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市昙华林福利村社区的社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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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市昙华林福利村社区的社会调研
摘要：昙华林福利村社区在区域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商业繁华、人流密集的昙华林主街，呈现出脏乱差的景象。
差异巨大的物质环境与景观质量，造成了区域内两类不同的社区使用主体，以及不同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过程。
关注该社区的生活环境、人居状况和社会融合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中类似社区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关键词：昙华林人居状况生活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地区人口流动的巨大浪潮，“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年末达到2.53亿人。
城市外来务工者这一人口流动浪潮的主要部分，同时也是人口从乡村、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中的主流。
城市外来务工者是支持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城市建设的热门行业，如基础设施、建筑、餐饮服务等行业，从业人员中外来务工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外来务工者是四大类城市新移民中人数最多的一类移民，他们在给城市带来活力和劳动力支持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运动的深入，城市内部的更新与改造逐步深化到人口的城市化层面，作为城市社会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者的社会融合也成为其中的热门话题。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
外来人和迁徙人的身份既是流动人口未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反映,反过来也阻碍了他们的融入。
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融入至少包含四个维度：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
城市外来务工者在以上四个层面的融合过程，反映着其是否能被城市社会所接受，能否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平等公正的社会待遇和福利，关系着外来务工者的权利与义务能否得以充分实现。
站在城市发展角度，城市外来务工者的社会融合过程和结果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城市的包容度和亲和力，检验着城市公共服务、政策措施、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的综合
能力，反映了一个城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
本文选取的调查区域为昙华林福利村社区，该社区北部至凤凰山山脊，南部紧靠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东至武汉市第十四中学西缘，西与三义村社区交界。
该区域属于城市灰色地带，土地价值偏低，环境质量较差，社会治理不足，但是房屋租金便宜。
因此，这里吸引了四百多名进城务工者聚居于此。
这些聚居在福利村的进城务工者以湖北省本省人为主体，也有少部分来自湖南、河南的外来务工者，本省进程务工者多来自武汉市东部或武汉市周边的地区，其中来自黄冈市黄梅县人员占多数。
这一群体以三四十岁左右的男性为主体，也有少部分女性和青少年儿童。
他们多以单个人为谋生单元，也有一部分携带家眷工作生活的进程务工者。
工作行业以建筑业、装潢、自由职业为主，工作类型多数为水泥工、木工、水电工，也有少量女性从事酒店服务、个体经营等工作。
在调查之后，我们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昙华林福利村社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武汉本地居民存在不同：
一经济差异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福利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年收入多在2万--6万，基本与武汉市平均工资水平持平。
而相比于武汉市平均房租水平，福利村社区外来务工者群体整体房屋月租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平均月租在500元左右。
从调查中不难发现，福利村外来务工者群体整体工资水平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并非符合大多数人对城市外来务工者工资收入低的认知，但是为何他们会选择条件较差的福利村社区作为自己的落脚点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属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外来务工者，由于未来不定居城市、工作时间地点不定、需要补贴家用等原因，在住房选择上更倾向于租住在租金低廉的社区，对社区物质景观环境要求并不高。
而在日常消费水平上来看，这一群体属于城市低消费人群。
餐饮方式为每家每户独立开火或施工单位提供免费工作餐，除了生活必需品消费，其他额外消费较少。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勤劳节俭，所得工资多流向家乡，赡养家庭、支持下一代教育或者改善老家的生活居住条件。
从这一点来看，外来务工者在城市的居住和消费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城市的平均水平，因此导致了他们与其他人群在城市居住和消费上的空间分异。
二文化差异
福利村外来务工者群体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多数人是初中文化水平，一部分是小学文化水平，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者极少，与周边人群的整体文化水平相比普遍偏低。
尽管这一群体中多数人已在这一地区生活工作三四年甚至七八年左右，但是多数人对武汉当地方言、
文化、新闻等关注了解的非常少。
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主动学习武汉方言或文化”时，多数受访者给出否定的答案。
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加之缺乏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学习和交流，使得这一群体在思想价值观、消费观、公民意识等观念并未与所在城市社区接轨，同时也因此与周边人群产生了较大的文化观念隔阂，并最终形成“隔阂----分异”恶性循环的现状。
三行为差异
福利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多数携家带口，家庭一起外出虽然有利于巩固加强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维护家庭的和谐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家庭成员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成员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家庭成员间同质化的文化、习惯氛围不利于个人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环境。
通过访谈了解到，福利村社区内进城务工者群体日常作息都形成了较强的时空规律。
早上六点左右从居住地吃过早餐后前往工作地工作，到傍晚五六点在回到居住地，午餐多数在工作地吃工作餐，休息节假时间依据自身接活情况进行灵活安排。
傍晚五六点回到居住地之后，群体中大部分人的活动半径仅限在福利村社区范围内，活动交流形式多是在社区中较为开敞的公共空间内的聚会交流，活动交流对象一般是来自同一流出地的同乡或是当地原住民。
尽管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外来务工者群体与当地原住民有着相对频繁的交流沟通，但除此之外该群体的对外交流依然有限。
他们没有除日常活动交往之外的其他外出活动，空间实践范围和人群类型都十分有限。
群体内部十分团结，内部社会关系稳固，但对外相对封闭独立，对社区活动、服务参与和关注表现得不积极。
四身份差异
身份融合是体现群体社会融合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各类融合要素最终导致的目标，身份融合的程度高低标志着某一人群是否真正从一个“外来人”转变成一个“本地人”。
对于不考虑武汉户籍的原因，多数受访者给出的理由是武汉户籍并不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的福利和利益。
而在另一个关于“今后你是希望定居武汉还是回老家？”的提问中，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将来回到家乡生活定居。
而选择将来定居在武汉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在武汉工作居住了6年以上的受访者。
不难看出，随着工作居住年份的增加，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开始慢慢适应和接受城市工作生活状态，并产生定居城市的想法。
但从整体上来看，这种思想的转变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且群体中多数人的想法难以改变。
在访谈过程中，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自己现在不是武汉人，表示更愿意与同乡或者同业人员交流，对武汉当地的语言、文化、新闻等没有多大兴趣。
在情感归宿上，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自己的家乡人，武汉并不是他们的“家”。
“武汉方言学不学无所谓吧，只要听得懂老板的要求就行了。
我以后又不会住在武汉，不跟武汉人打交道了，学了还有什么用？”
在身份融合层面上，外来务工者群体显然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他们并没有完成从外来人到当地人的转化，甚至还没有完全适应作为一个城市的市民。
他们各自家乡的地方性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吸引力，武汉作为“外地”并不能给予他们身份的认同和象征，各自的家乡才是情感和身份的归宿。
总结：
在武汉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往往更关注拥有武汉户籍的人群，而较少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境遇。
而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城市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工作和生存现状成为阻碍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
因此在日后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中，如何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应当被提上日程。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武汉的城市融合，推动武汉更好更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