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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几部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以《安慰书》《王城如海》《独药师》《朝霞》为例刘阳扬 在新世纪文学中,无论是在纯文学领域还是大众文学领域,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数量并不少,尤其在通俗文学领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通过揭露所谓大学里的黑暗和腐败,成为一种另类的“官场小说”和“黑幕小说”,吸引了大众读者的注意。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的一系列知识分子的负面新闻,加重了大众读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偏见,导致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被“污名化”的后果。
一般认为,“污名”(Stigma)一词由古希腊人发明,代指为了暴露一个人道德上的污点而烙下的身体记号。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率先开始研究“污名化”的概念,他关于“污名”的理论也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基础。
在研究中,戈夫曼并未给“污名”下达明确的定义,他通过对现象的总结,概括了“污名”一词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的含义,即“污名一词将用来指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但应当看见,真正需要的是用语言揭示各种关系,而不是用它描述各种特征”。
①通过简单的分类,戈夫曼认为污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与身体残缺相关,第二种指向性格缺点,第三种则和种族、民族、宗教相关。
从戈夫曼以及其后的研究都能发现,蒙受污名的群体最初集中在艾滋病人、精神病人等具有身体和心理残缺的人类群体。
但是很快,污名现象似乎具有了蔓延的趋势,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都有出现。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传承者和社会现象的批判管理者,一直受到尊敬。
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与革命发生联系,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文革”结束之后,知识分子在80年代又成为了二次启蒙的先锋,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
但是,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各种社会负面新闻的持续发酵使得知识分子被冠以“叫兽”“砖家”的称号,具有陷入污名化的危险。
有学者从消费学角度探讨了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消费价值的贬值和文化品牌效应的破灭现象,②提出应当警惕这种知识分子的污名化现象。
知识分子走下神坛,甚至遭遇污名,是在大众信任缺失的情况下生发出的一种反智现象。
在酒楼上赏析在鲁迅的作品中，《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你是怎么样认识这么一位人物的?下面是有店铺为你整理的《在酒楼上》赏析，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在酒楼上》的写作背景“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甚多，其中尤以描写他们因婚恋不能自主的痛苦者为众，也有不少是反映他们失学、失业以及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和苦闷的;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却是着眼于他们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来展示社会生活的,并包蕴着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那些篇章中,这个特点尤为鲜明、突出。
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我们都能强烈的感受到鲁迅是多么热情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消沉、落荒则深为惋惜、感叹，并作出了严肃的针砭。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
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
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
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
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
显然，他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从《在酒楼上》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热望。
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太不足为训了。
《在酒楼上》赏析【吕纬甫的形象】吕纬甫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
这是一个曾有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情，现在却变得意志消沉的“文人”。
《围城》：钱钟书的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的困惑引言《围城》是中国作家钱钟书创作的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种种挣扎和困惑进行描写，展示了知识分子面临的独特境遇和思想迷茫。
本文将对《围城》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的困惑进行详细探讨。
知识分子在《围城》中的身份与定位《围城》以知识分子方鸿渐为主人公，通过他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揭示了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方鸿渐既是小市民出身，受到传统士人观念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西方现代文明思潮的冲击。
他在传统价值观与个人情感之间徘徊不定，在职场竞争和婚姻关系中面临着无法做出选择、迷失自我的困境。
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规范的怀疑与拒绝《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持有怀疑和拒绝态度。
他们面临着生活压力和社会竞争，但又不愿意迎合现代社会的权威和道德标准。
作者通过方鸿渐等人物对职场上的勾心斗角、虚伪和功利主义的揭露，以及对传统婚姻观念及家庭期望的怀疑，表达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现代社会规范的反抗。
