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黄山门评论

1 评论：复旦“黄山门”的伦理难题 以复旦大学生为主的18名旅友，前往黄山“探险”，途中遇险，警察连夜上山救助，24岁的警察张宁海不幸牺牲。张宁海烈士的追悼会和复旦学生的追思会，已经结束，网上的风波也会渐渐平息。但复旦“黄山门”，却如一道闪电照亮了社会的断层，揭示出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伦理争论：关于责任和权利、自由和放纵、公权和私权。 本次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警察没有意外死亡，这只是一则普通社会新闻；如果，仅仅是旅友遇难，也许复旦学生的公众形象不至如此不堪，甚至“探险者”还会被比附为当年北大山鹰社殉难的“登山英雄”。然而，公众潜意识里的逻辑没有实现，生生将一道伦理难题摆在大家面前：无事生非、懵懂无知的复旦学生没有死，一个年轻、尽职的警察却死了。其中的微妙之处，激发了全社会的思索。 首先，生命能否“计算”？关于这次黄山救险有着太多的“计算”，生命的本质却不允许“计算”，这是一个二律背反。 旅友遇险之后，向母校复旦求助，复旦再向安徽黄山警方求助。警方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于是数以百计的警察上山搜救，终于悲剧酿成。为救18人，能否牺牲1人？也许，警方不是连夜搜救，旅友也会平安，却避免了张宁海的死；也许，拖延一夜的搜救，旅友会发生不测，谁来承担责任？生命能否“计算”？ 最近，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伦理学课程火爆网络。课程关于有轨电车失灵，司机是选择轧死一人，还是选择轧死多人的问题，引发了大家辩论的兴趣。其实那是伦理学的老生常谈，人类永远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唯一正确的就是千万年来，人类通过如此的极端事件考问灵魂、考问生命。 30年前，大学生张华因救一位落入粪坑的老农而牺牲，曾引发当时社会关于生命价值的探讨。如今十多个复旦人的生和一个民警的死，再续了这一命题：生命是等价的，不能计算。一个人的死和矿难、地震里冷冰冰的一长串数字，有同样的生命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张宁海一个人的死，给了我们更大的启迪。 其次，我们该如何行使自由？无庸讳言，警察的公众形象并不佳。但，“黄山门”里年青“无辜”的警察的死，却提供了一个无偏见的讨论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视角。 政府提供救援服务，天经地义，警察殉职也算“求仁得仁”。但，公共资源不应被滥用。旅友缺乏专业设备，没有当地向导，临时发帖组团，又对天气变化没有足够认识，在雨雪季节里，在未开放的景区“探险”。结果，遇险之后，当地公安派遣了大量警力搜救，占用了极大的公共资源，其中张宁海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探险”是旅友的“自由”；但，那不是自由，那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成年人有自由选择权，但行使自由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不能不适当地占用公共资源。有负责任的政府的前提，是有负责任的公民。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摆脱“感谢国家”和旅友“探险”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两个极端，促进公权和私权的良性互动。 最后，我们应以怎样的道德标准衡量别人，约束自己？ 复旦“黄山门”里引爆公众怒火的是所谓复旦人的“冷漠”。这种“冷漠”的证据有三个：一是安徽某记者的描述，面对记者的追问，复旦人“重重地摔上了车门”之后离开了，其二是“夺权”言论，第三是“控制媒体”说。 关于第一条证据，复旦人的辩解是：一是与记者之前的沟通不愉快，二是那是中巴车，只能用力关门。至于后两条，说“夺权”的人并不是被救者杜彬，至于“控制媒体”的说法，更不是被救者所说，这两个证据明显与复旦人不懂得感恩无法“合榫”。但这样明显的逻辑问题，被集体“无意识”了。在一个24岁生命逝去的时候，的确有人应受谴责。但谴责的前提是以“同理心”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做“道德帝”——不可以审判别人，免得你们自己被审判。面对人性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应以谦卑和自省；否则张宁海的死，就会演变为一场无聊的道德口水仗。 成熟的公民，会监督、鞭策公权，也要学会监督自己；享受自由，更应珍惜别人的自由；分辨是非，首先更是严于律己。张宁海死了，他以他的生命，给全社会出了一道伦理问题。

