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刘易斯拐点_难以解释_用工荒_原因探析

“刘易斯拐点”难以解释“用工荒”原因探析许腾辉(厦门顺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福建厦门361000)摘　要:金融危机过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新一轮的用工荒,有人试图用“刘易斯拐点”这一理论解释该现象的发生,但却无法回避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大量失业这一事实;换言之,“刘易斯拐点”无法解释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与危机过后的用工荒现象产生。

究其原因,在于用工荒现象只是在表象上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刘易斯拐点”理论的适用环境有着根本的不同。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用工荒;农民工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198(2010)1720162202 “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这一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业部门人口多,生产率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工业部门提供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此时,来自农业部门的普通劳动力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状态。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

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用工荒”,广东、浙江等地的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聘工人,却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要,其中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输入的大幅度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下降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 5%,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

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用工缺口为81.9万。

从这一角度出发,外来农民工的减少而导致东部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的一般特征,而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也的确符合刘易斯所认为的二元经济结构。

但是,金融危机期间失业返乡的大批农民工哪里去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月份发布的调查报告,2008年末有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春节过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

在这一事实面前,“刘易斯拐点”理论就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换言之,该理论在我国当前的“用工荒”面前失灵了。

1　“用工荒”概况与特征简单的理解,“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

要找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首先要分析中国“民工荒”现象的特征。

(1)发生地域扩展。

从地域上看,2010年春节后出现的用工荒较之以往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地域范围由传统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一线城市率先开始并逐渐向全国范围内蔓延,连中西部的安徽、湖北、重庆、新疆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

为增强就业吸引力,今年以来已有十几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整幅度在10%以上,其中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过21.1%。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凸显了各地为增加就业吸引力,缓解本地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的一种对策。

(2)普工出现短缺。

与以往“用工荒”以技工短缺为主要特征不同,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普工荒”。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部门统计,2010年春节后第一周人力资源市场登记求职人数10.68万人,登记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岗位却高达40.86万个,供求比达到了1:3.83。

在这样的背景下,招工变成了“抢人”,很多企业打出“没有技术不要紧,进场再学没关系”的招工广告,普通短缺已成为“用工荒”的突出特征。

(3)技工依然缺乏。

一直以来,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征,这一特点在本轮的“用工荒”中依然存在。

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致使素质型工人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从而造成岗位空缺,而新一代的农民工虽比上一代在知识水平和技能上更具优势,但依然无法达到产业升级所需要技能水平,“技工荒”的问题依然存在。

2　不能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分析用工荒现象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便会出现“刘易斯拐点”。

结合我国目前“用工荒”的基本特征,“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能解释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用工荒”问题。

(1)中国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劳动力短缺。

2008年两会期间,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田成平在全国“两会”上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就业工作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每年在城镇要求就业的有2400万人,但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同时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大约有800万人。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在2025年将增加到9.26亿,现有移民和未来新移民将占到城市总—261—人口的40%左右,移民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驱动力。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农村中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劳动力短缺阶段”。

(2)“既定工资”缺乏吸引力导致普工短缺。

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用工荒”,而工资水平依然处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阶段。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9)》统计数据,2008年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是1.33万亿元,如果平均到2.3亿农民工身上,每个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约在5800元左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由此比较,工业部门提供的“既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一般收入,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上仍旧具有一定吸引力,但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的支出要远高于在农村支出,并且城市生活成本还在不断上涨,同时又要面临职业不稳、社会保障缺乏、缺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打工未必就比生活在农村更为理想。

所以,目前的“既定工资”水平偏低,是导致普工缺乏的主要原因。

(3)经济环境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依托世界贸易、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加工型经济结构,支撑这一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就是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低廉劳动力优势。

这种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所以金融危机来虽然在发达国家爆发,却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

这种“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

同时,国内也存在一个“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当这种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的时候,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而“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制经济体系,并不能代表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

因此我国目前出现的用工荒,也并非“工业部门在既定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而出现的“刘易斯拐点”。

3　“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1)经济因素。

以东部沿海地区分析,本轮“用工荒”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规模普遍不大,而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回暖,导致这些企业用工需求集中上升,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谋求利润,很难提高工资水平。

同时,这些企业主要依靠订单生存,招收的以短期工为主,不能给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用工荒”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用工荒”的出现,也说明这一地区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依然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升级成为解决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与此同时,这一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劳动力市场上高质量的工人依然缺乏,“技工荒”继续存在。

就此来看,“用工荒”现象的存在,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对称所致,而非来自于劳动力数量的绝对不足。

(2)制度因素。

从制度因素角度考虑,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助长了“民工荒”的蔓延。

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

农民工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基本享受不到当地与户籍挂钩的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利,同时又缺少话语权,“同城不同权,同工不同酬”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在户籍这道门槛下,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寻找到“家”的归属感,只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

这是“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所在。

(3)人口因素。

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中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需求量上升具有长期性特征,而东部地区通过产业升级改变用工结构还需要较长时间。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居于主流,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一部分习惯了城市生活,对工作的要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这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虽然高于上一代农民工,但还不能满足一些新兴行业的用工需求。

这种情况下,结构性的“用工荒”将继续存在。

4　结语用工荒现象的出现,纵然不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十分明显地预示了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到来,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最终会导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针对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用工荒问题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应当对当前的产业政策做出适当调整,避免目前还大量存在的初级劳动力的浪费;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为即将到来的产业升级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还应当在当前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改革,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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