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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案的审查要点及庭审难题应对作者：黄青吴友海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3年第05期[基本案情]2012年12月25日早晨6时40分许，吴某某携带装有汽油的可乐瓶及引火用的裹有棉花的木棍、打火机等物，窜至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关帝庙，将汽油泼在关帝庙金亭山门（木质门板）上，又将蘸上汽油的木棍用打火机引燃，后用上述木棍将山门上的汽油点燃。
见山门着火后，吴某某即逃离现场。
后因附近群众及时发现并扑灭火势，尚未造成重大损失。
2012年12月26日，公安机关在吴某某家中将其抓获，其到案后供述了整个作案经过。
经泉州市第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吴某某系偏执型分裂症状态下作案，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仍为分裂症现症病人，无受审能力；建议严加监管及专科医院系统治疗，以防肇事。
2013年3月12日泉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对吴某某解除拘留措施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于泉州市第三医院。
一、强制医疗案的审查要点（一）程序审查要点1.是否需要履行告知程序。
《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均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后，是否要在一定期限内告知涉案精神病人、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相关权利、义务。
笔者审查案件后认为，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案件，强制医疗程序参与人员也应该享有相关程序权利。
在《刑诉规则》等相关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强制医疗案件的特点与要求，参照一般刑事案件告知文书的内容、程序对相关当事人予以告知。
具体到本案，考虑到被申请人现状，本案笔者仅告知了其法定代理人、被害单位。
2.是否需要询问被申请人、法定代理人等相关当事人。
强制医疗程序的被申请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检察人员通常不具备精神病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是否需要会见被申请人、对其进行询问，要视具体案情而定。
本案证据体系中，有鉴定意见证实被申请人作案时系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现阶段仍无受审能力。
试论进一步完善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摘要】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予以强制医疗具有必要性，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法律空缺，但在制度设置上仍存在亟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人权保障；公共秩序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事关公民人身自由与社会公共安全的冲突的协调，故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媒体和学界的关注，但法律上几乎处于空白，2012年3月审议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增加的第五编特别程序单独设置一章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作出了规定，可谓是一大进步。
但笔者认为此法律规定在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一些缺陷，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在这方面美国已有成功的经验供我们参考。
在美国，立法授权地方各州都有权采取非自愿民事监管，而这种权力是基于州的另外两项基本权力，即国家监护人权和警察权。
国家监护人权指的是州有权对精神上或生理上有疾病而不能照顾自己的人予以监管，警察权是赋予州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安全的人进行监管的职能。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州的非自愿民事监管作出了限制，将精神病人分为无刑事责任精神病人且需进行治疗和有罪的精神病人且将在监狱内接受医治者，并根据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类型的监管方式，比如到特定机构医治，由政府部门或受监督的社区予以看管以及司法性监管。
[1]美国各州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警察或精神病鉴定人员在进行精神病鉴定期间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对精神病人予以短期的监管，但如若需要对其长期的精神病治疗，则须向法院提交有关鉴定报告，并提供相关证据，提请法院的批准。
同时也赋予被强制医疗的人有辩护、获得法律帮助和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权利，强制医疗也应定期对其进行诊断评估，有的州规定每6个月复核一次。
根据我国立法状况、司法实践以及参考美国实践经验，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一、扩大适用对象范围新刑诉法将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限定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未将所有精神病人纳入其中，势必会缩小作用范围。
不符合强制医疗代理词【最新版】目录一、强制医疗的概述二、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三、强制医疗的实施程序四、强制医疗的法律依据五、强制医疗的争议与问题六、结论正文一、强制医疗的概述强制医疗，是指对某些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进行刑事诉讼过程中，因其病情严重，无法进行正常诉讼，为了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和社会公共安全，依法采取的对其进行医疗治疗的一种强制措施。
二、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强制医疗主要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不能正常进行诉讼的；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在服刑期间需要进行治疗的。
三、强制医疗的实施程序强制医疗的实施，需要经过以下几个程序：首先，由司法鉴定机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病情进行鉴定；其次，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最后，由人民法院审查并决定是否实施强制医疗。
四、强制医疗的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精神卫生法》等法律法规对强制医疗进行了规定。
其中，《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因患有精神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不能正常进行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于因精神疾病需要治疗的患者，可以由医疗机构采取强制治疗措施。
