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制度

福利系统构建中国仍须学欧洲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关于欧洲福利制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既然都酿成危机了，这套福利制度注定是有问题的。

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一味指责这套50多年前开始建立的制度本身的“先天不足”，就有些不合逻辑也不通人情了。

这套制度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于欧洲的贡献是自不待言的。

它维系了欧洲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而这正是欧洲共同繁荣的基石。

其实，在欧洲福利主义的理念中，福利并不等于坐享其成，它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一种制约和平衡，源自于一种反挥霍和反奢侈的传统信仰。

它包含着崇尚公平的传统精神，同样也包含着“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所谓“高福利”，问题出就出在过“高”上。

这给了一批“又懒又横”的欧洲人可乘之机，让他们宁愿休假领救济金也不愿意工作，在衣食无忧之后失去了前行和创新的动力。

但这样的人并不占欧洲人的大多数，欧洲福利更多地还是体现在保障公平、追求共同富裕的要义上。

想想，如果欧洲人都那么乐于坐享其成，都甘做“懒汉”，谁创造出那么多来自欧洲的一流产品呢？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基本是民富国穷。

而在这里，正好相反。

我们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发言权，因为中国政府有钱了，可以给别国援助示好，可以到别国投资赔钱，人家当然欢迎我们，当然要给我们面子。

可惜这面子跟我们百姓无多大关系。

再想想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所以高福利，在这里还是别想了。

在21世纪徐徐展开之际，有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那就是欧洲人普遍存在的懒汉思维。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希腊债务危机，当前仍在法国上演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及英国工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公共开支，都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表现。

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不少论者就已发现，欧洲的高福利制度，已使欧洲各地懒人横行，同时债务压力沉重。

在习惯了少劳动、多获得的“美好”生活后，再要养尊处优的欧洲人去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哪怕只是稍减油盐，都已变得难以容忍。

希腊这些年来实际上一直是在靠举债过着好日子，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政府决心压缩公共开支，却马上就迎来了成千上万希腊人的街头抗议。

希腊人把一切都推给了“政府腐败”，却不去想即使政府清明，希腊人的普遍少劳动、50多岁便可提前退休，又哪来足够财富可供他们任意挥霍?这也就难怪不管希腊多么“水深火热”，德国民众都不赞成去救助希腊，这在德国人看来是拿自己的辛苦钱去帮助懒汉。

现在是法国人也走上了街头，他们反对政府推动立法提高退休年龄，而无视政府乃有其难言苦衷。

法国财政赤字2009年已增至1448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7.5%，公共债务达14890亿欧元，占GDP的77.6%，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上限。

而金融危机期间法国政府为刺激经济，花去巨额银两却仍未使法国经济有所好转。

在此情况下，预计今年将达到300多亿欧元的退休金赤字，已是法国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希腊和法国的情形，不过是整个欧洲的缩影。

因高福利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债务压力有多严重?用数字来说明问题。

2009年，希腊的赤字几乎是其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的14%，其累计债务是其G D P的115%;意大利的赤字和债务分别是G D P的5%和116%，西班牙是1 1%和53%，德国是3%和73%。

而据预测，到2011年，27个欧盟成员国中14个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60%这一限度。

福利制度是需要的，但欧洲的问题是福利过度，也即所许诺的福利国家超出了税收支撑能力。

世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欧洲人不愿意再如以往那样干脏活、累活，“少劳动，多享乐”被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将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后发国家后，欧洲人从生到死全过程所享有的良好社会保障，也在耗尽欧洲早先年代积累起来的财富基础。

正如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居伊·索尔曼指出：旧欧洲陷入了福利国家的严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只是让它暴露了出来，而非罪魁祸首。

他说：“让欧洲变得宜居的丰厚的退休金、医疗保障和所有社会福利计划都是在欧洲经济和人口经历快速增长期间建立起来的，然而，在经历了经济和人口增长乏力的30年之后，福利国家只能靠增加债务进行补贴。

遭到世界危机撼动的金融市场将无法支撑这种波将金式的局面，因为其中的社会救济已经成了只能靠赤字来支撑的门面。

”为应对高福利所带来的债务危机，欧洲各国在金融危机以来，纷纷出台财政紧缩措施。

提高退休年龄是能想到的一项无奈之举。

实际上，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酝酿提高退休年龄。

德国和丹麦几年前就已将退休年龄调高到67岁，英国正打算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8岁，法国的退休年龄(60岁)是整个欧洲最低的，22日通过的新法令，不过是将它提高到了62岁而已。

但此举却都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好日子过惯了，再叫他“抠门”点儿，没那么容易。

勿庸置疑，福利的过度化，已严重削弱欧洲国家工业化时代勤劳致富的清教徒传统，与此同时靠借钱过好日子，则在透支国家未来。

不过，欧洲福利国家传统在当前的危机又并不仅仅在于福利过度，欧洲人口结构近半世纪以来的变化，则是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另一重要原因。

