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作文备考新作文素材：冯唐首部翻译诗集《飞鸟集》被下架
整理fcs2002
【新闻背景】
冯唐首部翻译诗集《飞鸟集》出版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摘要]与郑振铎散文诗化的译本不同，冯唐称他的译本力求押韵，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东西。
作家冯唐近期出版了他的首部翻译诗集——泰戈尔的《飞鸟集》，著名翻译家郑振铎早在1922年就把这部诗集译介到中国，冯唐的译本有何新意？他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他想尝试诗歌翻译的另一种方式，把个人的特色在翻译中体现出来。
为什么不能把“雅”放第一位？
《飞鸟集》初版于1916年，收录了326首诗，包含泰戈尔孟加拉语短诗的英译文，以及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冯唐说：“去年6月，我辞职去了美国，当时想练练笔，感觉需要像运动员一样做点基础体能训练，出版社就提起《飞鸟集》这个事，我说可以啊。因为泰戈尔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人，《飞鸟集》又是用英文写的，很多地方借鉴了日本的俳句，然后我又是中国人，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感觉挺好玩的。”
与郑振铎散文诗化的译本不同，冯唐称他的译本力求押韵，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东西。不过，对于冯唐的翻译，有些网友不买账，称冯氏译作中充斥着浓厚的荷尔蒙气息。对此，冯唐说：“我想尝试一下翻译的另一种方式，尤其是翻译诗的另一种方式。有人说诗意是在翻译中失去的，翻译要求‘信、达、雅’，很多人把信放在第一位。我就想为什么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把信放在第一位？我为什么不能把‘雅’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诗意为什么不是在翻译中加进去的？”
冯唐说：“我也想把个人特色在翻译中体现出来。如果说是很朴实很扎实地忠实翻译原文，诗意递减的版本之前已经有了。如果只是重复，就没什么意思。”
诗在创作上更有神秘性
写小说和写诗有何不同？冯唐说：“两种形式是映射人生中不同的状态。比如小说有点骂街似的，不唠叨不是好的小说家。诗歌更是欲哭无泪、欲语还休的状态，有很多特别想说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相比写小说，冯唐觉得诗歌的不确定性更高，“你说，冯唐你现在送我首诗吧，我做不到，或者你规定我一年写多少诗，我也做不到，诗在创作上更有神秘性。它们也有相通的地方。小说如果没有诗意的话就差点意思，就好比今天你有一条鱼，搁了好长时间，就没有鲜气了。一个会写诗的人，在他的小说中点缀一下，小说就会非常出彩，因为诗的语言效率很高。”
冯唐译《飞鸟集》被下架，曾被人评为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今早（12月28日）8时左右，冯唐译《飞鸟集》出版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发布了一条微博，称由于冯唐译本的《飞鸟集》在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出版社决定从市场上全面召回该书：
据澎湃新闻随后对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的采访，冯唐译本《飞鸟集》在出版后“收到了很多读者反映、抗议”、“这是出版社根据这段时间读者和媒体的反馈做出的决定”。而冯唐本人对此的回应是：“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
浙江文艺出版社方面表示重新审议的专家团队具体组成、审议时间目前尚不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将书召回。
就下架问题，虎嗅向国内某知名专业翻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进行了咨询，她表示：“因为译文而不是选题下架，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吧。我想主要是《飞鸟集》是被列入青少年必读
书目的，所以才会这样。”
自今年7月底，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就不断遭致读者和学界的批评。在豆瓣读书上，该书得到501位读者评价，总体评分4.1（而被认为较为经典的郑振铎先生译本豆瓣评分9.0），其中55%以上的读者打了1星：
印度媒体广泛报道冯译泰戈尔
读书报记者王胡《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30日）
读书报记者王胡报道印度媒体上周广泛报道了中国作家冯唐新译泰戈尔诗歌的闹剧。
两份主要的英文印度报纸《印度教徒报》和《印度时报》分别以《中国作家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引发愤怒》和《中国诗人用粗俗的性暗示翻译泰戈尔》为题报道了此事。
多家孟加拉语新闻网站亦有报道。
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网络版也刊出了相关的英文稿件。
部分印度网站的读者评论使用了简单粗暴、下流淫亵、甚至比冯先生所用更脏的语言来贬低他的技艺，辱骂他的人格，或对他进行威胁。
【冯唐如是说】
冯唐回应译《飞鸟集》被批：你说我俗唐诗不俗吗
一部《飞鸟集》，让冯唐又火了，因为“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冯唐译本的诗集中，被网友指责“俚俗不雅”。《印度时报》网站12月24日报道，有文学界人士称，冯唐不懂孟加拉语。当日，《人民日报》也刊发文章《莫借“翻译”行“篡改”》评说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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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飞鸟集》，让冯唐又火了，因为“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冯唐译本的诗集中，被网友指责“俚俗不雅”。《印度时报》网站12月24日报道，有文学界人士称，冯唐不懂孟加拉语。当日，《人民日报》也刊发文章《莫借“翻译”行“篡改”》评说该事件。
前天，扬子晚报记者联系到冯唐本人，他的回应是：泰戈尔的原著和我的汉语翻译都摆在那里，毁誉由人唾面自干。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
扬子晚报记者蔡震
译作风波
“译作充斥荷尔蒙味道”
