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研究 威尔逊(英文版)(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 格式:doc
- 大小:88.00 KB
- 文档页数:13
《行政学研究》读后有感系别:管理系姓名:郑增城学号:2009405153 班级:20094051 作为现代行政学的鼻祖,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中。
要理解威尔逊在文中所阐述的行政学思想,本人认为,首先要了解《行政学研究》一文所发表的时代背景》。
《行政学研究》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1887年第2期)。
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贸易上的复杂性。
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多,大大扩展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领域,政府职能也随着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困难。
于是,政府如何执行和在那些方面执行这些持续增长的职能就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以求使政府少走弯路,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
正如威尔逊在《政治学研究》开篇中所说“没有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当还没有了解它的必要时,会有人对他进行研究”。
在美国国内,到19世纪70年代,建国初期所订立的三权分立。
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原则则受到冲击,立法权的威望呈直线下降,行政力量日益被民主运动视为一种有效的工作而得到重视。
因此可以说,威尔逊的《政治学研究》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为加强行政权利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要求一个更为负责任的政府,他认为,“任何事情,不论是政府的事情还是仅仅做买卖,都必须有一个人当家做主,权力和对形式权力严格负责,是构成好政府的要素。
”众所周知,美国政治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思想的表述,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从更为具体的政治背景来看,威尔逊体系形成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政党政治和文官制度,在文章中作者对欧洲几个重要国家的政治制度有详细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美国式的行政学规划布局,犹如作者在最开头说道“我认为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在没有必要了解它时,不会有人去研究它”,根据当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同时也本着实用主义的出发点,文章给出关于“实际工作中解决细节问题”的论述,进一步深入探讨政治和行政的关系,分析欧洲国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形式行政权利,讨论美国的行政方向,使它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吸入自由民主的空气,排除官僚主义的风气,这是资本主义行政制度在美国土壤上开出的花朵,同时也为将来的政治和行政制度种下了新的种子。
行政学研究(伍德罗·威尔逊)(上)我认为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在没有必要了解它时,不会有人去研究它。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以某种事实来论证这种情况的话;著名的行政学实用科学正在进入我国高等学校课程的事实本身;则证明我们国家需要更多地了解行政学。
然而,在此无需说明,我们并非要调查高校教学计划来证明这一事实。
目前人们称为文官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实现了它的第一个目标之后,不仅在人事方面,而且在政府机构的组织和方法方面都必须为继续扩大改革努力,这是我们大家几乎都承认的事实,因为政府机构的组织和方法同其人事问题一样需要进行改进,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
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
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
但是,我们在进入这种研究之前,需要做到下列几点:l.考虑其他人在此领域中所做过的研究。
即是说,考虑这种研究的历史。
2.确定这种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3.断定发展这种研究所需要的最佳方法以及我们用来进行这种研究所需要的最清楚的政治概念。
如果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好像是离开了图表或指南针而去出发远航。
一行政科学是已在两手两百年前开始出现的政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它是本世纪,几乎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产物。
它为什么姗姗来迟?它为什么直到我们这个忙的几乎注意不到它的世纪才出现?行政机关是政府最明显的部分,它是行动中的政府;它是政府的执行者,是政府的操作者,是政府的最显露的方面,当然,它的历程也和政府一样悠久。
它是行动中的政府,人们很自然地希望看到政治学的论著者在系统思想史的很早时期即已引起对行动中的政府的注意,并激发他们进行仔细的研究。
但是,事与愿违。
直到本世纪已经度过了它的最初的青春时期,并且已经开始长出独具特色的系统知识之花的时候,才有人将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科学的一个分支系统地进行论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家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扩大,“与制定一部宪法相比,贯彻一部宪法变得愈来愈困难了”。
因此,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以“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的事务减少一些不成体统的样子,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并使其各种职责都获得尽责的美称”。
这就是威尔逊所谓“为什么当今的行政工作必须是如此认真而又系统地加以调整,使之适合于小心试验过的政策标准;为什么我们现在正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行政科学”的根本原因。
用现在的话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政府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明确政府的职能和任务范围,明确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进行管理,才能提高效率,完成任务。
威尔逊是美国行政学说的开路人,他对于行政学说的研究只是从本文开始,但是他能够如此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这么明确和切中要害的论断,也实属难得。
简单的两句话,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道理。
尤其是其中的措词,让我尤为惊叹。
“适当地”。
政府能够涉及和进行的工作很多,包括一切社会事务在内的各项工作,政府都有能力去涉足。
因为“从国家产生的那一天起,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就是第一性的,而国家则是第二性的。
社会的需要是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若政府承担一切,或该管而不管,即为“不适当”。
与此对应的是,现代政府主张“有限性”。
在现代政府治理中,主张用“有限性”来替代传统无限的全能政府管理模式。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公众福利为主旨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就是要求政府解决“不适当”的问题,也即“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解决政府越位问题,就需要政府管理部门深刻认识、科学定位和有效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有机协调和高效整合。
解决政府错位问题,就要求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管理,合理界定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的职能便捷和权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运转不协调等问题。
读《行政学之研究》有感作为现代行政学的鼻祖,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之研究》中。
要理解威尔逊在文中所阐述的行政学思想,首先要了解《行政学之研究》一文所发表的时代背景。
《行政学之研究》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1887年第2期)。
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贸易上的复杂性、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增多,大大扩展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领域,政府职能也随着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困难。
于是,政府如何执行和在哪些方面执行这些持续增长的职能就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以求使政府少走弯路,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
正如威尔逊在《政治学之研究》开篇中所说“没有任何一门实用科学,当还没有了解它的必要时,会有人对他进行研究”。
在美国国内,到19世纪70年代,建国初期所订立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原则受到冲击,立法权的威望成直线下降,行政力量日益被民主运动视为一种有效的工具而得到重视。
因此可以说,威尔逊的《政治学之研究》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为加强行政权利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正如威尔逊在他的《国会制政体》一书中批判国会制度的无效和混乱,要求一个更为负责任的政府,他认为,“任何事情,不论是政府的事情还是仅仅做买卖,都必须有一个人当家作主,权力和对形式权力严格负责,是构成好政府的要素。
”在《行政学之研究》这篇文章中,威尔逊不仅比较深入地分析论证了研究国家行政管理和建立行政科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行政学研究的对象和实质,明确提出了行政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说“今天是我们全部过去的一种协力结果,明天也将是这样。
对于管理学家来说,历史中存在着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把过去的研究作为一个序幕”。
威尔孙开创了行政学研究的先河,《行政学之研究》为行政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原则和规律,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不仅对于我们目前的行政学之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当今的政府管理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
