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之一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之一葛　兆　光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影响”(influence )是一个习惯使用的词语,但是它可能偏重过去的知识与思想在后世的延续、外来知识和思想对本土的冲击,却可能相对忽略了后世对于遗产的“选择”和本土对新知的“接受”,其实,影响和选择应当是哲学史与思想史中的双向过程,所以本文指出,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

关键词:哲学史　思想史　影响　历史记忆　思想资源　重新诠释在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总有一些习惯使用的词语,不仅隐约地规定着叙述的思路,甚至暗示着一种固定的写法。

其中,讨论思想的连续性时,常用的一个笼统词语叫做“影响”(in -fluence ),这个词语给人的印象,仿佛成语中的“雁过留影”,好像一种思想只要它曾经辉煌,总会薪尽火传影响后世。

但是,正如古人所说的“雁有遗踪之心,水无留影之意”一样,这个词语的习惯性使用,表现出思想史家在无意中凸显了“施与”却忽略了“接受”,仿佛只要你是这个家族的子孙,就得把这个家族的徽章、荣誉和遗产,连同它的耻辱、债务和生理特性统统照单全收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到后代有可能掩藏一些历史耻辱凸显一些历史荣耀,改写家谱,冒认阔亲戚攀上名先辈,甚至改姓换宗制造历史(M ake History ),因而,总是讨论“影响”往往会忽略了思想史上后人的选择与诠释的力量。

拉夫乔(Arthur O .Lovejoy )在他的名著《存在的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中,用了“链条”(chain )来隐喻观念史上的连续性①,这个隐喻提醒我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传承与连续,往往像锁链互相环扣一样,前一链要扣住后一链,后一链也得扣住前一链,任意一链的松动和开口,都有使连续中断的可能。

并不是要否认在思想史的连续过程中“影响”的重要性,这里要说的是,“影响”是否能够重新浮现在人们的注目处,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却与当下的处境有关。

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 ),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45·①拉夫乔(Arthur O .Lo vejoy )《存在的大链条》(T he G 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 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日文译本题作《存在の大ぃなる连锁》,内藤健二译,晶文社,东京,1975。

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

古今中外大约都是这样,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历史记忆常常成为意大利人认同的象征和凝聚的力量,但是正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在讨论这一历史的时候所说的,14世纪之前的意大利人并没有表现出对古典文化巨大而普遍的热情,而是直到开始希望实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意大利和罗马帝国的梦想”,这时,对古代罗马的历史记忆才开始复活,然而,在唤醒这一历史记忆的时候,实际上压抑了对于中世纪世俗社会的政治与宗教的历史记忆①;又比如犹太建国史,公元73年九百名犹太教徒在罗马军队进攻马沙达(Masada )时,立誓决不当俘虏而集体自杀,这件事情由于仅存于约瑟夫(Josephus )用亚拉姆文和希腊文写的《犹太人的战争》一书,而且此书仅存于少数基督教会,实际上它已经是仅存于文献中的、被压抑的历史记忆,两千年里它并不真正出现在历史中,但是,就是在本世纪犹太人建国运动中,它却重新浮现在犹太人的历史记忆中,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不断地诠释中,它成了藉以动员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性象征②。

通常,思想史描述的是思想在时间流程中的建构、定型与变异的连续性历史,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

因此,我以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诠释的过程,来部分地替代传统的“影响”,作为描述思想史连续性的语词。

一如果说,在缺乏外来文明与异类资源的时代里,人们常常只能通过唤起历史记忆,重新诠释古典来回应时代变化,于是常常上演所谓“以复古求变新”的戏剧的话,那么,在有外来知识、思想与信仰介入和冲击的情况下,这种思想资源的发掘与诠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常常起着一种比附、转译和理解的作用,起着类似于“前理解”的意义③。

在讨论古代中国世界地图的一篇论文中,我就曾经用过一个“翻译”的比喻说到: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要反身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一种新知识的理解,与一种新语言的翻译并没有什么两样,就像lion 使中国人想起了《穆天子传》中传说的“狻猊”、mastiff 使中国人想起了《左传》中扑向赵盾的“獒”,晚清时代,科学(science )让人想到了朱子提倡的“格致”,而民主(democracy )使人想到了孟子的·46·《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①②③面对新知必然需要一定的知识资源作为理解基础,我在这里借用了一个概念“前理解”,这是海德格尔的概念,关于这一思路的阐述在海德格尔(Mar tin Heidergger )《存在与时间》的第三十二节中,“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及先行把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而在思想史中,历史与传统常常作为先在的知识资源,规定着理解的视野和方向。