从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刊发陈独秀翻译的“达噶尔”（即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算起，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已整整100年。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获得诺奖，而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
1915年至今，泰戈尔的作品已有300多种中译本，仅《飞鸟集》一书，就有郑振铎、陆晋德、吴岩、徐翰林、白开元、卓如真等多个中文译本。
今年8月，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并未有太大反响。从11月下旬开始，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针对冯唐译作的质疑，如“亵渎泰戈尔”“充斥荷尔蒙味道”等，甚至有人摆出“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的架势。
“你为什么只看到裤裆”
对于批评，冯唐在微博上间接给予过回复。去年6月，他刚刚辞职正在美国闲居，出版社向他提出翻译《飞鸟集》，并开出很高的稿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编辑告诉我一个字有10元时，差点给乐傻了，翻完才发现，整个集子不过8000字。”
冯唐称，《飞鸟集》流行译本的作者郑振铎是民国摇曳的人物之一，郑振铎旧译总体偏平实，“我现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
其实，在一片质疑声中也有“挺冯者”，有批评者认为，冯译《飞鸟集》大部分是认真的，“你为什么只看得到‘裤裆"。冯唐不过是“给蒙娜丽莎的脸上添了两笔胡须”。
对话冯唐
创作和翻译都没有“金标准”
扬子晚报：印度媒体质疑你翻译的《飞鸟集》，认为你不懂孟加拉语，显然是使用了已有的泰戈尔作品中译本再加上自己的诠释。
冯唐：这事太可笑了，印度媒体怎么评价我不知道，估计也是看到了国内的声音吧？泰戈尔的《飞鸟集》原版就是英文，我是照着英文版翻译的。
扬子晚报：有翻译家表示，“信”是最基本的要求，译者应当忠实于原著而不是采用个人标准。
冯唐：观点对观点，没有意义，也说不清谁对谁错。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其他作家也这么看，我倒要问问是哪些作家？我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同样，都没有所谓什么金标准。
你说我俗，唐诗就不俗吗？
扬子晚报：《飞鸟集》被指“俚俗不雅”，有人为青少年担心。
冯唐：你想教育你的孙子，可以在家里发声。我看过一个13岁孩子写的小说，眼界比我那会儿开阔多了。你现在还能说，博物馆里的半裸维拉斯，青少年看了不合适，给她盖上一块遮羞布吗？你说我俗，唐诗里的诗歌就不俗吗？雅俗，只是一个词汇而已。一部翻译作品是否存在译者的烙印，这是读者自己的体悟，我不可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我认为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
扬子晚报：有网友评价：郑振铎是想努力带领读者去体会泰戈尔的意境，冯唐是想努力带读者去体会自己的味道。
冯唐：郑振铎翻译《飞鸟集》时不过20岁出头，被称之为经典流传，那也是后来的事。如果说意境，我没觉得有几句被记住，被挂在嘴上的。我要问，说这话的人，有没有认真去读一读《飞鸟集》的各种版本？说实话，泰戈尔的原著和我的汉语翻译都摆在那里，毁誉由人，唾面自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
冯唐版：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郑振铎版：世界对着他的爱人/把他浩瀚的面具揭下了/他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唐版：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郑振铎版：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冯唐版：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
郑振铎版：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七嘴八舌】
讨论冯唐荒诞吗？中国众诗人眼中的《飞鸟集》
2016年01月04日来源：凤凰文化
凤凰文化讯（魏冰心冯婧胡涛/采写）作家冯唐译泰戈尔《飞鸟集》自2015年7月上市以来，“裤裆”、“舌吻”等字眼经媒体报道，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争议。对比现代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译本，许多人认为冯唐译句粗俗，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另一方面，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则在其公号上发文支持冯唐，认为冯译《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将这一话题推至峰顶。
2015年12月28号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官博以“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为由，宣布紧急召回《飞鸟集》。这一纯粹迫于“民意”的召回，在出版界同行看来实属罕见，而在文学界和译者眼里，实在是有“炒作”的嫌疑。
诚如上海译文出版社黄昱宁所言，冯唐事件已经演化为传播事件而非严肃的学术讨论。然而《飞鸟集》争议因文本而起，在大众层面的众声喧哗之外，专业层面的文本解读却始终缺位。随着官方宣布“下架”，已裂变出诸如诗歌翻译标准、下架是否符合出版行业伦理等讨论。作为翻译行业标准的“信、达、雅”已经过时了吗？诗歌翻译语言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意译的边界是什么？讨论的持续深入呼唤着更为专业的解答。
有鉴于此，凤凰文化特别采访了王家新、树才、张定浩、赵四、余秀华等一众中国诗人、翻译家，他们结合文本样本、自身创作经验等诸多因素，从多角度剖析这一公案，也与各位读者共同探讨。
冯唐译泰戈尔《飞鸟集》
一、如何看待迫于“民意”的下架？冯唐译本真的会“教坏”青少年吗？
在传说中的“高中新课标必读书目”中，《泰戈尔诗选》赫然在列，这或许是“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提出批评的依据。他们认为，鉴于中国出版市场目前没有完善的“阅读分级制度”，冯唐此次的《飞鸟集》译本，可能会对部分青少年形成误读和误导。
其实，在下架之前，冯唐就曾反击过这种“误导说”：“你想教育你的孙子，可以在家里发声。我看过一个13岁孩子写的小说，眼界比我那会儿开阔多了。你现在还能说，博物馆里的半裸维拉斯，青少年看了不合适，给她盖上一块遮羞布吗？”
不过，在《飞鸟集》被迫下架后，冯唐也对出版社表示“能够理解”，对媒体则是统一的回复，“抱歉，不想回应了，让历史和文学史判断吧”。