知识分子思想迷茫与自我解脱在《围城》中，知识分子们在现代社会中常常陷入思想迷茫之中。
他们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和个人发展的空间，内心深感束缚与沮丧。
然而，在一段时间后，他们也开始试图从困境中获得解脱。
通过与其他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经历了种种挣扎和反思，一些知识分子明白到要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欲望和需求，并寻找到更加符合个人价值观的生活方式。
结论《围城》以其对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困惑的深刻描写，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通过方鸿渐等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情节推进，钱钟书巧妙地展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面对的矛盾、挣扎和思想迷茫。
本文通过对《围城》主题的探讨，希望能够增进对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并提供了对于这一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启示。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解读“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甚多，其中尤以描写他们因婚恋不能自主的痛苦者为众，也有不少是反映他们失学、失业以及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和苦闷的；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却是着眼于他们和封建制度的关系来展示社会生活的，并包蕴着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的深邃思考，在以初具民主主义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那些篇章中，这个特点尤为鲜明、突出。
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鲁迅是多么热情地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勇敢精神，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消沉、落荒则深为惋惜、感叹，并作了严肃的针砭。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厥不振了。
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
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
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
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
显然，他是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的。
从《在酒楼上》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热望。
在鲁迅看来，吕纬甫的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太不足为训了。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自然是吕纬甫。
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
然而，中国是一个“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的国度，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
索尔·贝娄和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作者：邓竹来源：《文教资料》2009年第21期摘要：索尔·贝娄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主人公多为犹太裔高级知识分子。
贝娄着力描写他们在美国社会环境中迷惘、苦闷的精神状态．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西方世界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提出了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着崩溃的问题，对当代文明的理解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
关键词：索尔·贝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知识分子索尔·贝娄于1915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小镇拉辛，父母是从俄国移居此地的犹太商人。
后举家从加拿大迁至美国芝加哥定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娄曾作为预备军官应征入伍。
大战结束后，贝娄复员。
到芝加哥《百科全书》编辑部任编辑，其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处任教。
1976年。
因其“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
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对心灵的求索。
贝娄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题材为主题的创作，有其探索的过程。
贝娄早在1941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使他真正走上文坛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而且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也在长篇小说方面。
在1944至1959年期间，贝娄先后发表了《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奥吉玛琪历险记》、《雨王汉德森》等一系列小说，塑造了众多美国社会中苦闷、彷徨的主人公形象。
在这以后，贝娄在创作中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把创作重点放在思想活动最活跃、最集中的阶层——知识分子身上。
小说主人公经历的危机，就是他自己正面临的危机，也是他这一代人共同的危机。
此时的文坛上，知识分子形象越来越多地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到复杂的内心世界，关于知识分子的点点滴滴．都被细致而又深刻地揭示出来。
他们经历着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几个阶段，而且比别人走得更为艰苦，因为知识分子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背负了太重的行囊。
《蜗居》是宗璞著作的小说，小说讲述十年动乱期间知识分子遭受严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蜗居。
《蜗居》是宗璞著作的小说。
