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共生体_浅析耶利内克小说_钢琴教师_中的母女关系_蒋丽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自从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ＥｌｆｒｉｅｄｅＪｅｌｉｎｅｋ）于２００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在中国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戏剧性变化：人们的态度从最初的无人问津、束之高阁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评论如潮，一时间大家对其趋之若鹜。

目前探讨得最多的是《钢琴教师》这部带有半自传色彩的小说。

该小说之所以成为作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因为它曾经被奥地利著名导演哈内克（Ｈａｎｅｋｅ）拍成电影，并在２００１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三个奖项［１］。

本文对《钢琴教师》中畸形的母女关系作一分析，以管窥作家独特的批判现实主义视角。

１异化的母女关系《钢琴教师》的情节并不复杂。

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埃里卡虽已年近四十，但没有婚育，并且时刻处于母亲的监视之下，不能与异性交往。

在母亲极端的钳制下，她心灵扭曲，通过偷窥、自虐来宣泄性压抑。

尽管如此，埃里卡与其母亲维持着稳定的同居关系。

后来埃里卡的学生克雷默尔对埃里卡的热烈追求，打破了这对母女表面上平静的生活。

心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埃里卡在经历了感情上的抗拒、挣扎和投降之后，向克雷默尔表露了自己的隐秘之处———受虐的性幻想。

克雷默尔无法接受这样的情爱，在强奸了埃里卡之后，他像扔一块破抹布一样抛弃了她。

埃里卡再次自残并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母女关系这一叙事模式并非罕见。

在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中，母女二人相继沦为暗娼，互相支持。

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恋，母女之间互不相容，各怀心思。

而小说《钢琴教师》中，作家耶利内克也展现出一种异化的母女关系。

小说开篇就明确地向读者展示了埃里卡的生存状态：三十五岁的未婚女子仍然与母亲住在一起。

在大多数作品中，母亲总是正面的慈母形象，而小说中的母亲则是一个家庭独裁统治者。

埃里卡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每天都必须和母亲共睡一张大床，母亲把埃里卡看作“孩子”，要求“孩子”按时回家，稍有延误便会遭到盘诘，动辄受到呵斥甚至体罚。

母亲检查女儿的公文包，禁止女儿花钱买新的连衣裙，决定女儿穿什么样的衣服外出。

即使埃里卡一个月才去一趟咖啡馆，母亲的电话还是阴魂不散地缠着她。

“每当有人在外面遇到埃里卡时，她几乎总是走在回家的路上”［２］６。

如果说上述行为还能让读者理解为是母亲的溺爱、母亲的偏执，那么母亲遏制自己的大龄未嫁女儿与异性发展爱情的行为就令人费解了。

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得到幸福，得到甜蜜的爱情？而埃里卡的母亲总是向埃里卡灌输“臆想出来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１３作者简介：蒋丽（１９８０－），女，江苏泰州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语言文学。

畸形的共生体———浅析耶利内克小说《钢琴教师》中的母女关系蒋丽（南京审计学院外语系，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摘要：２００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的小说《钢琴教师》描写了一种异化的母女关系。

母女二人如共生体般密不可分，却又相争相斗，互相伤害。

女儿的人性受到压抑、摧残。

作家通过描写母亲对女儿的全方位压制，对人性受压迫主题进行夸张和典型化处理，鞭辟入里地批判了现实社会。

关键词：耶利内克；《钢琴教师》；母女关系；异化中图分类号：Ｉ５２１．０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３２７（２００６）０２－００５０－０３Ｖｏｌ．２０Ｎｏ．２Ｊｕｎ．２００６第２０卷第２期２００６年６月!!!!!!!!!!!!!!!!!!!!!!!!!!!!!!!!!!!!!!!!!!!!!!!!!!!!!!!!!!南通职业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ＴＯＮＧ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第２期的对男人的爱情”［２］８会分散对学习的注意，会毁了埃里卡的钢琴事业。