王家新调侃道，冯唐也不要那么悲壮，坐等什么未来的“文学史”给他重下结论。有这么多人关注诗毕竟是件好事，只是希望不要炒作，重要的是要有分辨力，不要上这个三流时代的当，不要把蚊子的哼哼当成缪斯的歌唱。
在树才看来，下架的做法其实比较“过”。市面上有色情词汇的作品也不止冯唐这一本译诗集，“我们应该信任青少年自己的阅读”。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从属性上来说，是文化产品，那么应该交给市场来淘汰，但现在语言的行为被混淆成了伦理的行为。
而文化批评家张定浩则选择站在学校和家长的阵营，一向温润儒雅的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直言冯唐用充满情色意味的笔触翻译被列入中小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的《飞鸟集》，确乎是“非常巨大的冒犯”，“一个人喜欢做爱时叫床，这是私事不必过问，但如果他要把叫床声录成光碟在中小学门口兜售，试想你会接受吗？”
他认为确实有必要下架。他指出，欧美国家在青少年读物的审查方面要比成人读物严格得多，也远比我们国家现有的青少年读物审查要严格。自由的背后有很多限制作为基础，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识。
二、如何评价冯译《飞鸟集》事件与译本本身？
《飞鸟集》的责编金荣良一再表示，事态发展至此，让他始料未及，“现在很多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几首有争议的译诗上，而对书中其他作品视而不见，让我很难理解。”诗人、翻译家树才也认为，翻译出来的文本是一个整体，翻译的批评不能只做局部的比较，只拎出两个句子或者两个词不足以说明所有的问题。
2015年初横空出世的女诗人余秀华对比了郑、冯两个译本，表达了自己对冯唐译本的青睐，“严格地说，冯唐这些比郑译的好！冯唐那几个骚诗，我一直以为是他故意搞的一个噱头，结果把自己玩进去了！”
余秀华晒出的冯、郑两个译本的对比图
好友李银河也力挺冯唐，认为冯唐译本要优于郑振铎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冯唐译的是诗，郑振铎译的是大白话。……郑振铎的译本可能更接近泰戈尔的风格，可惜他不是诗人，所以在译本的诗意和美感上跟冯唐比差距还是蛮大的。”
冯译《飞鸟集》掀起的风浪也波及了泰戈尔的母国，《印度时报》称冯唐不懂孟加拉语，
只是用浅显的中文表达了自己的理解，随后引用评论：“他知道他不会因此而进监狱”、“这称不上是翻译，就是一种下流的解读而已”。印度网友则表现地相当激动，“马上绞死他”，“希望中国政府严肃对待”。冯唐还曾在微博中贴出通知，宣称自己会于明年1月11日应邀去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举办新译《飞鸟集》的分享会，不禁令人为其捏一把汗。
在谈及冯译《飞鸟集》所引发的争议时，张定浩的回答直白犀利，“一堆垃圾，即便是名人倒出来的，那也是垃圾。如果能引发巨大争议，那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这堆垃圾堆错了地方，比方说堆到别人家窗口或大马路中央。”
持如此激烈态度的诗人约是少数。在陆续的采访观察中，凤凰文化发现，“国内文学界和译界”对冯唐译泰戈尔这一事件并不太关心。正如冯唐所言：
“中国有很多圈子，诗人也有个圈子。我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也没尝试过进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似乎也不认可我是个诗人，似乎也不认可《冯唐诗百首》是诗歌。”
王家新把该事件定义为大众消费时代的一次彻头彻尾的炒作，认为此事并不构成一个严肃的翻译事件，翻译界、诗歌界也不会把它太当作一回事。“出版社为什么要请到冯唐来译，这是重译经典呢，还是制造卖点？”当然可以请冯唐译，人人都可以译，但应该严肃对待，而不仅仅是玩票。
他补充道，翻译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译者要能够接受正常范围内的批评，同时对溢美之辞抱以警惕，“我看李银河对冯译的‘高度辩护’就属于帮倒忙”。
树才认为需要考察冯唐的动机，他是不是故意译出一个与之前译本风格截然不同的版本呢？“显然，这是书商鼓动一个译者重译一本世界名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目的是追求市场和销量”。
黄昱宁也认为，这是一个传播学里的问题，不应该纳入严肃学术讨论的范畴，“在一个传播影响力直接可以兑换成真金白银的时代，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会显得非常荒诞”。
诗人、翻译家、资深编辑赵四举例佐证译诗特别是出诗集的严肃性，“我比较敬重王敖，他十几岁就开始读史蒂文斯，陆续译了有百首，仍不敢出诗集，匆匆出诗集是很扯淡的事，就像那句话，‘天使不敢涉足之地愚人蜂拥而至’。”
三、什么是好的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得有“牺牲”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提到，“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走进牧场；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读者迷失方向”。
然而，什么是“好的译本”，什么又是“坏的译本”，二者有没有明确的标准？在诗人、翻译家们看来，尊重原文精神与保留个人色彩之间的平衡点又在哪里？
张定浩指出，不存在一个作为机构存在的诗歌界，文学领域也不可能容忍有一种统一的定义。诗歌翻译中必然都有个人创造的成分，但这种创造，只是为了弥补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天然的差异。在最好的译文中，作为创造者的译者个人是隐形的。天天蹦跳在公众眼皮底下的，不是造物主，是小丑。
树才也借此机会，呼吁译者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译者有天然的权利按照自己的兴趣、愿望和风格贡献出自己的译本，但他要保持译者的伦理，对原作者负责，对原文负责，更要对自己的译文负责。
可能令大多数读者诧异的是，冯唐强烈个人风格的融入不是无的放矢，他本人对此有如下解释：
“和其他类型的创造一样，码字也要在“有我”和“无我”之间寻求平衡。写作应该更偏“无我”一些，最好的写作是老天抓着作者的手码字，作者只是某种媒介而已。翻译应该更“有我”一些，否则，一边是一个悠久文化中的写作大师，另一边是另一个悠久文化的众多经典，没些浑不吝的有我劲儿，怎么逢山开道、遇水搭桥？”
王家新充分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他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话说，要与“千
人一面”的翻译进行斗争、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但是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翻译可以适当地改写，但却不能“篡改”，而冯唐的一些翻译，显然就逾越了翻译的界线，如“裤裆”之类，是他塞进的私货，和泰戈尔风马牛不相及。