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120周年【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原刊期号】20071【原刊页号】13~20【分类号】D01【分类名】公共行政【复印期号】200706【英文标题】Wa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Yesterday to Tomorrow: ——To Commemorate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being published by Woodrow Wilson for 120 year 【作者】张康之/刘柏志【作者简介】张康之,刘柏志,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柏志(1981—)男,四川广元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120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它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
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摘要题】纪念公共行政学创立120周年【英文摘要】120 years ago, Woodrow Wilson published his paper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which indicated the birt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was also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Dur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stration in the 20th cemtury,the basic thinking in Wilson's paper is a primary them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All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rrangements about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However,Wilson's effort stands for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When we walk towards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new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abou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lso begins to embrace its new era.【关键词】威尔逊/公共行政/政治与行政二分Wilson/public administration/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责任编辑】黄显中【参考文献】[1]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刘山,等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 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J].国外政治学,1987(6).[3] 彭和平,竹立山.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4] 丁煌.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J].政治学研究,1998(3).[5] (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王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6] 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论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1—0013—08一、主题的转换:从马基雅维利到威尔逊学术界认为,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源自美国政治学家伍德罗•威尔逊。
对威尔逊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实用资料,如教育随笔、日记赏析、句子摘抄、古诗大全、经典美文、话题作文、工作总结、词语解析、文案摘录、其他资料等等,想了解不同资料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Download tips: This document is carefully compiled by this editor. I hope that after you download it, it can help you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document can be customized and modified after downloading, please adjust and use it according to actual needs, thank you! In addition, this shop provides you with various types of practical materials, such as educational essays, diary appreciation, sentence excerpts, ancient poems, classic articles, topic composition, work summary, word parsing, copy excerpts, other materials and so on, want to know different data formats and writing methods, please pay attention!对威尔逊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引言威尔逊(Wilson)行政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行政学理论流派,其方法论对行政管理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行政学研究》读书报告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著名学者,教授。
于1912年成为美国第28任总统,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要建立一门单独的行政学科的人,被誉为“行政学鼻祖”。
在美国逐渐建取代英国的历史过程中,在目睹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中,他发现美国落后的行政管理模式与高速发展的经济与文化不相适应,31岁的他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书。
《行政学研究》一书成书于1887年,此时正处于混乱的时代大背景下:政治上,美国南北战争于1865年结束,北方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的决策失误让每一个学者深思,除此之外,战争结束后,如何把北方的政治模式推广到全国就成了难题;经济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生产力高度发展,美国正在经济上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霸主,但受制于落后的行政体制,处于瓶颈;历史的大背景促成了这篇文章的出现。
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有着鲜明的逻辑与架构,按照“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结构论述了行政学:第一,为什么要进行行政学研究?文章开头就简明扼要的表明是“我们有这个需求和必要来了解他,而这个需求就是政府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提升政府力量(南北战争中政府的执行能力出现了问题)。
第二,行政学研究是什么?威尔逊直接表明行政学的目标(政府应当做什么与如何高效的做),又运用历史比较法,比较了行政与政治,行政与宪政,从而得出了行政二分法的观点(这种著名的观点为以后的行政管理学打下了基础):行政不同于政治,但又有着历史的渊源。
随后又总结了行政学研究的历史渊源(再次运用历史比较法):比较了美英与法德的不同,指出行政学研究的源头在法德。
第三,怎么进行行政学研究?历史比较法,威尔逊在这篇文章中就大量的运用了这种方法,大量的比较最后得出结论。
文章还提出了大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理论:人事行政与行政监督思想,行政体制理论,地方分权制度等等。
应该说《行政学研究》完成了对行政学研究学的基本架构,明确了行政学的实质与目标,为后来美国行政的不断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一个文本学视角之再考察(一)摘要: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围绕着在美国创立行政科学的必要性及如何创立这门学科的目标,采用了逻辑思辨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例证法等研究方法,对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行政学美国化、行政学研究的题材、目的和方法等问题做了深入阐述,从而实现了对美国的其他法学和政治学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之超越,并由此成为美国行政学研究的拓荒者。
他对行政学这一新领域的发现和倡导、对创立美国行政科学的原则与研究方法以及这一学科研究的主题与目的等问题的理论阐发均具有独特贡献和启发价值,当然亦有值得商榷或深化的方面。
关键词:威尔逊;研究目标;理论精要;学术贡献Abstract:Inthearticle“TheStudyofPublicAdministration”whichfocusesonthenecessity andwaystoestablish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intheUS,Wilson,bymeansoflogicalthinking,historicalstudy,comparisonandexemplification,elucidatesprofoundlyonthenecessityofpublicadministrationstudy,itsAmericanstyle,andresearchobjectivesandmethods.Wilson’sresearchisbetterthanotherthe oreticalstudyoftheAmericanlawandpoliticalscience,andhebecameapioneerintheresearchofAmericanpublicadministration.Wils on’sdiscoveryandadvocacyof thisnewfieldandtheprinciplesofitsestablishmentaswellasitsobjectivesandmethodsareuniqueandinspiring.Keywords:Wilson;researchobjectives;theoryessence;academiccontribution;一、问题的提出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6月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经典长文《行政学研究》1],从而奠定了其在行政学领域的地位,并被公认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倡导者和创始人。
伍德罗·威尔逊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跳转到:导航, 搜索汉漢▼▲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第28任美國總統任期1913年3月4日–1921年3月4日副總統托馬斯·賴利·馬歇爾前任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繼任沃倫·G·哈定出生1856年12月28日維吉尼亞州斯汤顿逝世1924年2月3日(67歲)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政黨民主党配偶埃倫·路易絲·亞克森伊蒂丝·高尔特信仰長老教會簽名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