这显然是一种借口，实质上母亲已把女儿当成自己全部的世界和私有财产，不能容忍他人与自己共享女儿，所以她将自己和女儿的情人（或未来的丈夫）视为势不两立的对立面，认为女儿只能在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地选择其一。

她不想让女儿隶属于别人，“不希望成为新娘的母亲，她想永远做个一般的母亲并且满足于这种状况”［２］１０。

母亲为了达到其“亲自支配运用孩子的一生”［２］２４的目的，采用一切控制手段来绝对占有女儿，让男人没有机会接近女儿，女儿无法得到男人的爱情。

２密不可分的共生体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可能会无数次地发问：埃里卡为什么不离开如此变态的母亲？埃里卡自己难道就不渴望爱情吗？作家用独特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准确描绘出人物的心理活动。

耶利内克是语言游戏的高手，她时而化作“叙述人”，客观地叙述故事；时而又扮作主人公，想主人公之所想；时而又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公正地评论主人公的所作所为［３］。

读者从耶利内克的文字中不难找寻出答案：埃里卡之所以长期深恶痛绝同时又习惯性地处于这个畸形的母女共生体中，因为她本身是一个极度矛盾的人，一方面她厌恶母亲对她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控制，另一方面她又离不开母亲的庇护，母亲是她“精细的护罩”［２］１３，她为埃里卡设计生活，安排一切。

为了减少女儿可能会受到的外界伤害，“母亲更愿意亲自伤害埃里卡，这样她便有可能监督整个治疗过程了”［２］８。

另一方面埃里卡是“出于对艺术和自己个性的考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隶属母亲多年之后，她绝不能再隶属于一个男人”［２］１２，“她的桎梏是埃里卡自己决定的”［２］１８１。

是埃里卡自己选择保持这个畸形的共生体，她走不出自己划定的生活天地。

当她与学生克雷默尔独处一室，一场浪漫而温情的师生恋就要发生的时侯，小说里一句“埃里卡想回家”［２］１０６连续重复三遍，这就清清楚楚表明埃里卡的态度：她不接受克雷默尔暧昧的暗示，她必须回到母女共生体所在的“家”。

埃里卡与母亲如此相依为命、密不可分地构成共生体，是家庭历史原因造成的。

首先，埃里卡从小就养成被动接受母亲严格管束的习惯。

她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小市民家庭，一直生活在专横乖戾的母亲的羽翼之下，几乎与外界隔绝。

为了出人头地，为了“从劳动者的底层爬上艺术家的干干净净的高层的梯子”［２］２６，虚荣心极强的母亲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为一流的钢琴家。

因此，埃里卡的童年几乎隔绝于社会，一直在母亲严格的监控之下练习钢琴。

其次，埃里卡的父亲因为“怀疑这个世界的公道”［２］１２，产生心理疾病，“为了不使他对这个世界构成危险，他被送进了一座疗养院”［２］１２，直至死亡。

母女二人在缺少男性的畸形家庭里，和其他亲友断绝往来，孤独而封闭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出人头地的妄想、偏执的心理状态、隔绝社会的女性生活，使得她们母女二人成为一个病态的共生体”［４］———她们之间是一种既相依相存、又相争相斗的紧张、反常、异化的母女关系。

成年后的埃里卡完全有理由离开变态的母亲，去组建新的家庭，开始自由的生活，而她却仍然惯性地维持着这个共生体。

她依恋自己的母亲，母亲与自己被爱的纽带扣在一起，密不可分，尽管这是一种畸形的爱、自私的爱，尽管母亲年纪大了，只有很少的退休金。

此外，母亲能包办一切的家务活，避免自己“钢琴家的双手不被家务活中所用的洗涤剂毁了”［２］５。

埃里卡安于现状的另一原因，在于她需要这样一个共生体与她共奔前程，共同生活。

共生体的另一部分———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是钢琴天才，并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

埃里卡也乐于倾听别人对她音乐才能方面的赞扬，“可惜专业人员并不夸奖埃里卡”［２］２４。

因此，软弱的、缺乏自信的埃里卡更加不能舍弃这个虽然畸形但必不可少的共生体，只有共生体的存在才能使埃里卡确认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