“在翻译《飞鸟集》的过程中，我没百分之百尊重原文，但是我觉得我有自由平衡信、达、雅。人生事贵快意，何况译诗？”
还是布罗茨基说得好：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得有“牺牲”，而这才是“成熟个性的主要特怔”，这也是对“任何创作和翻译的主要要求”。
四、“信、达、雅”，从来都不是翻译的基本标准
上文提到，冯唐也曾对“信、达、雅”的标准做过一番探讨，他认为“翻译原则不一定只有一套，信达雅在具体位置上如何平衡，译者有一定自主权。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
“信、达、雅”作为广为流传的诗歌翻译原则，在当下还适用吗？在凤凰文化的采访中，张定浩的说法可以代表诗人们的基本态度：“信、达、雅”从来不是翻译基本标准，只是严复自己对翻译的理解。
树才强调，翻译本身比“信、达、雅”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随后，他具体分析了“信达雅”的问题所在：
第一点，“信”，那就是忠实，是谁在忠实？忠实于什么？忠实于原文的表面意思还是忠实于原文隐喻的精神层面？把“诗”译成“诗”才是最大的忠实。第二点，“达”，流畅、通达，可是如果原文本身是一首结结巴巴的诗呢？翻译一首诗，应该深入理解原文，研究原文的风格，然后在另一种语言里“再生”它。最后，“雅”，中国人总要追求美文，但诗不见得是美文，美文不见得就是好的。简单质朴的东西不雅，但它可能是符合原文风格的。所以说“信达雅”的说法值得质疑。
赵四的看法与树才不谋而合，两位都认为“译诗必须把诗译成诗”。赵四以艾略特《空心人》结尾一句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译诗标准：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
世界就是这样告终
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裘小龙译）
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
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赵罗蕤译）
赵四支持裘译，认为赵译是散文，裘译有诗感，译诗必须把诗译成诗，而一个汉语诗人写诗，绝不会写出赵译这种句子。whimper本意是抽泣，“嘘的一声”面对“一声抽泣”，并不违和，是可接受的意译。如果尊重原文语法结构只能译出一句挺垃圾的汉语，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译诗要对得起原文的调性，原文优雅而不糙的话，译文就绝不能粗鄙俚俗。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刷新翻译观，开拓出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面向未来的翻译诗学。“我个人从本雅明的翻译诗学和庞德、策兰以及中国的冯至、穆旦等现代诗人的翻译实践受到很多启示”，王家新从个人经验出发，指出了建立当代翻译观的重要性和可能路径。
五、冯唐引以为傲的“押韵”，并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从冯唐的后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翻译《飞鸟集》并不是仅仅是简单的玩票。一百多首短诗的翻译花费了三个月余，平均约一天一首的速度，不可称其不用心。目前各方热议的问题，他在翻译过程中都曾做过思考和判断。除去上文所述的“有我”与“无我”之外，还有诸多体现，比如其对“押韵”的执着：
“我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不押韵的一流诗
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我决定，我的译本尽全力押韵。”
“我越来越坚信，押韵是诗人最厉害的武器。有了押韵，诗人就可以征服世界去了。”
然而冯唐这次没能如愿征服世界，以下这首便是冯唐自己得意却饱受舆论非议的典型例证：
The night kisses the fading day whispering to his ear,“I am death, your mother. I am to give you fresh birth.”
郑译：
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
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
“我是死,
是你的母亲。
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冯译：
白日将尽
夜晚呢喃
“我是死啊，
我是你妈，
我会给你新生哒。”
连死党李银河也表示，“不幸冯唐是个押韵派，为了押韵竟不惜用可恶的网络新词，真是得不偿失”。
赵四也与冯唐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味押韵反而有可能损失“真诗”的东西，造出甚至带着某种打油感的语言产品。现代诗歌是为了解放出真正有深度的灵魂节奏，才强调放弃外在韵律系统的。而在声音方面，现代诗歌的“节奏”是比“押韵”重要得多的概念。
六、诗歌语言是否应该“与时俱进”？
既然现代诗歌的追求和侧重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诗歌语言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
据金荣良的介绍，《飞鸟集》的再版也正是缘起于出版社重出一系列公版书的计划。目前市面上流传最广的郑振铎与吴岩译本都年岁久远，出版社请名家重译《飞鸟集》，以期以更新、更紧跟时代面貌的方式呈现这部经典。一番权衡之后，冯唐进入了视线。
冯唐也果然“不负所托”，对翻译语言的时代性有着他的敏感度，“我坚信民国时代的中文还在转型期，我现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
翻译第一首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困难的权衡。
英文原文是：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一种翻译风格可以更贴近中国古体诗，可以更整洁：
“夏日飞鸟
我窗鸣叫
敛歌而消
秋天黄叶
无翼无啸
坠地而憔”
另一种翻译风格可以更贴近现代诗，可以更缭绕：
“夏天的鸟来到我的窗前
且歌且笑且翩跹
消失在我眼前
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
无歌无笑无翩跹
坠落在我眼前”
斟酌再三，选择了后一种作为翻译《飞鸟集》的整体风格。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是现代了。
张定浩同意“与时俱进”的翻译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感，但他也强调，“我们不应该仅仅拿冯译和郑译比，应该拿冯译和这个时代好的汉语诗歌比”。