作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个领袖级知识分子,他曾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新泽西州州长等职。
1912年总统大选中,由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
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衔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总统以前曾在新泽西州担任公职的美国总统。
在第一个任期中,威尔逊支持民主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联邦农田贷款法案(Federal Farm Loan Act),还通过新的收入法在联邦一级开征收入税,以及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
但他也同时因为支持在联邦资助的机构中实施种族隔离,导致大批黑人员工被解职,而遭到当时民权运动团体以及后人的批评。
于1916年大选中勉强胜出后,威尔逊第二个任期的中心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尽管他在竞选时打出了“他让我们远离了战争”(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号,美国的中立政策却未能持久。
德国经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发送给墨西哥、保证其若两国结盟德国将帮助墨重新获得被美国占领之北方数州的电报,以及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促使威尔逊多次对德国给予警告,并最终于1917年4月要求国会宣战。
公共行政学经典文选(英文版)竺乾威[美]马国泉编——MPA(公共管理硕士)系列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9本书选录的多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经典、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共30篇,分别出自伍德罗·威尔逊、佛兰克·古德诺、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戈、格拉汉姆·爱里森以及威廉·葛姆勒等西方著名学者之手。
阅读这些原汁原味的英文原著,有助于国内读者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西方学者的主要观点,了解其各种流派的主要理论。
本书各章前均有编者撰写的中文背景分析,每篇文章前附有该文的中文内容摘要。
对于行政管理类专业学生来说,阅读本书可以提高其阅读专业英文资料的能力。
本书适宜于作为MPA(公共管理硕士)的专业教材,亦可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专业英语及行政学理论教材。
竺乾威,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公共行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主要讲授公共行政理论、比较行政等课程。
在《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和美国出版的《国际公共行政》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主编的著作有:《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学》、《行政学导论》等,专著有《官僚政治》等。
马国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行政领导研究中心主任。
讲授公共行政、比较政治、美国政府等课程。
在《太平洋事务》、《亚洲考察》、《国际公共行政》以及《中国行政管理》等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中文著作主要有《美国公务员制和道德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CONTENTSChapter On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yIntroduction1.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Woodrow Wilson 2.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Frank J.Goodnow 3.Scientific Management——Frederick W.T aylor 4.Bureaucracy——Max Weber5.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Luther GulickChapter T wo The 40s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7Os of the 20th centuryIntroduction6.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Robert K..Merton 7.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A.H.Maslow 8.Power and Administration——Norton E.Long 9.Parkinson’s Law or the Rising Pyramid——C.NorthcoteParkinson10.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Douglas Murray McGregor 11. The Science of“Muddling Through”——Charles E.Lindblom 12.Organizations and the System Concept——Daniel Katz &Robert L.Kahn13.Policy AnalystS:A NeW Professional Role in Govemment Service ——Y ehezkel Dror14.The Life Cycle of Bureaus——ANthony Downs15.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Time of Revolution——Dwight Waldo16.The Peter Principle——Laurenc J.Peter &Raymond Hull 17.T owards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H.George Frederickson18.Organization :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Jay W.Lorsch 19.Historical T rends in Leadership Theory and Research——Ralph M.Stogdill20.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Are They Fundamentally Alike in all Unimportant Respects?——Graham T.AllisonChapter Three The 80s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Introduction21.Some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Market Choice,Public Choice,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Vincent Ostrom 22.EXploring the Limits of Privatization——Ronald C.Moe 23.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ost-Socialist Eastern Europe——Eric M.Rice24.Understanding Goverument Regulation——Richard Lehne 25.Privatization Revisited——William T.Gonnley 26.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Michael Barzelay with Babak J.Armajdni27.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Marc Holzer 28.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the T wenty-First Century——Graham Finney &David A.Grossman29.Reinventing Govemment——Davia Osbome &T ed Gaebler 30.Reinventing the American Federal Govemment:Reform Redux Or Real Change?——Patricia W.Ingraham。
《行政学研究》(威尔逊)读书笔记初作为跨专业的学生,理论上的不足是制约我对此专业进行研究学习的一大因素。
读研选择行政管理专业,是出于我对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管理社会事务的好奇。
究竟行政管理是什么,行政管理的对象又是哪些人,行政管理有哪些内容,这门学科有什么现实意义和作用,都是我在今后希望研究和学习的地方。
威尔逊在此文中,并没有解答出我全部的困惑,而且由于知识的专业性和翻译问题,有很多生涩难解的部分需要我反复阅读体会他们的含义,但威尔逊这篇行政学开山之作确实打开了我对行政管理学认知的大门,对今后的学习有很大的助益。
经过阅读文章、查阅资料,我学习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一、行政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威尔逊在文中提到“行政科学是已在两千两百年前开始出现的政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它在本世纪,几乎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产物。
”行政机关是政府中最明显、最显露的部分,它的历程也和政府一样悠久。
威尔逊说“我们正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行政科学”,原因在于垄断资本急剧扩张,政府难以驾驭;政治和社会其他各方面工作中的困难不断增多,行政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正在积累到顶点;1883年,美国确立了近代文官制度,把立法和政治决策的权力归结为政党或政务类公务员的行为和活动,而把执行法律和政治决策作为文官的职责。
文官制度改革运动将政府机构的组织和方法问题推向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威尔逊认为,行政学并不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当时的行政学的博士几乎都产自欧洲,它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的。
因此,要在美国本土应用这门科学,必须要使它美国化,以适应美国政府行政科学化的需要。
文中列举了法国、德国、英国行政实践方面的成果,并与美国之间做了比照。
二、行政学研究的目标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