“黄山门”中复旦的冷漠扑面而来 2

经济观察网 评论员 王隽 12月12日，18个游客在黄山翡翠谷景区走失，他们发出求救信号，黄山地区的民警、居民出动了200多个人参与搜救，最后护送他们走出来的是23岁的年轻民警张宁海，为了把安全的路让出来给学生们走，张宁海不幸坠崖身亡——这些学生，10人是复旦大学在籍学生，4人是复旦校友，另外4人是校外朋友。他们在大雨低温的山里捡回了命，而对于张宁海的死，他们中接受采访的人说了句“就看见灯光晃了一下就掉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关于复旦的冷漠，我认为并非来是采访时他们的无表情和无情绪。这些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是过度惊吓后的正常反应，也不是非要学生们嚎啕大哭才能表达内心的愧疚，这次的冷漠，更多的来自于非当事18人的其他复旦学生，在12月14日，复旦的“日月光华”BBS上和一些复旦学生的“人人网”网页上，人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对话。 “要学会控制老人，协调关系，制造舆论，这些事做好了，以后登协就是你的了。”这是登山协会前任会长、复旦“毕业生之星”石翔在事发后一天，给18人中的杜彬写下的语重心长的“教诲”，他们在事情发生后全无半点愧疚，也看不到对张宁海的半点感恩，相反，一个大学里的登山协会主席的位置，让“控制老人”这样的词成为师兄第一时间要向师弟传达的“精神”。 而在BBS上，“那个警察身体素质不好”“警察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这样的话不断的出现。复旦的学生对于一些媒体关于“冷漠”的指责有情绪化的反弹，他们在BBS上不断地表达自己的“零责任”，甚至写出这一次危机之后对上海、复旦和安徽之间的影响，“拉拢安徽的优质生源”等危机公关的方法，听起来像极了某些地方出事后有关单位的内部解决方案，他们丝毫不畏惧，就大大方方写在网友们能看到、能截屏的地方。 微博上的愤怒之余，有媒体人和我讨论这次事件中的“信息是否全面”的问题，她提出，会不会石翔与杜彬的对话只是被人截取了一部分，BBS上也同理，人们选择了最有煽动性的话贴出来，引起了公愤。我仔细地思考了她说的，非常有可能，在个人媒体时代，所有的信息来源都值得去重新考证，经过选择的信息的确容易让人有情绪。 但是，换句话说，就算是选择过的信息，也的确是真实有效的信息，截屏不是复制粘贴，是有时间、真实姓名的记录。这些对话发生是在14日，在张宁海坠崖后不足48小时里，掺入这些言论的大多不是当事人，他们的情绪大多是正常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最平常状态下的反应。 愤怒没法平息，因为没有人出来为这些言论道歉，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回应称，“当事个别同学的言论哪怕是一时无心，也确实是不负责任和不妥当的，我会严肃地告诉我今后所有的学生，内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是你在复旦拥有尊严和骄傲的前提。但请相信，这不代表多数当事同学，也绝不代表大多数复旦人的态度和心情。” 官方微博的回复没有平复愤怒，网上很快出现了不理智的情绪，有人发起了“是否同意开除石翔等人学籍”的投票——这可以算在网络暴民的行为里了。 石翔们需要的不是开除，不是处分，是有人来告诉他们，在竞争激烈、房价高涨、压力巨大的现实生活中，人不应该忘记哪些根本的东西。 精英，他们是精英，有漂亮的学历，有留在上海的更好的先决条件，有大把的青春还能继续去爬山，可能这件事不会构成多大的心理障碍——至今也没看校方说给学生们提供心理疏导，大概是没有人需要吧。 人们之所以愤怒，除了他们的冷漠外，还有一点，九成的人都相信，这18个孩子以后会有比张宁海身亡前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因为在这个社会，没有人会在意他们曾经在2010年12月12日做过什么，12月14日又说过什么，和复旦的学位证、六级证、专业成绩、优秀学生干部证书甚至登山协会主席的位置相比，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是如此的大环境，才会有如此的复旦式冷漠吧。 一定会有人谈到教育。之前在采访“身心灵”系列图书出版人黄明雨的时候，他跟我说到，“从人的发展来说，‘头、心、手’分别表示思维、情感和动手能力，从儿童的正常发育顺序老说，四五岁就应该玩泥巴，十二三岁是情感丰富的时候，到了18岁，思维开始成型，要着重思维的发展。而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中，心和手是被忽略的。” 也许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在复旦学生的反应中，我们的确看不到“心”的部分。他们使用的全部是“头”， 3