王家新指出，谈论“与时俱进”的前提是要尊重包括郑振铎、冰心等老一辈翻译者的贡献。当然，经典作品的重译是有必要的，它们召唤着每个时代产生自己的译本。冯唐的有些译文比郑振铎的更合乎当今时代的“语感”，但是，“当下的时代感”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冯唐可能只受限于他那样品味的读者圈子。“我们敬仰杜甫、李白、王维，也感激像冯至、穆旦这样的译者，是因为他们提升了这个民族语言文化的品质。你只要认为自己还是个作家、诗人或爱诗者，你就不能降低这个民族的心智。”
树才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并不存在专门的“诗歌语言”，它是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的，诗歌语言也不需要“与时俱进”，“80年代北岛、海子、顾城的诗受到追捧，那个时候是理想高扬的抒情诗，现在更多是语言平实、带有叙事特点的诗歌。但是诗歌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因人而异，说冯唐的译文是现代汉语的语言，而郑振铎的就不是，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定要从翻译和时代的关系来度量，只能说现在的时代是个世俗化的时代，追名逐利导致了冯唐这种译本的出现。
七、他尊他的肿胀为神
冯唐曾提及，在翻译《飞鸟集》第四十五首，心里突然释然了：
他尊他的剑为神
剑胜了
他输了
此处大概是一个无意识的伏笔，恰可为冯唐此遭的经历作照：
他尊他的肿胀为神
肿胀胜了
他输了
八、“人生事贵快意，何况译诗？”
“在这个忧伤而明媚的三月
我从我单薄的青春里打马而过
穿过紫堇
穿过木棉
穿过时隐时现的悲喜和无常
翻译：It’s March, I’m a bitch. ”
冯唐说，这不是好诗，不是好翻译，而是段子手对于生活过度的归纳。
由此观之，冯唐对于肿胀的限度并非没有警惕，只是他认为自己有自信也有自由去平衡信、达、雅。
“人生事贵快意，何况译诗？”冯唐说。
“你玩的就是心跳，玩过就玩过了，还可以再玩别的，希望玩得更专业些”，王家新说。
【网络热评】
冯唐重译《飞鸟集》：是更具诗意还是亵渎？
津报网-城市快报肖明舒2015-12-05 08:21
[摘要]此次冯唐新译本《飞鸟集》一经问世，反响不一，有人说冯唐译本用字凝练又不失原文的意境，更多的读者对其译本却是抱着“吐槽”的态度，有评论称新译本风格“不雅”，是对泰戈尔的“亵渎”。
冯唐重译《飞鸟集》：是更具诗意还是亵渎？
不久前，由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出版，这部“八千字，费了三个月”的翻译作品被称为“最具诗意和韵律”的《飞鸟集》译作，一时间，在读者间引起了很多关注和争论。
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诗人。在中国，他诗歌中的名句被人们反复引用。事实上，泰戈尔的经典诗集《飞鸟集》中的很多诗歌原先是用孟加拉文创作的，后由泰戈尔自己翻译成英文，还有一些则直接用英文写就。这部诗集最早于1922年由郑振铎先生译介到中国。到今天为止，泰戈尔的诗集已经有诸多翻译版本，如郑振铎、吴岩、徐翰林、白开元等译本，其中最早、最著名的译本公认为郑振铎译本。
此次冯唐新译本《飞鸟集》一经问世，反响不一，有人说冯唐译本用字凝练又不失原文的意境，适合现代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更多的读者对其译本却是抱着“吐槽”的态度，有评论称新译本风格“不雅”，是对泰戈尔的“亵渎”，诸如译文中出现了“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之类的低俗语言，对此，有人问：“如此亵渎一个以文字优美和诗意浓厚的作品享誉全球的长者，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还有网友对这种译者个人风格强烈的翻译作品表示难以接受，说“这本书是冯唐的，和泰戈尔关系不大”，甚至有人指出“过分地表现自己的风格，何不自己写一本诗集”。
对于网络上的正反两种评论态度，专家指出，诗歌的翻译是所有翻译中最难的。泰戈尔的诗作唯美而浪漫，翻译这样的作品，光外文好是远远不够的，译者本人最好是一位诗人，并且与泰戈尔的诗风有所共通，这样的译作才有可能深入到原作的灵魂之中，才有可能把原作的神韵重现出来。
和外界一片激烈争议不同，新译本《飞鸟集》的译者冯唐却显得颇为淡定，在翻译之余，他特别撰写了札记《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瞬间》，分享翻译过程中的种种感悟。总的来说，冯唐的重译本改变了以往《飞鸟集》略显寡淡的散文体，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体悟。他认为诗歌应该押韵，并且指出：“读最好的短诗，需要留白，需要停顿，需要长长叹一口气，然后再接着读下一首，仿佛亲最好的嘴唇，需要闭眼，需要停顿，需要长长叹一口气，然后再说：‘我还要再见你，再见的时候，我还要这样闭上眼睛。’”
一直以来，“信、达、雅”是译者们遵循的宗旨，尤其是“信”的要求下，为了忠实原作，一些诗歌在翻译中失去了诗意。对于《飞鸟集》的翻译，冯唐说他想尝试翻译的另一种方式，那是一种凸显诗意境界的翻译方式，而借助其富有节奏、韵律感和凝练的文字技巧，或许读者能从中读出他对泰戈尔诗歌新的理解和诠释。本报记者肖明舒
译作赏析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h.
冯唐译本——
“夏天的鸟来到我的窗前
且歌且笑且翩跹
消失在我眼前
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
无歌无笑无翩跹
坠落在我眼前”
郑振铎译本——
夏日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他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冯唐译本——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
绵长如舌吻
纤细如诗行
郑振铎译本——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唐译本——
Dear friend, I feel the silence of your great thoughts of many a deepening eventide on this beach when I listen to these waves.
听潮
黄昏渐消
我想我听懂了你伟大思想的寂寥
The song feels the infinite in the air, the picture in the earth, the poem in the air and the earth;
For its words have meaning that walks and music that soars.
歌无极
在空气里
画无极
在大地上
诗无极
在空气和大地
诗的字句里
有能流传的意义
有能翱翔的乐音
郑振铎译本——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e smiles in bloom.
是“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 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
广漠无垠的沙漠热烈地追求一叶绿草的爱，但她摇摇头，笑起来，飞了开去。