而对于正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且尚在摸索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中国人来说，批评欧洲的“过”虽未尝不可，但更应该虚下心来，去学习和借鉴，以尽快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缩小贫富差距的经验可供借鉴关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斯皮德拉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困人口“受排斥”。

这些人之所以受排斥，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受教育机会，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很难找到“合适的饭碗”；二是健康状况欠佳，公民没有健康的体魄，整天病殃殃的，哪个单位会雇你？三是就业不平衡，比如一些老年人很早就不工作了，就容易沦为贫困人口，因而国家与社会需要为他们提供养老金，就是为阻止他们成为贫困人群。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让社会投资变得更加有效。

在这个方面，欧盟可与中国进行合作，双方共享知识与经验，最终达到共赢的结果。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斯皮德拉，作为欧盟委员，每天考虑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他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如何有效地将人们从一条船转移到另一条船，即实现改革中的平稳过渡；三是找到有效的方法，使工作与家庭生活和谐平衡。

以欧洲高福利危局为鉴，中国该怎么办？1 我们要建一座怎样的福利大厦80年代开始，中国“福利大厦”日渐坍塌。

它的瓦解，不仅来自市场化浪潮对其地基的侵蚀，也来自不断推进的改革过程效果上的抽走砖瓦。

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福利大厦”?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低保……考察中西国家福利制度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制度是必要的;但这种国家福利制度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对那些没有能力者、及低收入群体提供一种保障。

2 新中国福利制度反思未来数年，将是国家福利再造的关键时期。

决策层已经提出和谐社会纲领，并着手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国家福利制度进行第三次改革。

但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政府、学界及民众，都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对原则及方向深思熟虑，做出明智的公共选择。

中国福利制度反思：甩包袱改革误入歧途自俾斯麦在德国初步建立起系统的国家福利制度以来，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国家强制要求所有人参加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险，但另一方面，国家利用财政资源向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甚至住房等福利，也被人们普遍视为一项基本权利。

在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也建立起现代国家福利制度，但它存在着严重缺陷。

经过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这些根本缺陷并未消除，反而更为畸形。

部分学者断言改革失败，部分民众也对社会保障不力强烈不满。

针对这种情形，决策层提出和谐社会纲领，并逐渐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国家福利制度进行再一次改革。

然而，如何改革，改革应当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家福利制度?假如我们不能弄清过去的国家福利制度失败在何处，一种合理的国家福利制度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则政府即使花费大量资源建立起一套国家福利新制度，也难免未来陷入困境。

旧体制下的绝对不公平中国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实施的。

为实施赶超战略，国家控制一切资源建立国营的现代工商企业。

为积累建设资源，政府利用其控制权，长期人为地抑制资源价格，也抑制劳动力工资水平。

统计表明，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城市人口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这么低的工资仅足以维持最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

于是，作为对低廉工资的一种补充，政府逐渐在现代部门建立起了国家福利制度，为就业者提供医疗、养老、住房等实物保障。

政府也承诺永久性雇佣。

这种福利是实现增长的一种手段，而没有实现公平的内涵。

这套国家福利体系仅覆盖国有部门，其中绝大部分在城市，也有一部分分散在偏远的企业。

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口，并不享有这种福利。

当然，乡村基本上被排除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制度不仅没有缩小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差距。

这种制度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为僵化——国家为了控制现代部门的福利开支，严格限制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控制现代部门的就业人口数量。

这样，现代福利制度反而抑制了工业化进程。

以工业化、城市化指标来衡量，中国在80年代之前不仅落后于日本等东亚各国，甚至落后于印度。

误入歧途的改革一方面，福利供应体系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国家雇员开始大量退休、老龄化，福利支出需求急剧增加，结果，国家福利覆盖的人口尽管十分狭小，但运转二十多年后，国家福利体制与计划经济体系同时陷入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国有部门住房供应严重不足。

从80年代开始，政府被迫寻求改革福利制度。

到90年代，政府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通过责任分担的“社会化”模式，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和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剥离国有企业社会福利保障责任，使国有企业尽快实现转型;同时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是一种被认为“甩包袱式”的改革。

经过十余年改革，企业与政府的福利负担确实减轻了。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水平，相对于GDP的比例总体上呈现出单边下降趋势。

当然，这也意味着原来本来能够享受到国家福利的民众，福利减少或丧失了，他们主要是效益较差、转制或倒闭的国有企业职工。

反过来说，在城市，国家福利的覆盖面缩小了，享受国家福利的人群就更加集中。

至于城乡福利差距，也在改革中扩大。

1980年代中后期部分农村地区开展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但无果而终。

根据专家计算，199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2.86，含社会保障收入后，上升为3.32，社会保障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16%;2001年这个数据上升级为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