小说讲述十年动乱期间知识分子遭受严重的政治迫害而丧失“自我”的悲惨处境。
小说为当时各种类型的人精神上勾勒了一幅幅变形的肖像：蜷缩蜗居。
胆小怕事的人。
带着假面具。
告密求荣的人以及用头颅做灯火。
照亮世界的殉难者。
作者笔锋所及是阴冷恐怖的现实。
辛酸痛切的人生。
作品名称,蜗居。
外文名称,Dwelling Narrowness。
创作年代,xx年。
文学体裁,小说。
作者,宗璞。
类型,都市情感。
内容简介。
上海房价飙升时期。
宗璞姐姐海萍一心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
四处筹款付首付。
她和妹妹海藻的工作和生活便从她买房开始发生了改变。
海萍顶着各种压力倔强又坚强的支撑着。
而海藻却陷入了背叛情人与成熟稳重的宋思明暗暗交往的感情泥潭。
两姐妹本来的普通日子里如今充满了意外。
争吵。
困扰。
矛盾。
这一切又终在海萍的不懈努力与海藻的幡然醒悟中渐渐平息。
生活还在继续。
作品目录。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8000块你还想明年结婚？！我贱贱地贱贱地爱上你用30天的紧张换一天的松弛。
残酷！我要买处女房！这种痛叫“被拒绝”为先富裕起来的人民服务文学是鱼上的香菜婚姻就是元角分莫为蝇头小利错失整片森林终于跨入百万负翁的行列她的房子就是她的坟墓你抽一辈子烟就烧掉我半套房子老婆就是那个在你耳朵边叨叨一辈子的人拥有物质就会拥有精神吗？先自掘坟墓。
再埋葬爱情鱼水欢娱不过是过眼云烟男人不如衣服靠得住我就愿意这样漫漫地想你加班。
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钱。
来得容易去得快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有情妇的男人。
干的都是蓝领的活里子伤了无所谓。
面子丢了就完了低头一笑时分。
突然魂回大学时代这一天。
他本该是个父亲你。
就是那个被我踩在脚下的根人这一辈子。
不仅靠关系。
更要凭本事带着负疚去结婚。
不如痛快分手伤口不被磨擦。
就会愈合女人有了自己的家。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２９卷第５期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ｔ．，２０１３
Ｖｏ１．２９ Ｎｏ．５
论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救亡主题 黄 玲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１９）
［摘要］ １９４０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主题都是革命救亡。考察这部分当年影响很 大如今却很少再被翻阅的小说，可以发现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都是从追求个性自由出发但最终弃绝了个性自由。梳理 如此吊诡的命运背后的历史逻辑，思考在汹涌的历史洪流中知识分子该如何保持清醒与独立，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旧有不少启示意义。 ［关键词］ 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启蒙；革命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４１—０６
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一向怀有“以天下为 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就开始有了一个“革 命”的情结，他们相信积贫积弱的国家只有通过革命 才能获得新生。到抗战之前，中国已经历了政治革 命、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当这些由内部发起的变革 还没来得及产生成效时，外族的铁蹄已踏碎了国人 自强自立的梦，于是从近代以来就开始酝酿的各种 革命能量在这一刻合流，掀起了一场激情昂扬的全 民救亡运动。“文艺界知识分子中间前所未有地团 结统一，取代了三十年代初期的派别活动。曾使左 翼文艺阵营发生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几 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０”［１］（ＰＰ．３０２。∞ 这时候，所有的
道路变成一条道路，所有的理想变成一个理想，那就 是民族解放、国家自由。 １９４０年代的文学创作当然也汇人这一时代的合 唱，因此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也是这 一主题的作品，这在“五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是 没有的。巴金在谈到《火》三部曲的创作时曾说：“我 想尽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样宣传，作用不大。但在 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 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有总比没 有好。”［ ］ ・ 可以想见，１９４０年代的作家们是怀着 怎样深重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参与意识写下这些作 品的。本文要考察的是，作为“五四”启蒙思想的主 要继承者，１９４０年代的知识分子个体与群体是如何 从思想启蒙走向政治救亡的。 一、知识者的时代自觉 在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者的救 亡激情首先表现为他们对时代独有的敏感与自觉。 关露的小说《新旧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小说 标题很大，但它并不是写历史风云变幻、治乱兴衰， 而是以第一人称小“我”的儿童视角回忆自己童年和 少年时代在故土、在异乡、在家庭、在学校的往事，在 回忆中娓娓叙述了“我”从“旧”家庭迈向“新”时代 的成长过程。与其他同样主题的作品不同，《新旧时 代》以儿童的眼睛与女性的心灵描述和感受着一个 大时代的变迁，细腻而又真实。小说中“我”出生在 一个“礼仪家庭”，但所谓的“礼仪”事实上是伪善的， 当父亲一面对母亲大谈女德，一面又“飘然而自负” 地大谈他的嫖经时，这种伪善便昭然若揭。母亲是 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她敢于要父亲不干涉她去中学 教书；当父亲在吵架时向她提儒家“三从”的教条时， 她能够说出“从来不曾守过，而且也不预备遵守”的 话来；当“我”逃避念书时，她可以告诉“我”：“一个
《人面桃花》：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反讽叙事的先锋作者：丁壮雄来源：《卷宗》2014年第01期摘要：对于现代小说来说，反讽手法可谓作用深远，现代叙事小说形成的标志之一即为运用反讽手法，现代小说对其的应用非常广泛。
新世纪小说最大的特色即从现代角度去描述以往革命知识分子，其方式为个体自由叙事伦理方式，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代表作《人面桃花》，这部小说主要内容是重新改写了革命知识分子叙事，是从历史的纵深处去发现那些信仰与欲望、理想与幻灭、革命与个人之间相互纠缠的隐秘世界。
本文以《人面桃花》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其反讽叙事的先锋色彩。
关键词：《人面桃花》；反讽叙事；先锋色彩1 引言西方文学中对于反讽的应用由来已久，同时它也是现代文化的核心特点。
我国的传统文学创作并不经常使用反讽，但是反讽对我国文学实现现代化功不可没，其为我国现代小说更加富有变化以及深度奠定了基础。
