榰悬度，人上之栗。

”杨慎对各驿站之间的里程进行了亲测，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马龙州达易龙，号三亭，实八亭……易龙所达杨林，号三亭，实七亭。

”《滇程记》中，一亭为十里，前人认为马龙到易龙、易龙到杨林之间的路途都为三十里，经过亲测，杨慎认为实际路程分别是八十里和七十里。

《滇程记》还对入滇道路各省的里程作了统计：“自公安至偏桥二十五驿，一百四十九亭，一千四百九十里；自兴隆自亦资孔凡十五驿，一百二十亭，一千二百里；自亦资孔达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

”湖广入滇道湖北湖南境1490里，贵州境1200里，云南东界至永昌1560里。

因为记述翔实完备，《滇程记》甫一成书，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云南的一些地方志，甚至引用《滇程记》作为相关章节的内容。

天启《滇志·旅途志》中的“普安入滇路”，即引用了《滇程记》对“入滇东路”的记述。

编者在后记中指出：“太史杨庄介公得罪南窜，自公安至博南，为《滇程记》。

亭徼之远近，山川之险夷，尽此矣。

今取其自会城至沅州者稍增损。

”方国瑜对《滇程记》评价甚高，认为：“此书所记山川、里俗、风谣可供考史，盖明代记此路程之作，莫先于此书，且多翔实可信也……此书记其经历，较为难得之作也。

”史学家谢国桢认为，明清以来记述云南的诸多书籍，“以明杨升庵《滇载记》《滇程记》为最善”。

有的学者则把《滇程记》誉为“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

康熙二十六年（1683），行人司行人徐炯出使云南大理，他以杨慎《滇程记》作为旅程指南，沿书中所记路线进入云南，并按《滇程记》所载逐日查对经行站点，记下沿途见闻，辑为《使滇日记》。

经过周密细致的考察验证，徐炯认为杨慎对沿途驿站、里程、路况的记述是精准的，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按照《滇程记》记载的驿馆赶路、住宿，“始终不可越站也”。

四、《滇程记》对“入滇三道”的记述在《滇程记》开篇，杨慎对明代中原地区进入云南的三条通道进行了记述：“中州达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辟焉，唐曰姚嶲路。

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曰西路，唐天宝中，出师伐南诏亦由此进。

至元世始开邮传，今因之焉。

出湖藩、转辰源、经贵州曰东路。

肇自庄蹻，立传则自国朝始。

”第一条为“姚嶲路”，经邛（今四川邛崃）、雅（今四川雅安）、建昌（今四川西昌），从会川（今四川会理）渡过金沙江，进入姚安（今云南大姚）、白崖（今大理弥渡）。

在祥云中转，往东可以去往大理，往西可以到达昆明。

“姚嶲路”是有文献记载较早进入云南的道路之一，因此杨慎称之为“古道”，历史上又被称为“建昌道”“零关道”“西川道”“清溪关道”。

唐朝与南诏时期，南诏的行政中心滇西大理，“姚嶲路”是当时主要的入滇通道。

到了宋代，这条道路的地位逐渐下降。

元朝，站赤和急递铺遍布全国各地，“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立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