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三、美国发展行政管理的阻碍因素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主要的是人民主权,组织行政管理要比君主国家困难得多。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Woodrow WilsonNovember 1, 1886An EssayPrinter-Friendly VersionI suppose that no practical science is ever studied where there is no need to know it. The very fact, therefore, that the eminently practical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is finding its way into college courses in this country would prove that this country needs to know more about administration, were such proof of the fact required to make out a case. It need not be said, however, that we do not look into college programmes for proof of this fact. It is a thing almost taken for granted among us, that the present movement called civil service reform must, after the accomplishment of its first purpose, expand into efforts to improve, not the personnel only, but also th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of our government offices: because it is plain that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methods need improvement only less than their personnel. It is the object of administrative study to discover, first, what government can properly and successfully do, and, secondly, how it can do these proper things with the utmost possible efficiency and at the least possible cost either of money or of energy. On both these points there is obviously much need of light among us; and only careful study can supply that light.Before entering on that study, however, it is needful:I. To take some account of what others have done in the same line; that is to sa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II. To ascertain just what is its subject-matter.III. To determine just what are the best methods by which to develop it, and the most clarifying political conceptions to carry with us into it.Unless we know and settle these things, we shall set out without chart or compass. I.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is the latest fruit of that study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which was begun some twenty-two hundred years ago. It is a birth of our own century, almost of our own generation.Why was it so late in coming? Why did it wait till this too busy century of ours to demand attention for itself? Administration is the most obvious part of government; it is government in action; it is the executive, the operative, the most visible side of government, and is of course as old as government itself. It is government in action, and one might very naturally expect to find that government in action had arrested the attention and provoked the scrutiny of writers of politics very early in the history of systematic thought.But such was not the case. No one wrote systematically of administration as a branch of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until the present century had passed its first youth and had begun to put forth its characteristic flower of the systematic knowledge. Up to our own day all the political writers whom we now read had thought, argued, dogmatized only about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the essence and seat of sovereignty, popular power and kingly prerogative; about the greatest meanings lying at the heart of government, and the high ends set before the purpose of government by man’s nature and man’s aims. The central field of controversy was that great field of theory in which monarchy rode tilt against democracy, in which oligarchy would have built for itself strongholds of privilege, and in which tyranny sought opportunity to make good its claim to receive submission from all competitors. Amidst this high warfare of principles, administration could command no pause for its own consideration. The question was always: Who shall make law, and what shall thatlaw be? The other question, how law should be administered with enlightenment, with equity, with speed, and without friction, was put aside as "practical detail" which clerks could arrange after doctors had agreed upon principles.That political philosophy took this direction was of course no accident, no chance preference or perverse whim of political philosophers. The philosophy of any time is, as Hegel says, "nothing but the spirit of that time expressed in abstract thought";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like philosophy of every other kind, has only held up the mirror to contemporary affairs. The trouble in early times was almost altogether about the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and consequently that was what engrossed men’s thoughts. There was little or no trouble about administration,-at least little that was heeded by administrators.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were simple, because life itself was simple. Government went about imperatively and compelled men, without thought of consulting their wishes. There was no complex system of public revenues and public debts to puzzle financiers; there were, consequently, no financiers to be puzzled. No one who possessed power was long at a loss how to use it. The great and only question was: Who shall possess it? Populations were of manageable numbers; property was of simple sorts. There were plenty of farms, but no stocks and bonds: more cattle than vested interests.I have said that all this was true of "early times"; but it was substantially true also of comparatively late times. One does not have to look back of the last century for the beginnings of the present complexities of trade and perplexities of commercial speculation, nor for the portentous birth of national debts. Good Queen Bess, doubtless, thought that the monopoli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ere hard enough to handle without burning her hands; but they are not remember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iant monopol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Blackstone lamented that corporations had no bodies to be kicked and no souls to be damned, he was anticipating the proper time for such regrets by a full century. The perennial discords between master and workmen which now so often disturb industrial society began before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Statute of Laborers; but never before our own day did they assume such ominous proportions as they wear now. In brief, if difficulties of governmental action are to be seen gathering in other centuries, they are to be seen culminating in our own.This is the reason why administrative tasks have nowadays to be so studi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adjusted to carefully tested standards of