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11年9月6日晚，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一对业主夫妻开车刚要拐入小区南门时，遭到后面赶上来的一辆无照宝马和一辆奥迪的拦截，并被司机殴打。
夫妻头部被打流血，共缝11针，两名车主边打边喊“谁敢打110”。
经核实，宝马司机年龄15岁，无驾照，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
2011年9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布“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查处情况：犯罪嫌疑人李天一被收容教养1年。
【焦点·热议】“我爸是李刚”，让人好悲伤。
很早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有个“好爸爸”，就有了好前程，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如今，许多人就以“我爸是XX”作为成功的捷径，作为进步的筹码，也作为违法乱纪的资本。
（选自“凤凰网”）在这个被网民戏谑为“拼爹”的时代，无论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星二代”所惹下的风波，根子都在上一代。
那些苦心经营的爹们，用金钱、名誉、地位换来的不过是子女的无知、无耻。
在一系列有关“爹”的事件中，能看出社会两个板块的焦虑：一个是平民百姓苦于寻找出路而对“代际不平”的不满，另一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下一代的放纵。
（选自《南方周末》）【焦点·反思】还二代正常的教育有规矩却没有成方圆，只因没有把握好爱与管教的平衡。
在当今物质丰富的少子时代，过度满足孩子的物质欲望已成社会通病。
李双江得子晚，又是社会名流，也未能免俗。
自私、骄傲潜于人性深处，不严格要求就不能有效地约束。
显然，李双江在儿子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上，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资源，付出了心血；但是在对儿子的管教上，却是雷声大雨点稀。
“我舍不得打儿子，有时真想打，可还没有动手，自己的眼泪就先掉下来了”，当爱与管教不能达到平衡时，便结出非法驾驶、打人的恶果。
（选自“腾讯网”）还二代正常的成长环境“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人民日报》前不久的一篇文章曾这样追问我们身处的“拼爹时代”。
“媒介审判”是一个舶来品，之前北京广播学院王军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而言”。
有学者认为媒介审判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司法案件中的媒介审判，另一种是媒介道德审判。
相比之下，前者更加直接具体，正如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认为，媒介在司法之前对案情做出判断，对当事人做出定性定量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而后者则更为隐蔽，媒体往往做出片面且夸张的报道，打着“正义”、“人文关怀”的旗号，用煽情的文字激起社会舆论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并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二者共同的潜在后果是形成一种舆论氛围，使审判失去应有的公正性。
从以上的定义和描述不难看出，新闻学界对媒介审判的否定态度，认为媒体的不当渲染让不明真相的社会舆论发出偏激的声音，进而会影响司法公正。
这也不无道理。
在少女周岩毁容案中，就可以看到“媒介审判”的影子。
最初有报道称陶汝坤属于“富二代”，这激发了公众的不满情绪，使舆论开始片面煽情的“审判”。
但所谓“媒介审判”是舆论的声势，它其实无法影响审判。
第一，媒介和公众的声音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这是公民不容置疑的基本权利。
舆论是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结果的评价和公正与否的检验，是民主文明中的合理现象，并非对法庭的干预。
改革开放后，媒介不再是单纯的宣传工具和政府喉舌，民主建设要求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二，媒介审判无法影响司法审判。
其一，是法律和法官来决定摘 要：“少女周岩毁容事件”过去不久，在惋惜之余，媒体的报道也引人注意。
很多报道中都有“富二代”、“追求未遂”这样的字眼，更不乏“拒绝求爱惨遭毁容”这样带有倾向性的标题。
加之近些年媒体对司法案件更多的关注和影响，“媒介审判”正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现象。
虽然媒介审判对司法会有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对引导舆论、监督司法有重要作用。
犯罪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审判分析作者：王子英李红来源：《活力》2012年第20期犯罪新闻报道的话题主要是“警察和安全、司法、腐败和恐怖主义，以及个人犯罪，而且包括对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报道：街头犯罪、恐怖主义、腐败、毒品以及经济犯罪”这类新闻题材由于现场感和纪实性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或者迎合了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和收视欲望。
所以，犯罪新闻报道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率、收视率和点击率。
一、犯罪行为报道中的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最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在法庭判决前对案情做出判决，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期或胜诉、败诉等结论的现象。
例如：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某，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高潮。
在未经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这一事件揭示出一些媒体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媒介审判”的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涉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它对于建设有序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对于司法部门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做定性、定罪或偏袒的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该与司法程序一致。
二、犯罪新闻报道中媒介审判的“负效应”（一）我国的政治、司法制度使司法人员难以摆脱“沉默的螺旋”。
司法制度上，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法院任期制，各级法官职位流动性大，与西方法官终身制不同，人民法院的法官受到行政制约难以独立审判。
当“沉默的螺旋”形成时，法官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谁也不愿意站在风口浪尖上去维护法律的独立与尊严，而屈服于媒介呈现的所谓“民意”，或者敢于维护，却受到作为人民意志代表的立法机关的极大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