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

美国政府与清朝的覆灭崔志海2013-06-03 10:35:00 来源：《史林》2006年6期内容提要：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事前对清朝政府不久便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并无先见之明。

在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上，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不同意见，但美国政府始终奉行中立政策，既拒绝承认南方革命政权，也不主张帮助清朝政府或袁世凯势力镇压革命党人，反对有关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寻求承认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并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政府。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清帝逊位之前严格执行中立政策，既有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同时与美国外交上的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及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和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

关键词：中美关系辛亥革命清帝逊位袁世凯作者简介：崔志海，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1911年的武昌起义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不仅宣告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同时也标志沿袭了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晚清中国政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动，既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它在当时就引起世界几个主要列强的密切关注和反应。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学术界已做过一些研究。

大致说来，国内学者多数站在辛亥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貌似“中立”，实则敌视和破坏①，但也有个别学者如台湾的王纲领教授和大陆的王立新教授，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采取了比较客观的中立政策②。

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所做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检讨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大致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偏重考察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并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比较忽视美国政府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二是将美国外交官的个人意见和态度等同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三是在史料的引用上没有注意时间概念，忽视了美国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的态度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政府对晚清政局的这一变动的反应做进一步的考察，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辛亥前夕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判断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两个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标志着清朝统治进入了后西太后时代。

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内各项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中国政局在进入1910年之后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列强的高度关注。

1910年1月15日，上海卜内门公司创办人、英国人李德立(Edward S·Little)在对江苏、湖南、湖北等省进行考察后，向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局的秘密报告。

在该报告中，李德立根据江苏、湖南等地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国内弥漫有关列强将瓜分中国的舆论，以及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的普遍不满，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整个政策和想法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准外国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接近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时的情形，写道：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尽快通报这个帝国内目前事件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

在前几年里，我一直报告，根据我的观点，拳乱复活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也存在以前的排外，但采取限制外人权利的形式，而没有割断他们的咽喉。

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正在从那种状况进入到一个更为敏感的阶段，我们可以预计会有义和团形式的激烈的流血的排外暴动，只不过它将由学生阶层领导。

爆发那些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采取一些直接的激进的措施，这是目前政策的唯一结果③。

对于进入1910年的中国政局，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观察和看法不尽相同。

3月5日，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Henry P. Fletcher)在将李德立秘密报告转交国务院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李德立的报告“似乎根据不充分的证据得出十分严肃的结论”。

在中国国内是否存在排外运动问题上，费莱齐承认中国国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有一种普遍的敌对情绪，它迫使政府只要有可能就赎回此前已允予外人的实业、铁路和开矿权利及让与，结果这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遏制”，“他们宁愿他们的国家处于不开发状态，直至中国能由他们自己开发，不愿中国被外人剥削”，但费莱齐不认为将发生义和团性质的排外暴动，指出“就我目前所观察到的，不存在一种协同的排外运动。

有关中国将被瓜分的谣言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刊，但它正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

……湖南表现出来的排外情绪不能说在中国具有普遍性，该省的大部分鼓动宣传出自学生阶层。

激发广东人的精神似乎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外国人。

”对于清朝政府，费莱齐认为确乎“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方面陷入严重困境之中”，但不认为存在军队发生哗变，清朝统治被推翻的危险，指出摄政王政府已意识到军队忠诚的重要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如果青年中国的思想在军队中扎根，最近土耳其经历的事情无疑会重演，但中国军队在组织上不能与土耳其的军队相比，这种运动更容易被扑灭。

中国的武装力量足以扑灭任何一次普通的起义，在军官当中没有任何不满的迹象。

只要他们按时领到兵饷，没有人在目前这套人事和升迁制度中起来闹事。

”他的结论是：“总之，除了反对外国人开发中国资源外，我既没有看到对外人反感情绪的增长，也没有看到有即将发生排外骚乱的迹象。

但中国无疑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有许多危险因素。

很容易看到一场反对朝廷的运动或一次纯粹国内原因的暴动如何演变为一场排外事件。

”④但不久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及在南京等地出现的宣传驱逐外国人和反对清朝统治的传单一度使美国外交官神经紧张。

1910年4月18日，驻汉口总领事致函助理国务卿，汇报长沙4月13、14、15日发生的严重暴乱。

⑤ 5月16日，海军部致函国务院，转告在汉口的美国军舰“海伦娜”(Helena)号指挥官关于长沙抢米风潮的电报，称长沙的形势十分不利，一场人民起义极为可怕。

5月11日所有外国人接到官方通知，前往炮艇避难。

⑥ 5月17日，嘉乐恒(W. J. Calhoun)电告国务院，称接到南京领事来函，那里流传各种令人不安的谣言，类似此前拳乱的反对朝廷和反对外国人的迹象十分明显。