policy, the reason why we are having now what we never had before, a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The weightier debates of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are even yet by no means concluded; but they are no longer of more immediate practical moment than questions of administration. It is getting to be harder to run a constitution than to frame one.Here is Mr. Bagehot’s graphic, whi msical way of depic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in administration:In early times, when a despot wishes to govern a distant province, he sends down a satrap on a grand horse, and other people on little horses; and very little is heard of the satrap again unless he send back some of the little people to tell what he has been doing. No great labour of superintendence is possible. Common rumour and casual report are the sources of intelligence. If it seems certain that the province is in a bad state, satrap No. I is recalled, and satrap No. 2 sent out in his stead. In civilized countries the process is different. You erect a bureau in the province you want to govern; you make it write letters and copy letters; it sends home eight reports per diem to the head bureau in St. Petersburg. Nobody does a sum in the province without some one doing the same sum in the capital, to "check" him, and see that he does it correctly.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o throw on the heads of departments an amount of reading and labour which can onl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greatest natural aptitude, the most efficient training, the most firm and regular industry.(Essay on Sir William Pitt. [All footnotes WW’s.])There is scarcely a single duty of government which was once simple which is not now complex; government once had but a few masters; it now has scores of masters. Majorities formerly only underwent government; they now conduct government. Where government once might follow the whims of a court, it must now follow the views of a nation.And those views are steadily widening to new conceptions of state duty; so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are everyday becoming more complex and difficult, they are also vastly multiplying in number. Administration is everywhere putting its hands to new undertakings. The utility, cheapness, and success of the government’s postal service, for instance, point towards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al control of the telegraph system. Or, even if our government is not to follow the lead of 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 in buying or building both telegraph and railroad lines, no one can doubt that in some way it must make itself master of masterful corporations.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commissioners of railroads, in addition to the older state commissions, involves a very important and delicate extension of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Whatever hold of authority state or federal governments are to take upon corporations, there must follow cares and responsibilities which will require not a little wisdom,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uch things must be studied in order to be well done. And these, as I have said, are only a few of the doors which are being opened to offices of government. The idea of the state and the consequent ideal of its duty are undergoing noteworthy change;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is the con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Seeing every day new things which the state ought to do, the next thing is to see clearly how it ought to do them.This is why there should be a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shall seek to straighten the paths of government, to make its business less unbusinesslike, to strengthen and purify its organization, and to crown its duties with dutifulness.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ere is such a science. But where has this science grown up? Surely not on this side the sea. Not much impartial scientific method is to be discerned in our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The poisonous atmosphere of city government, the crooked secrets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the confusion, sinecurism, and corruption ever and again discovered in the bureaux at Washington forbid us to believe that any clear concep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good administration are as yet very widely curr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American writers have hitherto taken no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is science. It has found its doctors in Europe. It is not of our making; it is a foreign science, speaking very little of the language of English or American principle. It employs only foreign tongues; it utters none but what are to our minds alien ideas. Its aims, its examples, its conditions, are almost exclusively grounded in the histories of foreign races, in the precedents of foreign systems, in the lessons of foreign revolutions. It has been developed by French and German professors, and is consequently in all parts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a compact state, and made to fit highly centralized forms of government; whereas, to answer our purposes, it must be adapted, not to a simple and compact, but to a complex and multiform state, and made to fit highly decentralized forms of government. If we would employ it, we must Americanize it, and that not formally, in language merely, but radically, in thought, principle, and aim as well. It must learn our constitutions by heart; must get the bureaucratic fever out of its veins; must inhale much free American air.If an explanation be sought why a science manifestly so susceptible of being made useful to all governments alike should have received attention first in Europe, where government has long been a monopoly, rather than in England or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government has long been a common franchise, the reason will doubtless be found to be twofold: first, that in Europe, just because government was independent of popular assent, there was more