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文/肖明舒
冯唐版《飞鸟集》踩到哪些雷区
任红梅
去年，畅销书作家冯唐翻译版《飞鸟集》的出版引起轩然大波，网友指责冯唐扭曲原意，破坏意境，称其翻译“粗俗不堪”，“充斥着荷尔蒙的味道”，“亵渎泰戈尔”，更有媒体有点耸人听闻地定义其为“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但也不乏读者认为冯唐翻译得好，出版社也在很大程度上认可此版的凝练，近日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表示力挺冯唐，于是这场激烈并言之有物的文学论战持续了半年，也算文场奇观。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前，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鉴于本社出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我们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此举不仅再次让猜疑满天飞，也将相关话题推到了新的高度。
书籍身负争议不假，最终被下架却着实有些难看，厘清此事逻辑便更难看：因为身负争议所以被下架显得委屈；既然身负争议那就下架显得武断；与其争议不断不如早早下架显得怯懦等等，如何讲都有荒诞的气味在里面。理性来看，身负争议和下架脱不开因果关系，但这因和果之间隔了一条江的距离和深度。要做到公平公正，因和果两件事不能完全混为一桩事情，要拆开来分析。
先说这身负争议，一本书的出版成为众矢之的，冯唐版《飞鸟集》到底踩到了哪些雷区？诚然诗歌终归是小众的盛宴，此书何以引起这等风波？很多人是没有通读此书的，但也略知一二。从网上广为“流传”的那些翻译可窥一斑：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混蛋啊/ 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诸如此类的翻译，这不仅触及到了诗歌翻译“信达雅”的底线，也深深伤害了泰戈尔诗歌在大众心目中的高大形象，难怪遭人诟病，难怪书自出版后广受抨击，《人民日报》就刊登《莫借“翻译”行“篡改”》一文，认为“如冯唐者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
再论书的下架，无论是被下架还是搞噱头已经不重要，我们只看到一个事实：“强大”的民意让一本书下架。这应该是胜利的狂欢还是唏嘘的叹息，想必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公平来讲，一部作品的好与坏，交给时间去鉴定吧。留下的成为经典，糟粕自然会被历史遗忘！但有意篡改的文学翻译则不在其列，他应该留给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来判罚。
为什么要批评“诗人”冯唐
胡子华
[摘要]中国当下诗歌创作尽管泥沙俱下，却依然呈现着中国汉语最鲜活的创造力，任何抛开这一点，一味笼统地嘲笑中国诗歌写作的看法，都有那么一点不理智，或者不光彩。
冯唐
身后之名是如此奇怪，一来它无法追加褒奖，就像阿伦特评本雅明时感慨的那样，它无法用来斥责世界的有眼无珠；二来，它也无法跳出来进行事后反对，就像鲁迅文学奖之于鲁迅，又或者如冯唐之于泰戈尔。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自冯唐译的《飞鸟集》出版以来，书中这些“风格特异”的句子，近来已经招致了太多的喧哗，但冯唐对此的反应是黑黑更健康，反而有助于更多人开始读诗、读泰戈尔，俨然还成了功劳一件。
关于翻译准则，国内向来都是各有各的说法，谁也说不服谁，分明就是个搅不清的泥潭。因此，批评冯唐的翻译容易招致的危险是，你丫不懂他，根本就是品位差、玻璃心（至少冯唐在微博上就是这么干的：哎，你们这些被冒犯的小心灵啊）。又或者退一万步说，就算冯唐译的《飞鸟集》真的很差，每年图书市场上译得很烂的诗成百上千，为什么单挑冯唐来批？（他的粉丝就是这么干的：我就是喜欢冯叔的粗俗，爱看不看；又或者你究竟是不是眼红？）冯唐译《飞鸟集》
所以，相比谈论冯唐的翻译，更值得讨论的是冯唐的诗歌观念，换言之，冯唐的译诗风
貌根源于他的诗歌观念。在冯唐译诗札记《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押韵”说：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乍一看，这还真是一个奇怪得有些矛盾的论断，仿佛“押韵”这个被冯唐自诩为“诗人最厉害的武器”拥有一票否决权，可以随时反转“一流”和“二流”的最后裁定。再回到《飞鸟集》，泰戈尔用英文写的部分原本就是不押韵的，而冯唐翻译时则决定全力押韵。这好像摆明在说，就算我冯唐译得二流，泰戈尔你因为不押韵，哪怕一流，也还是不如我。另，在《冯唐诗百首》的自序中，冯唐写道：语言乏力，一说就是错，越说就越错，只好只求直白。这直白在译《飞鸟集》时被冯唐表现成了不要矜持的粗俗，一股子自我添加的“荷尔蒙”味道。但不管是直白还是粗俗，其实都跟泰戈尔搭不上边。在《文稿拾零》中，博尔赫斯论及泰戈尔诗歌时，就明确提出过泰戈尔偏爱“言辞的含糊”。这是冯唐在押韵外，对泰戈尔的另一个误解。
冯唐译诗
有趣的是，在表现粗俗的同时，冯唐也特别热衷对“美感”进行拼贴。他会强调自己翻译《飞鸟集》是在纳帕乡间，那里长满了薄荷、薰衣草、鼠尾草、百里香、迷迭香，还有齐身体高低运动的是苍蝇、蜜蜂、松鼠和小鸟。这种“诗意”和“美感”的加持，在冯唐仅有几篇论及自己诗歌写作和诗歌翻译的文本中都有出现。同样，他也罗列了在《飞鸟集》中频繁出现的事物：花，草，树，天，地，海，人，神，夜，晨，星，月，日，风，雨，泪，笑，歌，心，诗，灯，窗，并感叹自己第一次意识到，大城市也不是必须，有了这些“美好的意象”就很好了（实际上，这也是他阅读唐诗宋词的方式）。但这种唐诗宋词式的古典诗意是否适合用来理解《飞鸟集》呢？当泰戈尔听到有人念波德莱尔的《有情人之死》后，对诗中充满床呀、长沙发呀、花呀、壁炉呀、壁架呀、镜子呀、天使呀这类“叠床架屋”的诗人明确表示不喜欢。现在冯唐却把泰戈尔当成了另一位“叠床架屋的诗人”。这是误解之三。
“诗意”、“直白”（其实就是能看懂）、押韵，冯唐对这三个诗歌要素的迷信，其实就是当下大众读者对诗歌的要求。但在厘清这三个诗歌评价标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厘清冯唐为什么非要当“诗人”？
冯唐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当诗人？
按冯唐自己的说法，他早就把新浪微博的认证改为了简单两个字：诗人。他还有个公众微信号，专门着力于诗，要么是冯唐读诗，要么读冯唐诗，偶尔才发一点杂文和自己的照片。
在杂文集《活着活着就老了》的自序中，冯唐一早就写道：如果让我自评我的文学努力，诗第一，小说第二，杂文第三。当然，对此大家都不当真，但这句话没有反应冯唐的诗歌水平，倒真实地反应了冯唐的愿望：他想做个诗人。但在中国写诗基本没什么油水，至少不如写小说和写散文，就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除另类长篇小说《不二》之外，他的杂文卖得比小说好，小说比诗好。那冯唐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往诗人队伍里站呢？