五、强制医疗的争议与问题强制医疗在实践中，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问题，如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是否合理、强制医疗的期限是否明确、强制医疗是否侵犯了人权等。
对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强制医疗的公正、合理实施。
六、结论强制医疗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措施，旨在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和社会公共安全。
在实施强制医疗时，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滥用强制医疗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强制医疗程序摘要：随着新刑诉法的出台以及鉴于当前社会压力大、环境污染等特殊情况，强制医疗程序越来越重要。
本文从强制医疗的性质、适用对象、条件以及存在的缺陷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以期使得这一制度能够良好运行，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字：强制医疗保安处分刑罚精神病人随着我国精神病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精神病刑事犯罪量的日益增多，这部分犯罪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由于精神病人认识、意识、行为等不受控制，可以免受刑事责难，但也正因如此，他们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且这些潜在的危险无法得到排除与隔离，一旦对他人造成损害，受害者及其家属也无法从刑事责难中得到安慰，从而无法消除社会矛盾。
此次刑诉法修改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司法程序，不仅使得这一制度规范化与合法化，使其带上强制色彩，也意味着国家致力于消除这一危险，保障他人的的安全感。
但是，我国的这一制度仍在探索阶段，尤其是实践中，尽管这类刑事案件理应得到重视，但毕竟从案件中积累的经验有限，从理论上，仍应不断探讨，完善这一程序。
一、强制医疗的对象关于强制医疗，刑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均有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从这两个条文可以看出，强制医疗的对象为精神病人。
此处的精神病人应当还包括间歇性精神病人。
如果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发病时犯罪，因其此时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仍无需付刑事责任，但是这部分人群发病时间并无规律，如果将这部分人排除在外，其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仍然存在。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关于强制医疗的性质，有两种观点①：1、认为强制医疗系刑罚的一种。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实践探索作者：张守良鞠佳佳来源：《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08期一、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新刑诉法实施后，随着强制医疗程序的实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工作也全面推开，很多地方在构建和完善监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更为细化和便于操作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受市检察院委托已设立全国首家派驻强制医疗机构检察室，积极稳妥的开展法律监督工作。
从目前的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主要存在两个大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强制医疗程序在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有些现在尚没有操作细则，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与此相对应，强制医疗执行的法律监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总结、明确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以便规范的开展监督。
二是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涉及很多专业性问题，例如治疗手段是否合理、对精神状况的诊断评估等，由于检察人员缺乏司法精神病学等专门知识，很难发现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对上述环节的实体监督困难较大。
因此，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需要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机构或人员参与，才能实现对鉴定、诊断评估等环节的有效监督，而与其他机构如何开展协作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重点内容（一）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重点交付是整个执行程序的入口，涉及到几个程序之间的衔接。
《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以下简称“临保措施”）是在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之前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以防止行为人继续危害社会。
因此强制医疗的交付执行，包括将涉案精神病人交付临保和从临保交付强制医疗两个阶段。
而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重点，就在于与这两个阶段相对应的两个衔接点上，具体包括：一是交付临保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及程序，相关手续和文书是否完备。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思考【内容提要】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一种介于诉讼与非诉讼之间并按照刑事诉讼规则运行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该程序在启动、司法审查、与其他程序的衔接、被害人权利救济、执行与监督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导致适用困难。
对此，应从完善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强化对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明确强制医疗程序与其他程序的衔接、完善被害人权利救济、健全强制医疗执行体制、强化执行监督等方面完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关键词】强制医疗保护性约束社会救助执行监督我国1997年刑法确立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但在当时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任何程序性规定，致使该制度难以付诸实践。