仅就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言，反讽不仅彻底改变了《儒林外史》儒家伦理内部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批判模式，同时也为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现代个体自由伦理的确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通过前文我们知道，新世纪小说最大的特色即从现代角度去描述以往革命知识分子，其方式为个体自由叙事伦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先锋要素，等同于换一种方式表达革命知识分子叙事，在历史的纵深处去发现那些信仰与欲望、理想与幻灭、革命与个人之间相互纠缠的隐秘世界。
《人面桃花》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在故事的叙事和写作手法的运用方面更是具有创新性。
2 《人面桃花》概述运用先锋要素最为典型的作假即为格非，代表作为《人面桃花》，这部2004出版的小说属于革命知识分子题材，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格非在传统之路上的大胆创新，先锋和传统也在这部小说里再次直面。
在这位作家之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即故事缺乏完整性，情节不清晰，通过诸多偶然来表达困惑。
而这部作品却是格非的一次创新，通过格非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部作品之前，格非忽视小说的其他元素，例如人物以及故事，但是在《人面桃花》中格非试图去描述人物以及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知识分子的春天观后感《知识分子的春天》是由法国作家蒙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以描写知识分子为主线，探索了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心态与处境。
在我阅读完《知识分子的春天》后，我不禁产生了一些观后感。
首先，这部小说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性格和思维方式。
知识分子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了一群深思熟虑、追求真理、热衷于理论探讨的人。
他们对社会现象、人类行为和政治权力都充满了疑问和探索的精神。
与其他人群相比，知识分子更加关注思考和理性，他们的眼界更加宽广，对于人生和世界有着更深入的思考。
阅读《知识分子的春天》使我认识到，知识分子确实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
其次，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并不是墨守成规的僵化分子，而是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追求。
他们不盲从于旧有观念和权威，而是持着批判的态度去探索真相。
知识分子在小说中经常组织讨论会，展开思想的碰撞和交流，这让我感到他们活跃、进取的精神。
正是因为他们的批判思维和追求真正的知识，社会的进步才得以实现。
他们追求知识的热情和探索的决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周围的人。
同时，小说中也展现了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自由思想和探索真理的路上，知识分子往往会遭遇到各种阻碍和压力。
当权力和既有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限制或者批判时，他们必须面临选择：要么屈从于压力，放弃追求真理的理念，要么坚持自己的信念，捍卫自由思想的权利。
在小说中，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坚守自己的理念和原则，这展示了他们身上的勇气和担当精神。
同时，小说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面临现实问题时迷失了自己，变得消极和悲观。
他们被琐碎繁杂的生活所困扰，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形象给我带来了警示，使我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也需要充满激情地面对生活，同时要保持对真理的追求。
最后，小说《知识分子的春天》还呈现了知识分子的团结与互助。
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在迷茫时，知识分子们总是相互支持和协作，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玉君》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意义 作者：鞠萍 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09期
摘要：《玉君》这部小说，不仅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符合和突出了时代现实，而且弥补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错位”现象所造成的遗憾。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玉君》 “五四”时期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反叛者”“现代个性的追求者”和“迷惘的孤独者”等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学界内已经发现，“五四”时期作家们没有能够塑造出先进的、精英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即便出现了少数的觉醒者与抗争者，他们的形象也是苍白无力、缺乏鲜活的魅力，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五四”時期，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普遍的是一些世俗的、平庸的、边缘的知识分子。“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人们观念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了一定的反差与错位。”[1]关于出现这“错位”的原因，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详尽论述[2]，笔者在此不多做赘述。虽然作者们带着正视、解剖、批判、反思甚至否定的态度去观照和评判知识分子在当时是立足现实的并且不乏现实意义，但是整个“五四”时期，比起对失败的和迷惘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较为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都甚为缺乏，不免令人觉得惋惜与遗憾。
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之一，杨振声不仅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新时代之中，而且也在实际的创作中传承着“五四”精神。从1919年第一篇小说《渔家》发表开始，杨振声便自觉地运用文学的手段、以笔为刀来传承“五四”思想和精神，并以一个启蒙者的自觉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希求理想地处理现实问题。《玉君》便是这样一部作品。然而，尽管《玉君》作为杨振声观照现实的一部作品承载了作者及诸如胡适等大师的心力[3]，但它却备受鲁迅诟病，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量。在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进行巡礼以后，笔者却发现无论是在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在弥补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错位”现象方面，《玉君》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一种都具备极为重要的意义。