governing to be done; and, second, that the desire to keep government a monopoly made the monopolists interested in discovering the least irritating means of governing. They were, besides, few enough to adopt means promptly.It will be instructive to look into this matter a little more closely. In speaking of European governments I do not, of course, include England. She has not refused to change with the times. She has simply tempered the severit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a polity of aristocratic privilege to a system of democratic power by slow measur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which, without preventing revolution, has confined it to paths of peace. But the countries of the continent for a long time desperately struggled against all change, and would have diverted revolution by softening the asperities of absolute government. They sought so to perfect their machinery as to destroy all wearing friction, so to sweeten their methods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ed as to placate all hindering hatred, and so assiduously and opportunely to offer their aid to all classes of undertakings as to render themselves indispensable to the industrious. They did at last give the people constitutions and the franchise; but even after that they obtained leave to continue despotic by becoming paternal. They made themselves too efficient to be dispensed with, too smoothly operative to be noticed, too enlightened to be inconsiderately questioned, too benevolent to be suspected, too powerful to be coped with. All this has required study; and they have closely studied it.On this side the sea we, the while, had known no great difficulties of government. With a new country in which there was room and remunerative employment for everybody, with liber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unlimited skill in practical politics, we were long exempted from the need of being anxiously careful about plans and methods of administration. We have naturally been slow to see the use or significance of those many volumes of learned research and painstaking examination into the ways and means of conducting government which the presses of Europe have been sending to our libraries. Like a lusty child, government with us has expanded in nature and grown great in stature, but has also become awkward in movement. The vigor and increase of its life has been altogether out of proportion to its skill in living. It has gained strength, but it has not acquired deportment. Great, therefore, as has been our advantage over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in point of ease and health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now that the time for more careful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s and larger administrative knowledge has come to us, we are at a signal disadvantage as compared with the transatlantic nations; and this for reasons which I shall try to make clear.Judging by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ies of the chief n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there may be said to be three periods of growth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 has passed in all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of existing systems, and through which it promises to pass in all the rest. The first of these periods is that of absolute rulers, and of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dapted to absolute rule; the second is that in which constitutions are framed to do away with absolute rulers and substitute popular control, and in which administration is neglected for these higher concerns; and the third is that in which the sovereign people undertake to develop administration under this new constitution which has brought them into power.Those governments are now in the lead i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which had rulers still absolute but also enlightened when those modern days of political illumination came in which it was made evident to all but the blind that governors are properly only the servants of the governed. In such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organized to subserve the general weal with the simplicity and effectiveness vouchsafed only to the undertakings of a single will.Such was the case in Prussia, for instance, wher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most studied and most nearly perfected. Frederic the Great, stern and masterful as was his rule, still sincerely professed to regard himself as only the chief servant of the state, to consider his great office a public trust; and it was he who, building upon the foundations laid by his father, began to organize the public service of Prussia as in very earnest a service of the public. His no less absolute successor, Frederic William III,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Stein, again, in his turn, advanced the work still further, planning many of the broader structural features which give firmness and form to Prussianadministration to-day.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admirable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by kingly initiative.Of similar origin was the practice, if not the plan, of modern French administration, with its symmetrical divisions of territory and its orderly gradations of office. The days of the Revolution—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were days of constitution-writing, but they can hardly be called days of constitution-making. The revolution heralded a period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the entrance of France upon the second of those periods which I have enumerated,-but it did not itself inaugurate such a period. It interrupted and unsettled absolutism, but it did not destroy it. Napoleon succeeded the monarchs of France, to exercise a power as unrestricted as they had ever possessed.The recasting of French administration by Napoleon is, therefore, my second example of the perfecting of civil machinery by the single will of an absolute ruler before the dawn of a constitutional era. No corporate, popular will could ever have effected arrangements such as those which Napoleon commanded. Arrangements