３相争相斗的共生体母女俩虽然共同构建起密不可分的共生体，但是在这样的共生体中不仅仅有和睦相处，更多的则是相争相斗，互相折磨对方、伤害对方。

在埃里卡眼中，母亲的形象不是单一的，而是个双面人：亲密又可恶。

母亲是共生体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折磨埃里卡的恶魔，即使“在天国般宁静的梦中也在想着折磨人的新方法”［２］９。

整个小说中，埃里卡对母亲的感情一直在蒋丽：畸形的共生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瞬息变换。

为了夺回自己新买的连衣裙，她愤怒地咒骂母亲无耻，并撕扯掉母亲的一绺头发，但随后又为自己针对母亲所做的一切后悔万分，希望母亲原谅她，因为她爱母亲，母亲又上了年纪。

夜里，睡在母亲身边的埃里卡想到自己经常处于“被爱的纽带吞噬的危险之中”［２］１０时，她的悔意旋即转为对母亲的无止境的恨，她甚至恶毒地希望母亲由于头发被扯掉而一下子吓死，这样她就自由了，尽管生活上她可能会更艰辛。

埃里卡与母亲厮打、盼望母亲早死，以此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抑郁和不满。

最离奇的，也是最违背常理的高潮出现在她爬到母亲身上，像同性恋一般亲吻母亲全身。

埃里卡将自己积蓄已久的性压抑变态地转移到母亲身上。

母亲是埃里卡性压抑的罪魁祸首，所以，埃里卡亲吻母亲的行为既是释放自己的压抑，同时也在报复母亲，折磨母亲。

而作为共生体另一部分的母亲在利用和伤害女儿方面更是毫不逊色。

她把女儿当成实现进入上流社会愿望的工具，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时刻从经济学的角度计算自己的投资，计算女儿的使用价值和能带来的收益”［２］２４０。

母亲对女儿实施从肉体到精神全方位的控制，“处处与女儿争锋”［５］。

晚归的埃里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母亲的打骂，有时还要被母亲愚弄：恶毒的母亲为了惩罚女儿，“恶作剧地把水渗进红肠里，让红肠毫无味道”［２］１１３。

“母亲”是共生体的组织者和主宰者，是控制者、强权的代表和胜利者，而“女儿”是被控制者。

尽管母亲在与女儿的打斗中常常处于劣势，但她的眼泪是战无不胜的法宝，眼泪会攫取女儿的同情心和十二万分的悔意。

母亲对埃里卡的精神控制还表现在她扼杀女儿爱美的天性上，她禁止女儿把钱用于购买漂亮的衣服、鞋、手袋和帽子，强烈反对她穿鲜艳耀眼的衣服离开家门。

她特地跑到学校接埃里卡下班回家，不辞辛苦地带着女儿绕远路，目的就是不让埃里卡看到街边橱窗里陈列的时髦物品。

母亲将女儿新买的连衣裙剪碎而引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表现了母女两种意识（理性和感性）尖锐的冲突，也展现了“正常人性要求摆脱理性桎梏无声的呼唤”［６］。

母亲最终还是战争的胜利者，漂亮的衣服只能挂在衣橱里，埃里卡只能在母亲沉睡之后偷偷抚摸一下自己“神秘渴望的东西”［２］９。

剥夺埃里卡自由穿衣的权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埃里卡的人性受到何等严重的压抑。

母亲从自私的爱出发，走向摧残女儿埃里卡的人性，如“魔鬼的阴魂附于女儿之体”［７］。

这种极端偏激的教育方式间接导致埃里卡的性压抑，导致女儿心理病态。

埃里卡的性爱缺失又导致其自残、自虐和受虐狂倾向，进而陷入人生的悲剧。

这一切，归罪于她的母亲———家庭中男权压迫的扮演者。

４结语在小说《钢琴教师》里，作家另辟蹊径，没有展示“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直接的压制与束缚”［８］，而是使用尖锐、辛辣、刻薄、嘲讽并形象的语言，从女性视角出发，着重刻画了一个畸形的母女共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