由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一般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然后交由隶属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具体执行，从决定到执行整个程序都在公安机关主导下进行，公安机关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致使实践中存在“被精神病”、“假精神病”、“替精神病”等现象。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在显有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本文对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刑事强制医疗被认为是一种刑罚替代措施、刑事实体措施，但从目前通行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它是保安处分的一种。
⑵我国也有学者称之为一种非刑事处分方式⑶。
刑事强制医疗不是一种刑罚方式，它针对的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虽然客观上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但目的是为了医学治疗和社会防范。
刑事强制医疗也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这两者适用的目的、对象、决定与执行主体不同，并且刑事强制措施是一种诉讼中的临时性措施，可以被变更、终止、解除;刑事强制医疗是对人身带有医疗性质的强制，是诉讼程序终结的结果，法院是唯一的决定机关。
刑事强制医疗更不是行政强制措施，修改后刑诉法出台以前，大多数精神病人肇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就按照行政审批程序决定，并由公安机关下属的安康医院负责执行，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规定在刑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但从本质上来说，两者调整的范畴明显不同，刑事强制医疗是对人身自由的强力干预，行政机关决定缺乏正当性，由刑法调整的范畴应当遵循刑事司法程序。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一种介于诉讼与非诉讼之间并按照相关刑事诉讼规则运行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其诉讼性表现为：基本构建了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格局，在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环节基本按照普通案件刑事诉讼程序设计。
其非诉讼性表现为控辩审三方格局并未起到实质性对抗作用，救济、监督程序带有明显行政化色彩。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百三十条规定，被申请人可以不出庭，法定调查程序也可以简化。
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法院在受理强制医疗申请后才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介入明显滞后于普通刑事案件;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对于强制医疗决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是一种行政化的救济手段;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强制医疗申请解除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也体现了程序上行政权的非终结性特征。
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是提出纠正意见而非抗诉，这种监督属于程序意义上的一般性监督。
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一)强制医疗启动程序不健全其一，精神病鉴定启动程序不完善。
精神病鉴定意见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相关规定，我国精神病鉴定启动权、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权都是赋予司法机关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只能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双方在程序启动权上已经不平等，容易导致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现象。
其二，刑事强制医疗适用条件与证明标准不明确。
比如，如何理解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指行为的危险性还是现实性?“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中的“严重”是否包括轻伤，何为“严重”?“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此外，由于强制医疗程序没有规定证明标准，是否适用普通刑事程序的证明标准不明确。
其三，刑事强制医疗适用范围过窄。
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三个适用条件：实施暴力行为构成特定犯罪、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这些条件把大多数犯罪案件中的精神病人排除在强制医疗适用范围之外，不利于发挥该制度社会防御功能;也排除了服刑中的精神病人，不利于发挥该制度的医疗救助性功能。
(二)强制医疗司法审查不足首先，在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启动精神病鉴定，三机关之间对于移送的鉴定意见基本都持接受态度，检察官、法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审查时也不愿意承担风险去推翻鉴定意见。
其次，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涉案精神病人基本无须出庭，专家证人也可以不出庭，庭审中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片面化、形式化，庭审对抗性几乎不存在，法官依赖鉴定意见作出判断成为常态。
(三)强制医疗程序与其他程序衔接不明确首先，修改后刑诉法、精神卫生法分别规定了各自强制医疗的范畴，但均采用概括性语言表达，刑事强制医疗与行政强制医疗两者界限不明确。
其次，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如何实现转换，转换后是否由原办案人员继续承办，是否需要改变管辖，是否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等问题不明确。
最后，由于强制医疗程序中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性质不明确，该措施与强制措施如何对接互换、是否折抵刑期也不明确。
(四)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害人权利救济不足修改后刑诉法仅规定了被害人一方有申请复议的权利，但对被害人一方能否参与强制医疗程序，如果被害人能够参与庭审，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是否可以对事实、证据等发表意见，被害人一方提出异议时由谁负责答辩等内容规定得不明确。
此外，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害人知情权、异议权、救济权规定得也不明确。
(五)强制医疗执行体制不健全其一，强制医疗执行程序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等只规定了法院作出刑事强制医疗决定、公安机关负责交付执行、强制医疗机构负责执行、检察机关负责监督，但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定，如公安机关在多久内交付执行，执行地点是精神病专科医院还是安康医院，强制医疗机构如何执行等。