《祝福》:作为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作者：李本东来源：《语文建设》2010年第02期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长期保留的篇目，《祝福》多年来一直被这样教读：以祥林嫂为主人公立论，将它看做农村题材小说，旨在反映旧中国农村女性悲惨的命运，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
但是，以祥林嫂为主人公立论的解读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把作者鲁迅和小说中的“我”等同对待，完全与“我”站在同一层面，一起“同情”祥林嫂且仅止于“同情”；二是祥林嫂故事的地位不证自明地高于“我”的故事，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三是会将《祝福》变成一声“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的“呐喊”。
这不仅妨碍《祝福》艺术创新的价值评判，而且淹没了它的教育价值。
笔者认为，应把《祝福》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来教读。
且先细读《祝福》文本。
小说通篇是“我”的追忆。
第一段里“我”和四叔的对话点明了“我”的身份：不同于康有为一代的“新党”。
加上小说结尾落的叙述时间“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联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可肯定“我”是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
小说的全部矛盾冲突就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发生。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表明“我”很在意这“新年的气象”，“我”返乡是要在故乡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新年气象”，但“四叔”“几个本家和朋友”“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
祝福是旧俗，这里更是故乡精神状态陈旧落后的象征，堪为鲁镇精神文化代表的鲁四老爷之“大骂新党”和其书房的陈设是相应的明证。
于是，“我”感到“无聊赖”，内心矛盾冲突形成。
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还另有来由，那就是遭遇祥林嫂引发的一系列内心矛盾冲突。
对祥林嫂“纯乎一个乞丐”的看法与“预备她来讨钱”表明“我”在祥林嫂面前，还保持着现代启蒙者姿态，不屑平视祥林嫂，认为她甚至还没有让“我”启蒙的资格。
面对不识字却对读书人怀着近乎原始崇拜的祥林嫂的一连三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从“诧异”到“很悚然”“惶急”，再到“很吃惊”，“即刻胆怯起来”，乃至“匆匆的逃”——作为启蒙者从容自信的“我”，即刻现实地还原为“完全一个愚人”。
杨沫的《青春之歌》一、作家介绍：杨沫（1914——1995 ) ，原名杨成业．笔名杨歇、杨沫、君歇、小位等，祖箱湖南湘阴。
解放前主要写作散文和短摘小说，保存下来的不多。
1950 年发表中篇小说《书墉纪事》。
她的代表作是195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文革”后，重写了“文革”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更名《芳菲之歌》于1986 年出版．1990 年又出版了《英华之欣》，与《青春之歌》一起构成“青春三部曲”。
还出版有《杨沫散文》、《自白―我的日记》、《大河与浪花》、《杨沫小说选》等。
杨沫的的“青春三部曲”展现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从“七·七”事变到冀中平原上敌后游击战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讴歌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灿烂的革命青春。
其中《青春之歌》更是拥有广泛的读者，深受青年喜爱。
这部小说以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 年“一二·九”运动这段动荡的时代为背景，以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贯穿其首尾，围绕一个冲出旧营垒的青年知识女性带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生展开情节，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觉醒和分化，真实地揭示出那个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二、主题《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
中国现到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复杂群体，他们在各个时期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与命运归宿，一直是信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
以爱国青年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35年一二九前后掀起新的高潮。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对人生道路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生活轨迹为主线。
展示了她从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事业，最终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艰难旅程。
《大卫·戈尔的一生》：知识分子的悲歌《大卫·戈尔的一生》是英国著名小说家E·M·福斯特的著作，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复杂人生。
本文将从大卫·戈尔的人生经历、心理变化以及文化冲突等方面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
大卫·戈尔是一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曾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致力于革新英格兰的教育体系。
但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婚姻走向了破裂，他的事业也陷入了困境。
他在国外度过了一段时间，期间接触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这种异国情调让他备受吸引。
当他回到英格兰后，他开始关注印度分裂问题。
