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北上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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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北上刍议

作者：王娟

来源：《求是学刊》2015年第03期

摘 要：民户大迁移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历史特征，除了西北少数民族内徙和“永嘉丧乱”后北民南迁，实际上还存在南民北迁的情况。按北迁南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可分为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下层民众，而促使其迁徙的动因则各有不同。北方统治者在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之下，对各类北迁人员有不同的处置方法。这一时期的南人北迁，不仅增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更是南北之间由相互敌视、冲突转变为彼此认可和接纳的重要推动力，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中华一体”观念的出现有着重大的影响及意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南人北上;冲突;融合

作者简介：王娟，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魏晋南北朝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两晋十六国地名研究”，项目编号：14CZS011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181-08

民户大迁徙是魏晋南北朝突出的社会现象，以往，学者们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西北各少数民族内徙和北民南迁上1，而对南人北迁的情况却留意甚少。其实，在北人南迁浪潮的掩盖之下，南人北迁也有着线形的持续性，且还出现了几次颇为集中的浪潮。也正是南方上至宗室大族，下至普通民众持续不断的北迁，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新局面，为最终以北方为主体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北迁南人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为切入点，可将其分为宗室成员、大族士人、下层民众三类。

（一）宗室成员

魏晋南北朝，就南方宗室而言，由于身处分裂混战的乱世，即便是皇室贵胄，一旦国家被北方政权灭亡或南方政权产生变更等动乱，他们也难逃被逼北徙的命运。

就笔者检史所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出现宗室北上的情况是在曹魏景元四年（263）。蜀汉后主刘禅献降之后，司马氏为了从根本上瓦解蜀汉的统治基础，将原蜀汉宗室悉数迁往中原。太康元年（280）孙皓降晋后，孙吴宗室的遭遇与蜀汉相同，亦被逼迁至洛。至于后梁、陈朝等被北方灭国的政权，其宗室也同样遭到逼徙的命运。再者，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南方龙源期刊网

朝代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残酷，许多宗室成员或为避祸或因被俘，被迫流亡北方。前者代表有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刘昶、萧宝夤等，后者代表如萧放、萧概、萧撝、萧吉等。

不管是因何种原因北迁的南方宗室，在入北后大多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诸种优待。如蜀汉“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受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1]（卷33，《后主传》）;吴主孙皓迁洛后，“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十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诸子为王者，拜郎中”[1]（卷48，《三嗣主传》）。

东晋、南朝前期，南北对峙局面尚处均势，北方统治者为了利用南方宗室的政治感召力来吸引更多的南人北迁，除对流寓北土的南方宗室成员及其后裔授官封爵外，还大力倡导胡汉宗室通婚。北朝皇族与南方宗室及其后裔联姻15次，其中嫁给晋朝宗室及其后裔的有4位公主，其中司马楚之一门最为显贵，祖孙共尚3位公主，尤显恩宠。刘宋宗室刘昶，因所尚公主折翼，曾先后尚三主，一子一孙也皆尚公主，一女嫁与北海王元详为妃。据《魏书·北海王传》：“妃，宋王刘昶女，不见答礼。宠妾范氏，爱等伉俪，及其死也，痛不自胜，乃至葬讫，犹毁土遂视之。”[2]（卷21上，《北海王传》）显然，刘氏并不受宠，只得虚名。尽管如此，刘昶一门数代与北魏皇室曾先后建立了6次婚姻关系，可谓宠信尤隆。萧齐宗室萧宝夤与其子萧烈、其侄萧赞皆尚公主，萧宝夤的女儿也嫁给了北魏皇族子元德隆，萧齐宗室的一名族女还嫁给了孝文皇帝的孙子元宝月为嫔，可见萧齐宗室在北魏也是颇受宠信。

但到了北朝后期，随着北朝国力的增强，南朝流寓宗室在北朝的地位急剧下降，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梁中后期和陈朝时入北的宗室没有再得到娶北朝公主的殊荣;二是北朝授予南朝宗室成员的官爵，从早期的封爵王公，名列朝中重臣或授边镇守将转变为中低级官爵。如东晋宗室司马楚之入魏后，先被拜为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封琅邪王，后又封镇西大将军、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死后谥贞王，陪葬金陵[2]（卷37，《司马楚之传》），而梁中后期入西魏的萧大圜和萧大封只被封为“始宁县公”和“晋陵县公”。[3]（卷29，《萧大圜传》）

可是，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时入北的南方宗室，尽管北方统治者在婚宦上给予其许多优待，然由于南北方之间的民族差异，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王道乐土之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排抵和嘲弄。如刘昶虽三尚公主，受封宋王，但仍会在公开场合遭到鲜卑贵族的侮辱，史载，昶“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每优假之，不以怪问”[2]（卷59，《刘昶传》）。又如萧赞虽尚庄帝姊寿阳长公主，但在日常生活中萧赞“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4]（卷2，“城东龙华寺”条）。能够得到皇帝的赐婚娶到公主无疑是莫大的荣幸，可在日常生活中丈夫却以下官自称，这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中甚为少见，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南朝宗室流寓北土后处境的尴尬。

