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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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古希腊人的自由死亡本来是个自然事情,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不同于那些日常死亡事
件,成为人们反复思考的主题,就是因为这样的死亡集中体现了人类所面临的尖锐矛盾和困境: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度里,竟然不能容忍一个智者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
一、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数百名雅典公民聚于一处,对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街头演说家进行审判。

审判的结果,被告被判处死刑。

那一年,苏格拉底70岁。

后来,一位曾领受过苏格拉底的教诲,并且亲历了那场审判全过程的年轻人,用朴实的语句记述了苏格拉底当时所做的申辩,以及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与朋友们极为动人的对话。

对于岁格拉底的死,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从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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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处死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和处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和处死,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一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可以说,苏格拉底和耶稣一样,都因杀身成仁而名垂青史。

然而,苏格拉底的史科却完全是通过他的两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处死呢?
苏格拉底是基于两个理由被处死刑的,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个是他腐蚀或者败坏青年。

起诉他的人是三个希腊城邦的公民,而审判他的是由501入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法院,以281:220决定判定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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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被控的罪,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而在当时的希腊城邦,宗教生活与公民生活本来就密不可分。

根据雅典法律,对包括这类罪行在内的一大批刑事犯罪,每个公民都有权提出控告(甚至这还是公民的一项职责)。

这种规定不但体现了古典城邦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表明了雅典城邦政体的民主性质。

[1]然而这种民主并不是我们现在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有着致命的缺陷。

三、古希腊民主自由制度的实质
(一)古希腊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
从词源意义上讲,民主一词的意义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派生出来的,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

古希腊是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它认为一个
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其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握有不可让渡的权力。

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古希腊公民的最高信条。

古希腊民主政治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其实质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是少数人的民主。

古希腊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窒息和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陪审法庭是民主暴政的工具
古希腊经过伯利克里改革,设立了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

根据记载:“凡是具有古希腊公民资格的,不论贫富,都可以充任、担任审判工作、参与审判”。

古希腊法庭民主到没有法官,只设主持人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持秩序,判决权力完全属于陪审员,即无论什么指控,无论有否证据,无论伤害大小,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的手中。

”古希腊几乎所有的公职都没有专门技艺的要求,都是以简单的多数票或抽签产生的,一切重大国事也以简单的多数票决定。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科学而大胆的猜测,审判苏格拉底的500人陪审团在庭审之前,几乎没有人熟悉案件的真实情况,没有人主动去调查取证过。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他藐视陪审团和法庭的权威彻。

所以,陪审团做出的不是一个理智的判决、一个法治的判决,而是一个情绪化的判决,这样的判决怎么可能客观公正?
(三)古希腊的个人自由的虚伪性
古希腊的民主是“人民统治”。

不过这里的“人民”是集合名词,指整个“人民”,而非作为独立个人的“人”。

亚里斯多德说,个体只有在属于古希腊时,其存在才有意义,不属于古希腊的
个体非鬼即兽。

“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任何“人”。

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

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名将阿里斯泰德是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战功显赫,曾担任首席执政官,素以“公正者”著称,但在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放逐!据说投票时有个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正好坐他旁边的阿
里斯泰德代为刻字。

阿里斯泰德大奇日:“您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农民答日:“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

”现代民主政治中享有政治主权的是“人”,而非“人民”,“人”虽从属“人民”,但同时享有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独立。

但在古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

苏格拉底所处的古希腊所具有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

因此,在那一个看似民主实则专政的社会里,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不能理解。

[3]
四、结语
雅典的城邦民主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但同样制造了苏格拉底的悲剧。

多数规则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共识无疑值得肯定,但多数人暴政的风险也恰恰蕴藏其中,需要引起警惕。

雅典的民主政治正是因为将多数规则奉为圭臬而忽视对多数权力本身进行制度性的补充、制约与完善,因而屡屡犯错。

而对少数人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呵护则是民主政治的底线条款,逾越了这条底线,民主与专制的联姻就不可避免。

雅典人无法理解此点,所以雅典的民主也就难以恒久。

而剔除了上述内容的直接民主,虽然能够实现普遍的参与,却无助于参与的充分有效及民主质量的提升,相反只会为多数人暴政的发生推波助澜。

如此,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雅典也就不再令人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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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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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家群.从苏格拉底之死看雅典民主政治的缺失[J].金
山,2011,(8):104.DOI:10.3969/j.issn.1005-9407.2011.08.100.
李哲. 从古希腊民主制度看苏格拉底之死的必然性[J]. 剑南文学:经典阅读, 2010, (11).
刘翀. 雅典的民主与苏格拉底之死——雅典直接民主制下多数人暴政的成因[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11(1):31-33. DOI:10.3969/j.issn.1009-1114.2009.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