虽然很早以来，不少理论书就强调文类平等，不分高低。但具体而言，诗歌作为文学事业之顶点的看法仍然十分普遍。对此，布罗茨基有一个漂亮的说法：诗歌是飞行术，散文则是步兵。即使在“诗人”名头已经成“笑话”的中国，诗歌也从来不需要辩护，需要辩护的只是当前境况下的中国新诗写作。换言之，诗歌的桂冠不是暗淡了，而是蒙尘了，诗歌仍然代表了语言的最高能力。对此，冯唐一直跃跃欲试，他译《飞鸟集》的一大原因就是认为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民国时代的中文还在转型期，而他现在已经把中文用得更好了，可以为《飞鸟集》找回应有的意境和韵律。
泰戈尔需不需要重译，我基本认同冯唐的看法，之前泰戈尔诗歌的中文翻译是过于轻柔，汉语也确实在更新，已经有能力提供更好的译本。但在冯译《飞鸟集》中的汉语是不是就代表了比郑振铎更高的水平？刻意粗俗是否就有效地纠正了轻柔？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
那么在汉语水平的表现上，冯唐是怎么自我判断的呢？他自己有个说法：“我记性不好，
比背诵唐诗、宋词一定输。但是我直觉好，没背过的唐诗、宋词，掩上几个字，我常常能猜到，即使猜错，也常常比原来用的字格调高。老天赏饭，和自卑以及自尊无关，三月桃花开，躲也躲不开。”照此下去，我多半以为冯唐会像大多数机关干部那样，等到退休之后再闲来写写古诗词，打发打发时间，熏陶熏陶情趣。但他没忍住，于是写了《冯唐诗百首》。
冯唐立志当诗人，但在他看来，居然有一个所谓的诗歌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在一篇《耳朵听了会怀孕的声音》的博文里，冯唐写道：“自从我发表《冯唐诗百首》以来，我一直不被认可。我不被诗歌的庙堂认可。我喜欢的诗人顾城、海子、张枣都在一个叫蓝星诗库的丛书里出版了选集，这个选集的责任编辑叫王晓，长得像孙悟空，人可好了。有一次饭桌上我问王晓，我为什么不能在蓝星诗库里出诗歌选集。王晓憋了半天也没直抒胸臆，没说我的诗歌和他的审美相左，他红着脸说，冯唐，你再写写。我也不被诗歌的江湖认可。和其他领域一样，诗歌似乎也有个若隐若现的江湖，二、三十个名字总在那里低空飞行，嗡嗡作响，他们完全忽略我的诗歌已经开始被时间写在楼盘上、大地上、人民心海的水波上。”
终于，借助翻译《飞鸟集》这件事，冯唐再次确认了自己是诗人，再次确认《冯唐诗百首》里有很好的诗歌。至于《冯唐诗百首》卖得不如他的杂文和小说，完全是读者“工作这么忙，房价这么高，谁还看花、看海、看月亮？谁还读心、读灵、读诗？”的缘故。而“诗歌圈”不承认他，更是出自诗歌圈子化的排挤，他是怀才不遇，是受害者。对此，他的做法是转头自封“超简诗派的创始人”，也自立了一个山头。总之，冯唐一面充当市场冷落的无辜诗人，埋怨市场和读者；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诗歌圈外人的身份抹黑诗歌圈，真是各种便宜占尽。
冯唐与所谓诗歌圈，到底谁在挤兑谁？
回顾这些年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纷纷扰扰：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诗写作之间不顾斯文的争吵不断、从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到沈浩波的“诗到肉体为止”，以及梨花体、乌青体、年糕体的层出不穷，从《一把好乳》、《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对白云的赞美》到《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些类似“洗脑神曲”一样的过场诗歌作品，社会公众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认知面貌一直处于事件丑闻式的进程中，新闻逻辑硬生生地制造了一连串诗歌的“危机时刻”，试图将诗歌推到一个需要自我申辩的污名席位。
在此背景下，吐槽诗歌成了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不仅学者、读者这么干，诗人自己也在这么干。2009年，从国外回到香港的北岛在《缺席与在场》中就写道：“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这一条大棒之下的结论是，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诗歌居然越写越差了。（关于此类论调的弊病，参见藏棣的文章《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
在众多的批评中，诗歌与读者之间的脱节似乎是最大的指责。林贤治在《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中就曾指出，“知识分子写作”的弊病在于依靠玄思脱离了社会，而“民间写作”则是依靠肉体远离了社会，各走了两个极端，并声称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就是一座空山。
确实，在第三代诗歌之后，中国不少当代诗人在不断翻新递送的诗歌样式的冲击下，有一种更新的焦虑，他们四处寻找翻译过来的良莠不齐的各种理论为自己站台、博弈。因此，国内出现了很多“诗歌教主”式的人物——冯唐自封超简诗派创始人也是其中一种——各种话语泥沙俱下，这无疑进一步拉大了读者和当代诗歌之间的隔阂，大量诗歌作品要么晦涩如玄学，要么粗鄙亢奋如口号。
在此情境下，海子的抒情诗便成了某种意义上诗歌和读者之间的最后共识，与此同时，海子还成了现当代诗人塑像的一次最新定型。与北岛“叛逆英雄”的诗人形象相比，海子作
为诗人形象的定型有着很强的“道德化”意味，事实上，海子被抬成了某种崇高的诗歌先知和时代受难者。在对海子道德化、崇高化的背面，针对诗人形象的另一种反面谱写也在进行：诗人被当成是病人，是特殊的、难以理解的怪异群体。事实上，这造成了另一次诗歌伤害：从海子、戈麦、马骅到许立志，“自杀”粗暴地被大众用作辨别真诗人的棘冠，孤独、脆弱、敏感、贫困、潦倒、怀才不遇等等也都成了诗人的标配。很大程度上，与大众放弃对现代诗歌进行辨识同步的，是大众对诗人形象的认知停止，譬如当下半身诗歌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可不可以是“流氓”？
从“诗歌流氓”说回冯唐，他指责诗歌圈对他挤兑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今年3月的一条微博中，冯唐就写道：“这几年，春天一到，就被‘严肃’诗歌圈挤兑：每到春天，沿海小城市就归海子，内地二三线城市就归冯唐。”事实上，作为占据各种资本、平台资源的冯唐还真不好意思说这个话。在出版市场对诗歌还缺乏筛选能力、读者对诗歌缺乏清晰辨识能力的今天，国内多少优秀的、默默创作的诗歌写作者根本没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而冯唐不仅轻而易举出了《冯唐诗百首》——在粉丝经济的今天，这让出版社几乎不用考虑诗歌质量——就拿《飞鸟集》的翻译来说，也是出版社编辑主动找上门：“冯老师，您想不想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给您最高水平的翻译费。”