陈嘉映、王庆节合译本,185页,三联书店,1987。

另外可以参看伽达默尔(Hans -Georg G adamer )在为《哲学历史词典》所写“诠释学”词条中的论述,洪汉鼎中译文,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

关于这个例子,转见柯塞(Lewis A .Coser )《阿伯瓦克与集体记忆》,丘澎生中译文,载《当代》第91期,37页,台北,1993年11月。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 -sance in I taly ),何新中译本,170～171页,商务印书馆,1983。

“民为贵”,自由(liberty )则让人想起庄子的“逍遥游”,语言的翻译需要用自己本土原有的语词去一一对应,对于新知识的理解,也需要唤起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和原有的想象空间,来充当再度理解和诠释的“思想资源”(resources of thought )①。

正是这种在传统知识和思想中寻找资源,并以此来理解、翻译和表述外来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传统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发生了“中心”和“边缘”的移位,发生了本来意义和新的意义的交换,传统的思想世界图像就产生了变异,同样,外来的知识与思想也在这种理解、翻译和解释中,发生了变化,思想史就是这样在延续。

当然,在“历史记忆”中,什么历史被唤醒,什么历史被遗忘,本来这多在于现实之“缘”而“起”,但是在传统中国,新的变化却总是以历史和传统的面貌出现。

由于历史与传统无处不在的强大和丰富,由于历史与传统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人们常常用旧词来诠释新知,用原有的事件来比附当下的新颖的现象,古老的掩饰着现代的,于是,看上去仿佛总是不断上演着一出叫做“复古”的老戏,其实在这时,那些被凸显的“记忆”正使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资源的参与中,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着一种新取向和新姿态②。

这是历史上常常出现的现象,王氵凡森在讨论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时,曾经指出,关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是被以两种方式压抑下去的,“首先是官方强制性的作为,比如文字狱、禁书运动、禁毁目录的刊行、四库全书中对书籍的删改等等,其次是官方强制性行为所引发的士大夫及一般百姓的自我压抑,自动自发的压抑扩大了对明末清初历史记忆的抹除”③。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时间,时间的流逝把丰富的历史和刻骨的心情渐渐过滤成了书本和文字,这些远离了现实的切肤之痛和难忍之苦的书本和文字,使历史与读者之间仿佛加上一层模糊的玻璃,使读者与历史有了一种“疏离感”,人们不再直接感受到历史,却仿佛是在隔岸观火,把历史变成了一出出上演的戏文或小说。

可是,无论哪一种被压抑的历史记忆,只要后来的生活世界出现类似的语境,它又常常被有心人回忆出来,就会再度复活并滋生膨胀,成为历史中的思想资源,柯文(Paul A .Cohen )在讨论义和团的历史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历史可能是以三种形式存在的,一是作为事件,一是作为神话,一是作为经验,而后两种正是时时可以被当做“记忆”翻拣出来借尸还魂,在当下仍然发生意义的历史④。

可以补充的是,在思想史中有一种情况常常出现。

由于知识与思想系统的解说和证成已经达到圆熟和完美,并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便引起人们对历史既满足又无奈的心情,这时历史被有意遗忘,传统仿佛无须追问,就像初盛唐时代的知识系统的圆熟,元明之际理学从意识形态到知识制度的笼罩,在这种对知识与思想的满足中,渐渐弥漫成为“常识”。

但是,当人们面对新知识遭遇文化震撼,又为了回应震撼而不得不重新发掘资源,从而引起了历史记·47·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①②③④柯文(Paul A .Cohen ):《历史三要:义和团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History in T hree Keys :T he Box 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 yth ,Columbia U niversity P ress ,1997)。

王氵凡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1～18页,台北,1996。

正如罗志田在《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的结论中曾经说过的,“`新'并未割断其与`旧'的多层次联系,`新'的战胜旧,竟然靠的是`旧'的功用,这中间的诡论意味极为深长”,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132页,北京。

见《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的古代中国世界地图》,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忆复活的时候,由于“常识”的失效,人们便常常在旧知识与思想的边缘处寻找可以对应新知识的“非常识”,于是,过去在边缘的旧知识和旧思想就充当了接引和诠释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从边缘又回到中心,这就引起思想史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