领事团已向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立即阻止排外运动的重要性。

已电示舰队司令准备军舰前往南京，以备急需。

并称：据中方可靠消息来源，可能在最近发生严重的革命运动。

虽然目前不能证实这一消息，但与各使馆收到的对形势的悲观报告相符合，并且由于可能歉收，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⑦长沙抢米风潮平息之后，同时鉴于原来谣传的在南洋劝业会开办之际南京将发生排外和反清革命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嘉乐恒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又有所改变，既悲观，又乐观，一再表示中国的形势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加以密切关注。

5月28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没有提请国务院注意南京领事有关该城存在排外运动迹象的报告，这是我的失职，但我不倾向于夸大它的重要性。

通过我发去的几封电报，国务院已知道长江流域盛行的骚乱，我认为粮食的歉收将会引起这种骚乱的扩大，这是完全可能的。

粮价和中国骚乱的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且总是存在着任何反对朝廷的运动都可能转变成反对外国人的危险。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可令人相对乐观的迹象。

虽然南京和长沙的骚乱令人不安，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运动有广泛的组织，所发生的骚乱一直是散漫的，没有系统的。

虽然华中华南的秘密革命组织完全可能进一步推进他们的事业，但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

危险更在于继续郁积的不满和当局无力镇压叛乱所造成的后果。

……虽然很难预见事件的发展，但我希望可能发生的诸如此类的骚乱至少会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

然而，形势必须加以审慎观察，任何时候都可能证明判断有误。

⑧ 7月5日，嘉乐恒又在报告中写道：“我没有经常向国务院汇报有关中国的政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最近没有需要编年记载的事情。

虽然局势尚不明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同时也没有发生任何奇迹，允许人们怀疑那些看来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预言，尽管预测的日子仍然遥远。

目前可以说的是，湖南的秩序与和平相对得到恢复，虽然又发生一些新的骚乱，并且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再次发生，但没有任何革命运动开始广泛扩展的迹象。

在南洋劝业会开幕之前，人们经常说，这一事件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目标，外国人的聚集为发泄排外怒火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出口。

虽然我们在南京的领事对此完全相信，但我不能说这些报告是否有严肃的根据。

无论如何，迄今军舰和地方督抚的有力行动成功地维持了秩序。

值得庆幸的是，与中央官员形成鲜明对比，新任的湖广总督和安徽巡抚都是能干的强权官员。

他们的权威对于在收获季节之前不要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是必需的。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嘉乐恒除了关注民众的排外和反清起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外，还注意到地方立宪派势力的崛起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我们甚至不能模糊地看清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理由说地方谘议局的行为可能会使民众激动，而不是使民众变得平静。

从他们的讨论中将会盼来一些排外措施。

中央政府不希望增添他们所已遭受的公愤，似乎愈来愈准备屈服于地方意见的压力。

在袁世凯和张之洞时代几乎没有听说的地方运动成为头等大事，现在看来能威胁北京。

满清王朝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这个弱点，以及由灾荒引发的不满。

”另外，与代办费莱齐认为中国不存在土耳其革命的可能性不同，嘉乐恒认为存在新军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危险。

他根据当时中国国内对摄政王载沣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分别负责陆军和海军、独揽军权的不满，以及各地军队不是从陆军部得到军饷而是从省库中支付的情况，认为“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减少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虽然没有有关军队‘道德’或纪律方面的确切情报，但如果某一天土耳其的事例在这里重演，一些低级军官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⑨然而，尽管嘉乐恒意识到中国政局充满各种危机，但他同时表示不能确定清政府会很快覆灭。

8月23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一面继续报告清政府统治已失去人心，前景黯淡，指出“正若我以前所报告的，3个月前的混乱状态虽然消失了，但一直存在许多骚乱，它们本身虽然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表明在中国存在着尚未燃烧的怒火及对官员的不满。

在山东的中心，最近发生了一次由于当地官员征税引起的起义(指1910年7月山东莱阳民变——引者注)，只是用极为血腥和残暴的手段加以镇压，招致朝廷的谴责。

在湖南，当地报纸说革命党人公开武装，而广东周围的乡村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云南也有新的骚乱的报告。

然而，人们如何不愿意给这些迹象赋予不恰当的重要性，在像中国这样如此巨大和地方分权的国家，骚乱总是可以预计的，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困难，各省谘议局的混乱以及北京满洲朝廷与中国其它地区愈来愈扩大的裂隙，人们不可能不认识到前景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