so simple at the expense of local prejudice, so logical in their indifference to popular choice, might be decreed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but could be established only by the unlimited authority of a despot. The system of the year VIII was ruthlessly thorough and heartlessly perfect. It was, besides, in large part, a return to the despotism that had been overthrown.Among those n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entered upon a season of constitution-making and popular reform before administration had received the impress of liberal principle, administrative improvement has been tardy and half-done. Once a nation has embarked in the business of manufacturing constitutions, it finds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close out that business and open for the public a bureau of skilled, economical administration. There seems to be no end to the tinkering of constitutions. Your ordinary constitution will last you hardly ten years without repairs or additions; and the time for administrative detail comes late.Here, of course, our examples are England and our own country. In the days of the Angevin kings, before constitutional life had taken root in the Great Charter,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began to proceed with sense an d vigor under the impulse of Henry II’s shrewd, busy, pushing, indomitable spirit and purpose; and kingly initiative seemed destined in England, as elsewhere, to shape governmental growth at its will. But impulsive, errant Richard and weak, despicable John were not the men to carry out such schemes as their father’s.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gave place in their reigns to constitutional struggles; and Parliament became king before any English monarch had had the practical genius or the enlightened conscience to devise just and lasting forms for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ate.The English race, consequently, has long and successfully studied the art of curbing executive power to the constant neglect of the art of perfecting executive methods. It has exercised itself much more in controlling than in energizing government. It has been more concerned to render government just and moderate than to make it facile, well-ordered, and effective. English and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has been a history, not of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but of legislative oversight,-not of progress i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but of advance in law-making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Consequently, we have reached a time when administrative study and creation are imperatively necessary to the well-being of our governments saddled with the habits of a long period of constitution-making. That period has practically closed, so far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essential principles is concerned, but we cannot shake off its atmosphere. We go on criticizing when we ought to be creating. We have reached the third of the periods I have mentioned,-the period, namely, when the people have to develop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s they won for themselves in a previous period of struggle with absolute power; but we are not prepared for the tasks of the new period. Such an explanation seems to afford the only escape from blank astonishment at the fact that, in spite of our vast advantages in point of political liberty,and above all in point of practical political skill and sagacity, so many nations are ahead of u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skill. Why, for instance, have we but just begun purifying a civil service which was rotten full fifty years ago? To say that slavery diverted us is but to repeat what I have said—that flaws in our constitution delayed us.Of course all reasonable preference would declare for this English and American course of politics rather than for that of any European country. We should not like to have had Prussia’s history for the sake of having Prussia’s administrative skill; and Prussia’s particular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would quite suffocate us. It is better to be untrained and free than to be servile and systematic. Still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yet to be both free in spirit and proficient in practice. It is this even more reasonable preference which impels us to discover what there may be to hinder or delay us in naturalizing this much-to-be-desired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What, then, is there to prevent?Well, principally, popular sovereignty. It is harder for democracy to organize administration than for monarchy. The very completeness of our most cherished political successes in the past embarrasses us. We have enthroned public opinion; and it is forbidden us to hope during its reign for any quick schooling of the sovereign in executive expertness or in the conditions of perfect functional balance in government. The very fact that we have realized popular rule in its fullness has made the task of organizaing that rule just so much the more difficult. In order to make any advance at all we must instruct and persuade a multitudinous monarch called public opinion,-a much less feasible undertaking than to influence a single monarch called a king. An individual sovereign will adopt a simple plan and carry it out directly: he will have but one opinion, and he will embody that one opinion in one command. But this other sovereign, the people, will have a score of differing opinions. They can agree upon nothing simple: advance must be made through compromise, by a compounding of differences, by a trimming of plans and a suppression of too straightforward principles. There will be a succession of resolves running through a course of years, a dropping fire of commands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gamut of modifications.In government, as in virtue, the hardest of things is to make progress. Formerly the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the single person who was sovereign was generally either selfish, ignorant, timid, or a fool,-albeit there was now and