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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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感
《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是葛剑雄、安乔生所著的研究移民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的书籍。
本书语言生动，史料详实，书中多处引用诗词，使其浅显易懂而富有人文气息，以求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出发利用生动而具体的事例来凸显移民运动、移民群体以及个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
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入的探究。
在引言中，作者首先阐明了移民史研究是从动态角度对中国历史的深入考察，随后引出迁移是中国历史发展必不可缺少的线索，移民是构架中国历史的重要框架。
而移民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既包括作为创造文化的主体——社会全体中的一部分，对于文化内涵扩展演变的贡献；也包括对文化区域的变迁和文化传播的作用等。
本书正文共有8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移民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联系。
第一章“波澜激荡撼九州”以时间为线索，简要陈述了历史上不同朝代著名移民运动，这些移民运动是移民史的主干，了解它们是熟悉与了解移民史的捷径。
第二章“人才荟萃话繁盛”主要叙述了移民与文化发达区域如关中文化区、中州文化区、江南文化区等的变迁，并说明了人口的迁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迁移。
第三章“燕山胡骑鸣啾啾”主要讲述了周边民族内迁与中原文化的历史发展与融合转型，移民是民族融合的必经途径，周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四章“历经风雨绽奇葩”主要论述了移民的文化贡献，包括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以及方言地理和传统戏剧等方面。
第五章“‘西天’高僧送经来”主要论述了移民与西域文明的传播，西域文明向中原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而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移民贡献最为显著，其中，中国传统三大思想体系之一的佛教，最早就是从西域移民传入中国的。
第六章“皇城根下‘西洋客’”主要讲述了西方移民与西学东渐，以鸦片战争为期，西方移民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七章“多少海客到瀛洲”主要论述了边疆及海外移民与中国文化的外传。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海外移民的活动，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的。
第八章“穿越迷空觅祖根”主要论述了移民史与当代中国寻根文化，并点名了书题“四海同根”，告诫读者不能忘记民族之根、世界之根，坚持寻根，不忘初心。
在第六章“皇城根下‘西洋客’”中，作者以鸦片战争为界，将西方移民的进入及文化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的移民以西方传教士为代表，在传教过程中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后一时期以租界移民为代表，将西方城市与商业文明的经验引入中国。
在第一节中，作者论述了16世纪以来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播文化的过程，主要列举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代表人物，他们作为西方移民的开拓者，是自觉的西方文明传播者。
利玛窦等人之所以用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使当时中国的士人乃至统治者接纳他们、信服他们，不仅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邃造诣，如在儒学方面的钻研精通，也在于他们自身对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掌握。
利玛窦带来的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他宣扬的近代科学知识主要集中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及机械制造等几个方面,他自己绘制了《山海舆地图》；由他口传、徐光启执笔完成了最早翻译成汉文的西方数学名著；另
外，利玛窦制造的自鸣钟等机械深受中国朝野的欢迎。
在明清时期，利玛窦等人在文化传播上取得巨大成就，这在中西方交流史上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这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在生活上用毅力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二是在文化交流上用智慧开启了在古老帝国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大门。
作者高度赞誉了利玛窦等人作为西方移民的开拓者，在跋涉的路途中和传教的过程中所经受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考验与磨难，认为他们的宽容与忍耐足以赢得后人的尊敬。
除此以为，作者还指出，耶稣会士之所以能够在古老而封闭的中国王朝里传教取得进展，与其自身的非凡素质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求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作为人生发展的基础，受到最充分的重视。
道德修养的高低也就构成中国士大夫品评人物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尺度。
而这又恰好是耶稣会士们的一个突出长处，他们大都是学问渊博的科学家与学者，在许多领域具有深厚的造诣。
更可贵的是，他们与利玛窦相仿，能够尊重中国的道德观念和风俗礼节，而且品行端正、不贪财货、不求官禄、终身不娶，完全符合中国的道德标准，因而他们受到了中国士大夫的爱戴与尊重。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耶稣会士不畏艰难的冒险精神与近乎刻板的生活作风，在根本上是取决于耶稣会的教旨，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品质与道德修养。
耶稣会士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与耶稣会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基督而征服世界”，因此应该将他们作为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支。
在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等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融合中西文化的道路。
首先，他们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风俗足够的尊重，以及对封建皇权的绝对顺从。
其次，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入研究，他们找到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切入点，即崇儒排佛，提倡“天儒合一”。
当然，不是所有来华的耶稣会士都赞同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他们将天主教与中国本土传统思想文化的对立性凸显出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矛盾局势，最终导致康熙等人下令在全国禁止天主教士进行传教活动。
总而言之，君主专制制度与闭关锁国的弊端以及其恶劣影响在明清时期的中西方交流中得到了及其充分的暴露。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传播文化的过程即上文所说的两个时期中的前一时期。
在第二节中，作者主要论述了近代租界移民对中国旧文化的冲击。
首先，作者解释了租界的定义与由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作为允许外国商民居住的通商口岸，即“五口通商”，而“租界”即在通商口岸里特别划定的外国侨民居留地。
作为屈辱与殖民化的标志，近代中国沿海城市内大片租界的出现，完全是外国列强武力征服乃至压制的产物。
首先，从移民史角度看，中国大陆上特别划定的外国人居留地早在明朝后期已初具规模，这就是澳门。
在明末，澳门已具有“国中之国”的内在特征，已演变成一个特殊的移民区，但其对整个中国内地的影响十分有限。
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清朝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一直是中国官府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机构。
为了适应外国人来华从事贸易活动的需要，广州城内也出现了供外国人居住的“十三行夷馆区”。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抗敌情绪激烈，受到抵制，广州地区的租界区域并不大。
近代史上租界的正式出现是从《上海土地章程》的签订。
开埠后，上海由一个小县城变成租界建设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地区。
上海的外国租界不仅面积最大，而且租界区内部建设也最为完备，其发展历程集中地体现了近代中国租界发展的道路。
上海租界发展的同时，其他开放口岸的租界区也相继形成。
租界的发展与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租界的膨胀也就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社会的一个标志。
而租界除了其侵略本质之外，也在近代西方文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租界是西方移民
按照其母国模式建造出来的新式城市，它带来的不仅有精神文化成果，如天主教与近代文化思潮，更有物质文化，特别是西方城市生活理念与建筑设施。
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一点在租界出现最早、发展最成熟的上海体现得最为突出。
然而，在我们充分看到租界文化传播的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其建设者是西方列强侵略者。
读完这本书，我了解到了移民的历史变迁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开拓了文化事业，丰富了文化生活，也使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更多思考与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