即便如此，冯唐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地抱怨他的诗集卖得不如他的小说和杂文，慨叹诗歌阅读的沉寂和没落；他还是可以自立一个山头，又堂而皇之画出一个挤兑他的诗歌圈，并用自己庞大的阅读者对这个诗歌圈不屑一顾，毕竟“春风十里，不如你”已经在中华大地口耳相传了。话说回来，这么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的弄不清到底是诗歌圈在挤兑冯唐，还是冯唐在挤兑诗歌圈。
最后，以一个诗人而非诗歌爱好者的标准，冯唐对“押韵”、“直白”、“诗意”这三个诗歌要素表现出来的迷信，暴露的其实是他自身对不断在更新的诗歌的认知停止，这种认知混淆了节奏和押韵、通俗和粗俗、阅读效果和诗歌质量之间的关系，是从唐诗宋词的阅读中笼统形成的一种陈旧诗观。而与冯唐相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尽管泥沙俱下，却确实在呈现着中国汉语最鲜活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任何抛开这一点，一味笼统地嘲笑中国当前诗歌写作的看法，都有那么一点不理智，或者不光彩。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批评“诗人”冯唐的最大理由。
“解开裤裆”露出“现代人的丑”
作者：殷建光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这突兀的句子，不是摘自哪一本网络言情小说，而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当然，2015年7月1日以前，无论哪个版本的《飞鸟集》里都不曾有这一句。但那一天，冯唐的译本出版了。直到近日，对这个译本的恶评才集中爆发。豆瓣上，冯唐译本的评分从11月底时的5.2分跌至4.3分，近半网友只打了1分；郑振铎译本评分则高达9.1。（12月19日观察者网）
对于这句诗，郑振铎先生是这样的翻译的，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两者比较，天壤之别。郑先生的翻译，让人沉思，让人优美；冯先生的翻译，让人浮躁，让人庸俗，甚至可以说低俗。
那么，是不是郑振铎先生翻译的不符合愿意，冯唐先生翻译的更符合愿意呢？原诗句是这样的，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我不太懂英语，于是，用百度查了一下这两个句子的英语单词，发现根本没有“解开裤裆”的影子，倒是有“面具”的解释。Mask：[英][mɑ:sk][美][m?sk]n.面具; 假面具; 用作掩饰的事物; 护肤膜; vt.掩饰; 戴面具; 用面具遮住，掩盖，掩饰; vi.戴面具; 隐瞒，掩饰。puts off，打开的意思，vastness，浩瀚的意思，lover，情人的意思。真不知道冯唐先生的“解开裤裆”是从哪里得来的灵感。
冯唐先生说，我的汉语翻译必然反映我的汉语语言体系，泰戈尔的英文原著和我的汉语翻译都摆在那里，毁誉由人，唾面自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冯唐先生说的信誓旦旦，但是，请问“解开裤裆”的出处在哪里呢？您如此翻译，是不是迎合庸俗人的心理？但是背离人家作者的愿意啊，如此翻译，其实，是一种错译啊。
不管是您“毁誉由人，唾面自干”也好，“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也好，客观的负面效果摆在那里，您应该反思啊。
我不懂得冯先生有怎样“我的汉语语言体系”，但是，您再个性，也应该尊重信、雅、达吧，应该尊重人们的道德情感吧，背离了这些，您的翻译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是家长，绝对不会买您的译本让孩子看，因为，这样的诗句没有美感，只有俗感。豆瓣上，冯唐译本的评分从11月底时的5.2分跌至4.3分，近半网友只打了1分；郑振铎译本评分则高达9.1。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真不知道，我们的出版商为啥就通过了“解开裤裆”这样的诗句，简直是对诗歌的亵渎。
或许，这是冯先生想要达到的“轰动”效应，的确，这样的翻译泰戈尔，让人惊骇，真的让人轰动，但是，这种轰动是“丑态爆炸”，这样的轰动有什么好效果呢？或许，冯先生没有这样的“低俗心理”，就是自己的个性翻译，就是自己的汉语体系，但是，遵循公序良俗，这应该是一个公民的基本坚守吧？要知道，汉语体系不仅是您的，还是我们大家的。
“解开裤裆”露出“现代人的丑”这种丑是一种畸形的个性追求，是一种偏差的审美心态。这种心态表现在国人说话的粗俗，甚至暴露在网络跟帖中，这种丑也是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应该引起我们的惊醒。（殷建光）
让冯唐的归冯唐，泰戈尔的归泰戈尔
作者：叶倾辰
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在其认证微博上表示：“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冯唐翻译的《飞鸟集》；此后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随后郑重接受媒体采访，他坦言“译本确实有很多、很大争议”，这是出版社根据这段时间读者和媒体的反馈做出的决定。冯唐回应称，“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12月28日《东方早报》）“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泰戈尔的《飞鸟集》曾带给文学爱好者无数美好的回忆。但说实话，如果没有翻译者郑振铎的功劳，这样一部作品摆在我们面前，也鲜有多少人有能力体会到它的美丽。基于此，冯唐对《飞鸟集》的翻译，无疑要承载着公众比郑振铎更高的期望，因为不同于冰心、郑振铎一代翻译者，《飞鸟集》的那些中文翻译早已深入人心，冯唐之作要想获得更多的受众，也必须有更多的突破。
从冯唐的翻译来看，他或许做到了突破。但却不是诗歌爱好者想象中的泰戈尔。譬如冯唐版本中的“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与其说是在翻译《飞鸟集》，倒不如说是冯唐在进行二次创作。因为这实在是冯唐的个人风格。熟悉冯唐的读者，都清楚这样一本书《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以此而言，讨论冯唐译本的好与坏，并不是仅仅针对的他翻译的好不好，而是什么样的翻译更接近原作？更能带给读者一个真实的泰戈尔？毕竟，翻译并不等同于文学创作，脱离对原著的尊重，在某些方面或许带给人新意，但对喜欢泰戈尔的读者而言，他们是来看泰戈尔的，而不是冯唐。
冯唐译本下架，是出版团队对舆论场反馈做出的应对之举。至于，一些喜爱冯唐版本的读者，譬如著名学者李银河认为这是中文版本的最好译本，又或者作者本人自认“时间说话，作品说话”，其实亦可以理解。也许很多年后，会有更多的人接受这样一个版本的《飞鸟集》，但当下应该厘清的是，这部作品的翻译属性，即尊重原创作者泰戈尔。如果说要给冯唐版本一个评判空间，不应该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二度创作，而应是冯唐自己的《飞鸟集》。
一个译本的下架看起来只是文化圈的“茶杯里的风暴”，但透过冯唐译本之争，我们读
懂的是对版权的尊重，包括对作本风格的尊重。这在自媒体流行的时代，无疑极具重塑规则意义。（叶倾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