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研究述评

本年度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多是集中于经验探讨的小文章;关于社会教育的研究显得更弱,研究对象分散,很少形成一些多人探讨的社会教育主题。虽然有大量介绍国外社会教育经验的文章,但将国外经验应用到本国的研究却很少。总体上看,研究成果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不大。2.关注家庭和社会教育物质载体的建设家庭和社会教育需要一些机构、场所等物质载体的保障,如家长学校、社区青年之家等。这些机构和场所是提高家庭教育质量、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大量存在,在我国却很少。研究应关注建立这些机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呼吁政府和社会积极建设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物质载体。3.关注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既然家庭、社会与学校教育共同承担教育儿童的责任,共同影响儿童的成长,那么研究应更多地探讨如何使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方向和步调保持一致,使教育形成合力。2008年度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研究述评张英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浙江金华321004)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灾难,给上千万灾民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带来巨大心理创伤。此次大地震突袭之后,灾民心理创伤问题引起助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其中,儿童作为受灾地区的弱势群体,成为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对象。本文通过对2008年发表的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期管中窥豹,分析我国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积极的思考。我们以2008年为时间跨度,在中国期刊网共搜索到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研究30篇,其中,灾后儿童心理反应及其干预策略的理论研究20篇,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研究4篇,从宏观角度探讨国家灾后应急管理机制的研究6篇。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对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灾后儿童心理反应和干预策略的理论探讨上,实证类研究和应急管理机制研究比较缺乏。

一、灾后儿童心理反应及其干预策略的研究对灾后儿童心理反应及其干预策略的研究是2008年灾后儿童心理危机研究的一大主要内容,这可能与灾后的实际需要是紧密相连的。儿童在遭遇重大自然灾难后,会表现出许多心理与行为障碍。儿童作为创伤后心理障碍的易感人群,他们在灾后表现出来的心理反应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综观灾难事件后儿童的心理应激反应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躯体表现(如创伤经验重复出现、过敏状态、行为退化)、情绪反应(如否认、麻木、悲伤、愤怒、罪恶感等)和认知改变(如个人基本信念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都是儿童在经历灾难后的一种自然反应,而且会根据儿童年龄、性格、受灾影响程度的不同在表现形式和程度上略有差别。我国在儿童灾后心理反应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年龄层面,如苏彦捷的《灾后儿童的心理应激反应及其干预》(载《政工研究动态》,2008年第12

期)一文从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面对灾难和死亡的认知、心理和行为表现;卫小将、何芸等的《死亡、丧恸与调试———“5.12”灾后丧亲青少年哀伤辅导》(载《社会心理科学》,2008年3、4辑合刊)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阶段入手,解读丧恸青少年的灾后反应特征;刘亚琼等的《汶川大地震对灾区儿童心理行为活动的影响》(载《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第17期)则从实地调查的角度对就诊的100名3-14岁灾区儿童进行了心理行为活动调查,来了解儿童的灾后心理临场表现。综观目前国内对灾后儿童心理反应的研究,主要特点是区分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典型心理行为反应,但是对重大灾难造成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过程、性格与灾后反应的关系等深入性研究相对缺乏。心理危机干预策略研究是2008年灾后儿童14心理危机研究的重点,多数研究都对这块领域有所涉及。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策略和模式。苏彦捷从整体干预途径的角度提出从三个方面为儿童提供心理帮助,一是PTSD症状评估,二是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新建立,三是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灾难教育的介入。林红的《地震后灾区儿童的心理需求与处理》(VCD)从儿童对安全感、确定感的心理需求的角度提出心理危机干预的策略,包括尽量让儿童由其家长或熟悉的人照料,重建安全的依恋关系;让儿童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控制感;鼓励、帮助儿童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如绘画、讲故事)表达他们的经历、想法及情感体验等(载《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08年第7期)。郑毅的《汶川地震对儿童心理的影响与心理救助》(载《中国循证儿科杂志》,2008年第3期增刊)一文强调从婴儿、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提出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干预重点和措施,如对婴儿的重点是找到稳定、长期陪伴的主要照顾者;对幼儿则是提供额外的安抚,避免分离;对学龄前儿童,则要鼓励以玩耍的方式疏导压抑的情绪,矫正不合理的认知。上述卫小将、何芸的论文从哀伤辅导的角度提出了针对青少年辅导的步骤和策略。他们从对丧恸青少年的心理评估,到提出哀伤辅导的三个重要环节,为青少年灾后哀伤辅导实务工作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辅导策略。施红梅等的《自然灾害引发的儿童心理障碍及其心理康复》(载《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7期)则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技术、方法层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包括沟通和建立良好关系的技术,心理支持和行为强化技术,同时也介绍了国外的减压、分享报告、危机事件应激报告模式以及灾难中意外伤害致残的儿童心理康复方法。管雷的《优势视角下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提出灾后儿童心理危机积极优势理念的构建。由此可见,2008年国内对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及其干预研究在理念和干预策略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前沿性。表现在:(1)充分关注到不同发展阶段儿童的心理危机干预重点有所不同,针对婴儿、幼儿、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提出不同的辅导重点和策略;(2)开始关注到儿童和青少年自身的抗逆力,强调不是通过同情和援助,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发掘儿童自身的优势、资源和价值,让儿童和青少年自己来探寻、发现和运用自己的才能,帮助自己走出灾难事件的阴影,并从灾难事件中找到积极的力量;(3)从治疗范式走向建构范式,强调儿童的社会生态,即通过回复正常生活状态,建立社会支持的视角,帮助灾后儿童重构自己的生活;