这个问题成为了他的心理枷锁，他被这个问题所折磨，导致他心理萎靡，健康开始下滑。
最终，大卫·戈尔离开了英格兰，回到印度，成为了英印政府的官员。
他在印度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感受到了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第二部分：大卫·戈尔的心理变化第一阶段的心理变化是他对英格兰社会的失望和对印度的向往。
在英格兰，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不平等，他也看到了自己那些试图改革教育体系的努力最终被现实粉碎。
这使他对英格兰社会感到失望和绝望。
而在印度，他发现印度有着自己的文化、宗教和传统，这个自己本来无法理解的国度让他倍感向往。
他开始学习印度语言和文化，深入了解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他希望给印度人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认为印度与英格兰不同，各国的文化应该相互包容，而不是互相排斥。
第二阶段的心理变化是他对印度现实的幻灭和对英格兰的思念。
在印度，他看到了宗教矛盾的严重性和暴力冲突的可怕影响。
他感到印度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冲突，他的理想主义开始受到考验。
最终，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印度的文化，他开始怀念起自己的家乡和英格兰的文化。
第三部分：文化冲突与启示在《大卫·戈尔的一生》中，作者反复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和矛盾。
鲁迅小说《孔乙已》、《白光》、《伤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对于鲁迅先生的小学，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他塑造了很多不同种类知识分子的形象，所以他的小说很多就是将知识分子的生活进行鲜活的展现，他塑造的知识分子有几种主要形象，这几种形象在鲁迅小说《孔乙已》、《白光》、《伤逝》，分别得到了细致准确的体现，本文就这三部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剖析，欣赏鲁迅先生用生活的百般姿态，将知识分子人性的软弱和他们自身的弱点对他们个人造成的危害。
标签：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分析一、前言鲁迅先生是我国非常伟大的文学家，在他的作品中主要体现的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和对人性的剖析，所以鲁迅先生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都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不仅是简单的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形象，更是反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存在的诟病，展现了一个非常病态不正常的而社会现象，在鲁迅的小说中《孔乙已》、《白光》、《伤逝》等，这些小说塑造的知识分子有对当时封建制度反抗者的形象，也有深受封建制度迫害者的形象。
这些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接受的教育层次、教育方式及社会背景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他们的生活结局都是凄惨可悲的。
二、对《孔乙已》、《白光》、《伤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1.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孔乙已》这部小说中讲述的知识分子的是孔乙己，孔乙己这个人物可谓是深受当时残存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心里想的全部都是考取功名，但是总是屡屡不得志。
在作者眼里，孔乙己这个人物就是非常可悲的，但同时对他又是批判的，孔乙己从小到大再到老，可谓是自己的一生都在读书，一心想要考取功名，可是到最后他任何功名都没有取得。
由于孔乙己受到封建环境下封建教育的毒害，使得他的思维非常不开阔，局限性特别大，一致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他一直认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自己考取功名，才能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进而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他变得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了兴趣，最终竟然变得非常懒惰，连一个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了，但是在他的骨子里仍然是自恃清高的，所以在酒馆喝酒时即使是站着喝酒还是穿着长衫，即使他所穿的长衫又脏又破，但是他不肯将其脱掉，不肯与所谓的穿短衣的人站在同一个队伍，可见他是多么自负，更为可笑的是他还兴致勃勃的去考问酒馆里的伙计，并且为他们去讲解所提问的问题，当他的生存的路子断了，他竟然还去偷书，然后将其卖掉换钱，当被发现时还为自己辩解，真是迂腐可笑至极，最终被人将腿给打断了，变得苟延残喘，渐渐的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小说真实的讲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阶级等级差别，将人性的冷漠表现的淋漓尽致，为孔乙己最后的悲惨命运提供了典型环境，并对当时害人的封建社会和害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重冲突、重个性、重悲剧等方面转向了西方，形成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冲突。
而这种中心冲突，在很大水准上体现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这种冲突就是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之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不可能形成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直接对抗，因为那时不主张个性的张扬，不主张欲望的宣泄。
那时讲“存天理，灭人欲”，讲情以制欲，理以制情，不具备个人与社会对抗的外在条件。
只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醒以后，才有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在知识分子题材以外的小说中是否也存有这种中心冲突呢？比如农村题材、市民题材，这是除了知识分子题材以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最有成绩的题材领域。
我们看到，在农民题材、乡土题材小说中的农民，多是辛苦麻木、愚昧无知的弱者形象，他们往往是被旧的社会制度压扁的、摧毁的形象，是不知道也是无力向整个社会抗争的，他们在传统的、因袭的生活道路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繁衍着，安于现状，相信命运。
偶有一些觉醒与抗争，也多属一种本能的或自发的反抗，是属于初步的觉醒。