其二，强制医疗资源投入有限、专科治疗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精神卫生资源匮乏、配置错位，全国范围内尚未建立起与精神病人状况相适应的医疗卫生系统。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仅有24所安康医院，且普遍存在设施较差、治疗条件有限、收容能力不足等问题，无法适应现实需要。
加之我国的医疗模式单一，在没有建立安康医院的省、市，精神病人一般送至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专科医院对被强制医疗人的管理和对一般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并无区别，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其三，被强制医疗人入院容易、回归社会难。
由于我国立法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最长期限，实践中，被强制医疗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基本上不会主动申请法院解除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般也不主动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甚至存在被强制医疗人依法释放后，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不愿意接收的现象，造成该类人入院容易、出院难，出院后社会化更难等问题。
(六)刑事强制医疗监督难首先，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八十九条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能否对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和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以及如何监督规定得不明确。
其次，在执行监督方面，检察机关获取被申请人的强制医疗执行信息存在困难，缺乏准确、及时的信息来源，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再次，被申请人的医疗状况、精神状况、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等问题专业性较强，监所检察部门的检察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监督难以深入。
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建议(一)完善刑事强制医疗启动程序首先，强化当事人对精神病鉴定启动的申请权。
当事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司法机关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
对于当事人的申请，司法机关应在规定时间内审查并给出书面答复，对于申请鉴定被拒绝的，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复议。
其次，明确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条件与证明标准。
一是何为“实施暴力行为”。
“实施”要求必须是实际发生的，不包括犯意与犯罪预备形态：“暴力”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攻击性行为，而应理解为物理上的行为，如放火、决水、投毒等行为，精神暴力、网络暴力则被排除在外;实施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二是何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可从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来判断，行为性质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侵财类犯罪实施过程中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可以视为暴力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
从行为的后果来看，危害公共安全强调了现实危险性;危害人身安全则必须发生实害结果，严重程度应结合犯罪构成、法定量刑来判断，由于精神病人缺乏自主意识，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犯罪构成的判断则不必衡量主观方面，而侧重对客观方面即危害结果是否造成进行判断。
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官在考虑该因素时应根据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合被申请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行为前后的表现、实施行为的次数、间隔时间、监护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
四是“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意指即使满足上述四个条件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予以强制医疗，“可以”与刑法第十八条“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相衔接。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同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其证明标准也应当有别于普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对“再犯的危险性”认定则达到“极有可能”即可，不必采取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再次，适度扩大刑事强制医疗范畴。
随着现代国家职能的不断拓展，国家对国民具有看护救助职能，因此一些国家将具有自杀自残倾向的精神病人、服刑中的精神病人、限制行为能力精神病人也纳入了强制医疗范围，比较而言，我国的强制医疗范围过于狭小，建议将下列人员也纳入进去：(1)服刑过程中发病的精神病人。
对这类精神病人传统做法要么在监狱中治疗要么保外就医，由于监狱的医疗条件不足以让这类人得到与精神病医院同等效果的治疗，极有可能使病情加重，且留滞在监狱服刑对其他服刑人员也存在潜在的人身威胁。
建议纳入强制医疗范畴。
(2)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
这类精神病人判处实刑后存在收监执行难的问题，收监执行或者保外就医都不恰当，强制医疗却可以实现治疗和约束的双重功效。
(3)实施犯罪后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如果是在犯罪后审判前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传统做法是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如果一直治疗不好，嫌疑人则会被持续羁押在看守所，建议将这类精神病人也纳入强制医疗范畴。
(二)强化对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为避免精神病学鉴定的滥用影响司法公正，应从制度上强化司法人员对精神病鉴定意见的审查。
一是检察官与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应当主动审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客观性，审查鉴定依据、鉴定程序、鉴定人资格是否合法，鉴定意见是否符合常识、常情、常理，避免以司法鉴定代替司法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