again one who was wise. Nowaday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any, the people, who are sovereign have no single ear which one can approach, and are selfish, ignorant, timid, stubborn, or foolish with the selfishness, the ignorances, the stubbornnesses, the timidities, or the follies of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albeit there are hundreds who are wise. Once the advantage of the reformer was that the sovereign’s mind had a definite locality, t hat it was contained in one man’s head, and that consequently it could be gotten at; though it was his disadvantage that the mind learned only reluctantly or only in small quantities, or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 one who let it learn only the wrong t hings. Now, on the contrary, the reformer is bewilde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sovereign’s mind has no definite locality, but is contained in a voting majority of several million heads; and embarras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mind of this sovereign also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vorites, who are none the less favorites in a good old-fashioned sense of the word because they are not persons by preconceived opinions; i.e., prejudices which are not to be reasoned with because they are not the children of reason.Wherever regard for public opinion is a first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practical reform must be slow and all reform must be full of compromises. For wherever public opinion exists it must rule. This is now an axiom half the world over, and will presently come to be believed even in Russia. Whoever would effect a change in a moder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ust first educate his fellow-citizens to want some change. That done, he must persuade them to want the particular change he wants. He must first make public opinion willing to listen and then see to it that it listen to the right things. He must stir it up to search for an opinion, and then manage to put theright opinion in its way.The first step is not less difficult than the second. With opinions, possession is more than nine points of the law. It is next to impossible to dislodge them. Institutions which one generation regards as only a makeshift approxima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principle, the next generation honors as the nearest possible approximation to that principle, and the next worships the principle itself. It takes scarcely three generations for the apotheosis. The grandson accepts his grandfather’s hesitating experimen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xed constitution of nature.Even if we had clear insight into all the political past, and could form out of perfectly instructed heads a few steady, infallible, placidly wise maxims of government into which all sound political doctrine would be ultimately resolvable, would the country act on them?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bulk of mankind is rigidly unphilosophical, and nowadays the bulk of mankind votes. A truth must become not only plain but also commonplace before it will be seen by the people who go to their work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not to act upon it must involve great and pinching inconveniences before these same people will make up their minds to act upon it.And where is this unphilosophical bulk of mankind more multifarious in its composition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know the public mind of this country, one must know the mind, not of Americans of the older stocks only, but also of Irishmen, of Germans, of negroes. In order to get a footing for new doctrine, one must influence minds cast in every mould of race, minds inheriting every bias of environment, warped by the histories of a score of different nations, warmed or chilled, closed or expanded by almost every climate of the globe.So much, the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culiarly difficul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ntering upon it when we do, we must undertake it. What, now, is the subject-matter of this study, and 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 objects? II.The field of administration is a field of business. It is removed from the hurry and strife of politics; it at most points stands apart even from the debatable ground of constitutional study. It is a part of political life only as the methods of the counting house are a part of the life of society; only as machinery is part of the manufactured product. But it is, at the same time, raised very far above the dull level of mere technical detail by the fact that through its greater principles it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lasting maxims of political wisdom, the permanent truths of political progress.The object of administrative study is to rescue executive methods from the confusion and costliness of empirical experiment and set them upon foundations laid deep in stable principle.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must regard civil-service reform in its present stages as but a prelude to a fuller administrative reform. We are now rectifying methods of appointment; we must go on to adjust executive functions more fitly and to prescribe better methods of executive organization and action. Civil-service reform is thus but a moral preparation for what is to follow. It is clearing the moral atmosphere of official life by establishing the sanctity of public office as a public trust, and, by making service unpartisan, it is opening the way for making it businesslike. By sweetening its motives it is rendering it capable of improving its methods of work.Let me expand a little what I have said of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on. Most important to be observed is the truth already so much and so fortunately insisted upon by our civil-service reformers; namely, that administration lies outside the proper sphere of politics. Administrative questions are not political questions. Although politics sets the tasks for administration, it should not be suffered to manipulate its off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