即使是到了现代文学的后期出现的翻身的新农民形象，作者也仅仅从阶级的对立、阶级的仇恨来塑造农民，展现他们的阶级觉悟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始终没有形成。
市民题材与市民形象的塑造在现代小说史中也是较有成绩的，但市民形象的总体特点是保守、软弱、妥协、因循守旧、维护传统、狡黠圆滑。
因此，除少数作品如《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构成了个人反抗社会、反抗命运的中心冲突外，多数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冲突。
实际上，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冲突只有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才得以整体显现，尤其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更得到了普遍表现，进入大革命及1930年代虽有所弱化，但仍然存有，到了1940年代再度构成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尽管冲突的内涵与“五四”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耐人寻味的。
一、表现形态：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知识分子怎样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世界？面对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考验。
我们从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中，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中，能够看清知识分子的行为表现和人格特征，在这里也就形成了知识者的诸种性格、多种形象：孤独者、软弱者、漂泊者、零余者、妥协者、罗曼谛克者……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在鲁迅的小说中体现得最为强烈，也最有价值。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率先写出了觉悟的知识者个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都属于觉醒的个人之列。
惟其最先觉醒，而众人皆醉，所承受的压力最大，受到的迫害也最深，以至于成为“狂人”、“疯子”和“受伤的狼”，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鲁迅以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充分地写出了觉醒的、孤独的知识者个人与整个现实社会的对峙，最终又都以个人的失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这更折射出社会黑暗的深重，觉悟者战斗的艰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和自省意识。
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深刻的，解剖是无情的。
他看透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看破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本性，他完成了对社会现实和知识者本性的双重揭示，这使鲁迅和他的作品具有着无边的、深重的孤独感和悲怆感。
在个人反抗社会的中心冲突中，除了鲁迅展现了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对抗以外，其他多数作家则多写社会对个人的制约。
包括家庭对个人的制约，从而展现了知识分子与家庭的冲突。
冰心与巴金的小说较集中地写出了这一点。
冰心的《两个家庭》里的陈华民由一个满怀壮志的青年、留学生，因社会、家庭的困扰，而趋于消极、颓唐，最后郁郁而死。
《去国》是冰心早期忧愤较深的作品，英士留美七载，学习名列前茅，心中充满希望，他满怀憧憬地回国。
不过，他所看到的却是现实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和风气的污浊，他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最后只能含愤去国。
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主人公选择了逃避。
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追求理想而又善于幻想的。
在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中，也写出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像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鲁迅的《幸福的家庭》、王统照的《沉思》以及叶绍钧早期的一些短篇都写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笔下的知识者往往把与社会现实对立的理想看得更重要，希望用理想化的东西来解决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可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反而成为自身的“十字架”。
叶绍钧小说常见的冲突，由理想与现实的对照，转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
社会、现实、环境对于知识者个体及其事业、理想构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这使很多知识分子败下阵来，成为妥协者。
《城中》中知识者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不料却成为整个社会守旧势力攻击的对象，从而使知识者成为了强弩之末的孤独者、软弱者了。
《倪焕之》中的蒋冰如、倪焕之的教育改革因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而归于失败。
倪焕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法子，社会是那样的一种社会！任你抱定宗旨，不肯放松，社会好像一个无赖的流氓，总要出来兜拦，不让你舒舒服服走直径，一定要你去找那弯曲迂远的小路。
”《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也以个人的方式对抗社会，但同样受到社会的严酷制约，最后只能一走了之。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中的文士，在现实社会中持续碰壁以后，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隐居。
在个人与社会的中心冲突中，我们看到很多作品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在社会、家庭、舆论、旧势力等等的巨大压力下，总是十分软弱的，他们不敢反抗，或不能反抗，他们得了一种“软骨病”，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我们从冰心、庐隐、王统照、郁达夫的作品里不难找到这样的人物。
而巴金笔下的周如水（《雾》）更具有代表性，他徒有“新人”其表，却始终为封建道德所钳制，虽醉心于张若兰的东方女性的温淑风韵，但又不能离弃父母为他聘定的旧式发妻，性格优柔寡断，始终龟缩到礼教、良心的盾牌后面，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社会悲剧是和性格悲剧联系在一起的。