是绝对的理性——如果是处理一家企业的危机公关，他们的方法也许奏效。在20岁的时候就做了40岁的人做的事，说的话，那还需要中间那20年做什么？教育专家熊丙奇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谁培养了这些学生，谁在制造‘唯结果论’？理性过度，就是冷血。” 直到今天还有人和某些上海媒体在为学生的冷漠辩护，为此，写好了文章一直没发布的媒体人石述思17日凌晨2点在博客上发布了《谁制造了冷漠的复旦学子》，他说，“看到有些人依旧为这些孩子的冷漠辩护，坚定了我发出的信心——不为谴责，只为改变。” 就如前文所说，也许我们看到的信息是被选择过的，但我们看到的冷漠是非常真实的，透过屏幕扑面而来，写下这些话，不是要求开除你们，处分你们，影响你们美好的前程，而是希望这件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舆论是有用的，我们至少看到了一些改变：官方的祭奠活动已经开始了，在张宁海的追悼会上，领队和登山队代表18人到场；18人中一个不透露姓名的学生对记者说，“昨天中午午餐前，我们为张宁海默哀一分钟，他的离去，源于我们一个危险的行为”；也有复旦学生发出倡议，由获救的18人捐款给张宁海的父母，供二位老人养老——不管最后捐了多少，比起先前的“控制老人”，这样有人性多了。

复旦“黄山门”事件需要反思什么 复旦“黄山门”事件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尽管前往黄山探险的“十八勇士”受到了网络如潮的批评(上海网友也认为他们真“坍招势”)，但应该承认上海有关部门“危机公关”能力确实超群，昨天上海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复旦学子悼念张宁海的画面，又哭又跪，也算是有了忏悔的表示，批评者就可以收场了吧。 我这里还不禁要展开一些联想，有关部门的“危机公关”能力在处理11.15火灾事件中同样体现得相当出色，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善后工作应该说是不错的，可惜缺了一点点，那就是“问责”。当然，这也许是还需要时间，且再等等看吧。 “黄山门”事件终究是要过去的，但对它的思考却不应轻易停止。事实上，我也从网上读到了很多很有见地、很有质量的反思文章。 复旦大学是上海的最高学府，多年来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圣地”，我曾将未能进入该校学习作为自己最大的遗憾。 大学生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由于这些年来大学不断的扩招，“天之骄子”的含金量也在不断降低，但复旦之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还是“抢手货”，是精英人士的后备军。但“黄山门”却让人们见识了这些“抢手货”道德沦丧的一面。“十八勇士”岂止是冷漠，他们还居然将批评者扣上了“道德帝”的帽子，反映出他们的内心深处对道德是不屑一顾的。当今的社会，某些精英人士对“德艺双馨”的提法总是加以嘲笑的，所以那还讲什么学生的“德才兼备”呢? 周立波算是刚刚跻身“精英人士”的行列，却将某些精英人士虚伪和寡恩的本性演绎得活灵活现，将传统道德统统抛到脑后。他自称是“喝咖啡的”，看不起“吃大蒜的”的郭德纲，但就人品而言，他哪里比得上后者呢?郭德纲表示认错，体现了男儿敢于担当的一面。“波波”呢，也不说他了。 我认为，复旦“黄山门”最值得反思的问题，还在于要着力抓好学生的德育。将自己民族传统道德抛弃，是最为可怕、最为危险的事情。复旦大学的现任校长杨玉良在今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精神层面上。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看来他还是明白人，希望他能够抓住“黄山门”事件，把以前缺失的课尽快补上去。当然，这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复旦一家的工作，“救救孩子”鲁迅的这句呐喊今天并没有过时，整个社会都要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