（二）大族士人 龙源期刊网

世家大族的兴起和衰落，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西晋代魏而立，先后灭掉了蜀、吴，为彻底摧毁蜀、吴的统治根基，将原蜀、吴两地的一大批军政实力派人物和有声望的土著大族一律迁往中原。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随后主刘禅迁往北方的就有三万家之多1。如诸葛亮之孙诸葛京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1]（卷35，《诸葛亮传》）;蒋琬、费祎的子孙“流徙中畿”[5]（卷91，《文立传》）。吴地情况与蜀相似，如周处，义兴阳羡人，父曾任吴鄱阳太守，本人任无难督，吴亡后入洛[1]（卷58，《周处传》）;华谭，字令思，广陵人，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谞，吴黄门郎，吴平后入洛[1]（卷52，《华谭传》）。这些南士作为军事上被征服的“亡国之余”，入北后无论在仕途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北士的排抵和歧视，北人以“远人”、“貉子”来称呼他们，即便如李密、费立、陆氏兄弟等名士在仕途上亦举步维艰，只能充当司马氏王朝的政治点缀。

以永昌元年（322）刘隗“携妻子及亲信二百余人奔于石勒”[5]（卷69，《刘隗传》）为标志，揭开了西晋之后南士北投的序幕。此后，随着北方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南北边界线逐渐南移，北迁人数逐渐增多。就入北南士的情况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从人员构成上讲，各式人才皆备。若古代人才可大致分为文、武两类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入北的南方士人所怀才能的内涵和外延则远远超出文、武所能涵盖的范围。

从“文”的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文士指文化修为出众者，即主要指有文学长才的人，若推而广之的话，一些方技、艺术1人才也可以包含在内。但在东晋、南朝时期入北的南方士人，不仅有文学名士王褒、庾信、殷不害、颜之推，医学名士李修、崔彧、姚僧垣，书法出众的柳僧习、虞绰，擅长音律的万宝常，琴艺一流的柳远、柳谐，更有在建筑领域独具匠心的蒋少游、冯亮，烹饪手艺超群的毛修之。而柳僧习、毛修之等人的才能又不独独体现在“文”的方面，柳僧习是协助裴叔业降魏的豫州豪族之一，本身所怀的武功韬略就不容小觑;毛修之，晋宋之际为刘裕子刘义真司马，后为夏所俘，夏灭，复被北魏俘，“（魏主）以修之领吴兵讨蠕蠕大檀，以功拜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2]（卷43，《毛修之传》），可见，毛修之在统兵御敌方面也有一定才能。

从“武”的方面讲，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无疑为武略出众者提供了一个展示雄才的舞台。扶猛、来护儿、麦铁杖都是凭借武艺高超北上后受到了北方统治者的青睐。而随薛安都降北的雍州豪强、随裴叔业降北的豫州豪强都受到北方统治者的优待，则不单单是凭借武功卓越。一方面，他们作为南朝边境将领，不仅肩负着抵御北敌的重任，而且他们手中所握的军队也是南朝重要的兵源，这无疑将“武略”的外延作了扩展，所以他们的降北对南朝的打击不仅仅是失去了领土与军事将领，更是丧失了兵力来源与战略要地;另一方面，作为南方豪强，他们身上又或多或少地承载着南方文化的先进因子，这样，这些雍、豫州豪强入北后所发挥的作用就在“武”之外，又带有了“文”的色彩。

其二，从地域范围上看，豫、雍、青三州南北交争之地大族豪强的向背，成为了左右南北局势天平的关键。北朝后期之所以能在南北对峙格局中胜出，战略上非常重要的一笔就是占龙源期刊网

领了这三州。豫、雍、青三州处在南北边境线的交界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导致该地区的豪族在受制于南方政权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可南可北，虽然从政权归属上隶属于南朝，但对南朝政府来说，要管理这些地区又显得鞭长莫及，这就给了当地豪强发展自身实力的空间;二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这些地区承担着抵御北敌的重任，而在南朝无兵可驻守这些地区时，当地豪强就有了自行招兵的权力，这又使这些地区在军事上保持相对独立性。而刘宋统治者没能充分认识这三个地区的特殊性，将一场原本只是皇室内部夺权的泰始之乱蔓延到了整个南境，雍、青二州豪族也被牵连在内，最终导致雍州豪族薛安都据彭城降魏，青州亦失陷，南朝失去了边境上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撑地区。随后，萧齐统治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以裴叔业为首的豫州豪族心怀猜忌，最终将他们逼上了集体反叛的道路。相对南朝统治者的驽钝而言，北朝在管理这三地上，采用了灵活的安置措施，对于主动归降的薛氏子弟，北朝对他们授予官爵，但都派往他处任职，这无疑是在防止他们利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再次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对于据守不降、降后企图南逃的青齐豪族，北朝统治者将其以“平齐民”的身份强迁代北，就近管辖，防止变乱;对于集体北归的豫州豪族，北朝统治者表现出了“开明”的一面，允许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羁留原地任官。

（三）下层民众

相对于身处社会上层的宗室、大族而言，史籍中关于下层民众迁徙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但作为移民队伍真正的主力军和民族融合的具体而广泛的实践者，下层民众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我们忽视。

三国伊始，曹操就不断通过战争的手段强徙南人北上。西晋时期，下层民众的北迁情况也有史可证：晋武帝灭吴，于太康二年（281）三月，“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5]（卷3，《武帝纪》）。尽管这里没有十分明确的数量，但从普遍地“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说明数量是不小的，而且能“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加之没有选入者，数量也当不容小觑。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战争绵延不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常常掠夺东晋边境上的人口，或将在战争中投降和俘虏的晋人迁至本国的中心区域。南北朝时期，北朝除仍以战争的手段俘掠人口外，已有部分南民自发地从南方徙居北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