孤独的个人与世俗社会的对抗，造成年轻的、软弱的知识者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致出现性格的扭曲与变态。
郁达夫通过笔下人物的寻求爱与被爱，通过主人公的性的苦闷和寻求两性关系的满足，将人物精神的孤独推向了极致。
黑暗的社会、冷漠的人群、民族的歧视、性的压抑，使脆弱的知识者难以承受，而排斥个人、压迫个人的又不是“他”或“她”等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的世俗社会，这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反抗的对象、复仇的对手，仿佛是处在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是更具有悲剧性质的。
“社会是改造不好的，与其幻想着将它改造，不如努力着将它破毁！”这是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主人公曼英所确定了的思想。
她觉得，“与其要改造这世界，不如破坏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
于是，她开始向社会报复，“利用着自己的肉体所给予的权威，向敌人发泄自己的仇恨”。
这同样是一种变态的反抗。
1940年代，因为现实生存的状况，知识者个体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再度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问题。
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再次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并与1920年代遥遥相对。
不过，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192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虽然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在内涵上又稍有不同，1920年代的“社会”往往更具有抽象性，它不一定指某一具体的制度，或某一具体的政权的核心人物，而是多指更为广阔的宇宙、世界、现实，它往往是黑暗、反动、世俗，残忍、险恶的代名词。
1940年代的社会更有具体性，它往往和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等的特定现象相联系，往往是指某一具体的制度、政权、统治或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巴金的《寒夜》意在揭示知识分子小人物、小家庭在旧时代、旧社会的命运，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使善良人受苦的黑暗的、腐败的、反动的社会，他们或许能生活得很好，是残酷的社会，把小人物挤扁了，压碎了。
师陀的《结婚》、李劼人的《天魔舞》也是写个人反抗那个恶魔般的社会，暴露了罪恶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胡去恶是个人反抗社会的“于连”式的人物，为了实现个人的发展，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向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但因为力量的悬殊，这种反抗终以悲剧而告终。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1940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还体现为个人与都市社会的冲突，个人对都市生活现实的厌倦。
王西彦的《乡下朋友》、《病人》、《寻梦者》等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这些知识者眼中，都市就是罪恶，都市里的人简直就是寄生虫，而田园生活则是至高无上的生活，农民是最可尊敬的劳动者。
他们在都市里生活，感受到自己分明是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海，所以，明智之举就是逃离，把乡下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这实际上是知识者对冲突的一种回避，一种精神的妥协。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上，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安慰。
蒋纯祖是在动乱中成长，在孤独中生存的，他憎恶自己所处的苦闷的现实生活，于是，他逃走、他漂泊、他流浪，他在内心强烈地做着工作，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有死才是真实的。
他曾想到自杀，似乎不怕死，也就什么都不惧怕了。
但他终究还是个软弱者，在这个冷酷、可怕的世界面前，他还是倒下去了，从此不再起来了，社会的悲剧也同时表现为性格的悲剧。
二、演变历程：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在西方文学中，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小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小说和浪漫小说，以至到后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不乏对反抗社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肯定的，也曾昭示过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胜利。
而在中国，因为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社会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现代作家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对个性主义立场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这使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产生“拜伦式”的英雄，而对于“于连”式的个人反抗社会的人物也多持否定的态度。
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走过的是从发现“个人”到否定“个人”的发展历程。
诚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有，为道而存有，为父母而存有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有了”(P5)。
这种对“个人”的发现，对自我的尊重，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在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
按照西方现代哲学的观点，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只有每一个个体的欲望得以满足，目标得以实现，个性得以尊重，能力得以发挥，才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尺。
而只有孤独的个体才是真正的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它的发轫阶段就写出了这种孤独的个体，这些个体常常被整个社会视为“极端”，视为“疯子”，视为脱离实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