(4)在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层面更加关注儿童心理

发展特点和需求,主张以故事、绘画、游戏等易于被儿童接受的方式进行具体辅导。然而,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彼此之间缺乏整合,因此还未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关于灾后儿童危机干预的整体策略。

二、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研究2008年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研究较为缺乏,这可能由于地震发生距今时间不长,许多实务工作者未能有时间和精力将所做实务工作整理成文章;但另外一个层面,也反映出我国从事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群体在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上存在一定的脱节。从目前搜索到的几篇仅有的干预实践研究来看,有研究者采用群体干预的手段,为四川绵阳市灾民安置点的灾民提供心理援助,如王凤鸣等《汶川大地震灾民创伤后急性应激期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与研讨》(载《成都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有研究者针对灾后儿童心理危机状况进行了个案干预,如刘萍等的《灾后儿童恐惧反应非语言亲自沟通治疗1

例》(载《成都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对一呈现灾后恐惧反应的8岁儿童采用非语言亲子沟通的方式进行心理干预;梁雪梅等的《汶川大地震伤残住院儿童的个别心理危机干预》(载《华西医学》,2008年第4期)报告了对一个震后伤残和负罪感较强的小学五年级儿童进行个别危机干预的过程。在实践研究中,他们认为灾难性心理危机干预应在创伤后急性应激期及时介入,心理危机干预大规模介入的最佳时机是在生命救援之后,灾民安置基本稳定之时;同时应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在灾难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24从目前的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实践研究来看,无论是群体干预还是个案干预,目前研究还非常少。虽然2008年有大批的心理卫生工作者深入四川,为灾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了灾后危机干预,但是呈现出来的干预报告却非常少。如果实践干预不能在干预理念、途径、模式和方法上有更多的反思,则很难使我国的灾后心理干预工作有更大的推进,也不能发挥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和修正作用。三、关于灾后宏观政策和应急机制的探讨值得肯定的是,2008年我国对于灾后宏观政策和应急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涉及到教育、学校建筑抗震问题、灾难和安全管理法,以及媒体报道的层面,而且以比较的视野研究探讨了美国、日本、印度、伊朗、韩国以及OECD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些做法和宝贵经验,对于我国应对灾难的危机干预策略提供了很好借鉴。从教育层面而言,薛二勇的《教育应对自然灾害的战略选择》(载《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10期)认为教育是减轻灾害、控制风险的关键途径之一。日本采取的灾难情感体验教育、印度采取的风险教育和伊朗采取的安全教育,都是在教育层面对灾难的积极应对。其中,日本的灾难情感教育较有代表性。他们尝试将灾难教育的目的由“危机管理”转向“危机准备”,不仅提高民众在灾难发生时的应对能力,也提高民众在灾难发生前、发生后的应对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在学校教育中增加针对灾难的教育:让学生体会生命的重要性;让学生理解自然现象的发生规律以及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通过体验学习,提高学生应对灾难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此外,桑锦龙的《努力确保学校在地震中的安全———OECD的PEB项目相关研究及政策建议述评》(载《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8期)一文针对汶川大地震中出现的学校倒塌及师生伤亡等事件,从教育建筑抗震问题的角度介绍了OECD的PEB项目开展学校地震安全的相关研究,重点介绍了2005年OECD理事会批准的《OECD有关确保学校在地震中安全的指南建议》的主要内容,对于我国灾后重建和学校抗震工作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从法律层面而言,何赞国的《〈韩国灾难和安全管理法〉的历史沿革及现行规定》(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介绍了《韩国灾难和安全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其中包括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立、安全管理计划的制定、灾难的预防、应急对策、紧急救助、特别灾难地区的宣布与恢复、财政补偿和惩罚措施,由此可见韩国在灾难应激管理方面所做的较为完备的工作。灾后媒体报道对儿童有着巨大的影响,沈恩华在《灾后如何避免媒介对儿童的伤害》(载《青年记者》,2008年7月下)一文中认为,媒体在灾后对受灾儿童的采访过程、媒体报道突出血淋淋的灾难负面性画面,以及在媒体报道时对未成年人的脸部不做马赛克处理等,对儿童而言是“二次伤害”,带来的影响更大。从上述研究来看,无论从教育层面对儿童实施心理干预,还是从法律、媒体层面为儿童安全提供保护,都需要一个整合型的灾后儿童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大纲来统整和协调(孔令帅《灾难与儿童: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教训》,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8期),包括灾难后如何立即启动儿童心理干预、相关人员如何组织到位、如何开展家长或监护人的心理教育培训、学校危机干预教育的启动、灾难后的个案跟踪辅导以及媒体为保护儿童所做的配合措施等等。如果灾后儿童心理干预在整体机制上能有所推进,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并在各地建立应急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