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徐氏始祖陵概述

中华徐氏始祖陵概述徐斌宗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祭祀先祖，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

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即使多元化文化共存的今天，“祭祀尽其敬”的社会风气依然不能改变。

铭记过去，传承历史，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今天从昨天走来，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先祖就没有后昆，忘记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

尊崇、缅怀、祭祀先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也是激励中华儿女富民强国、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与荒诞不经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当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内外华夏徐氏宗亲云集郯城，祭祀圣祖是“慎终追远”的善事善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要承前启后，世代相传，继而发扬之、光大之。

中华徐氏始祖陵，俗称豹公墩，位于郯城县城北7华里处。

为什么说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呢？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理由予以确认，以就教诸位方家、学者和广大宗亲。

一、按徐国建立时间及其活动范围确认，具有合理性大家知道，进人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逐渐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完全的血缘关系得以确立。

抵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进人以城池为标志的“古国时代”。

这时家庭、宗教成为古国、方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姓与氏出现，随之产生了“姓氏文化”。

这就是费、徐等大批古国、方国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那么，徐国建于何时，前期活动范围又在哪些地方呢？《史记·夏本记》载：“禹，姒姓。

其后分封，用国为姓。

故有……褒氏、费氏、杞氏、缯氏……”由此可知，费国建于夏代，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国家。

《史记·秦本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

”《史记正义》认定，大费就是伯益。

伯益是禹的接班人，《孟子·万章章句上》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

”《府志》载：“箕山，费县东南四十五里。

自方山而东南起此山，顶平长数里，石灰紫色，可作砚（即金星砚，笔者注）。

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隐真洞。

”《黄志》载：“岩壑幽杳，泉流石壁下。

”益避箕山，当即此山也。

《竹书纪年》载：“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然而启不服，公开提出“儿继父业理所当然”的主张，废止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形成“夏传子，家天下”的格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记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而立启。

”《战国策·燕策》有同样记载：“启与友攻益而夺天下。

”伯益失败后，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费国。

夏启六年伯益惨遭杀害，费国被灭。

因为伯益是东夷人的领袖，他被杀害引起东夷人的强烈不满，启不得不于夏启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

于是，若木继承父亲之封爵，在原地盘上即“以山东费县为中心”、“伯益多年经营的兴旺发达地区建立徐国”。

（李浙江《秦人起源东方考》）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等地。

尤其郯城，沂沭两条大河纵穿南北，东部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与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为东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汇点，是徐国的战略大后方，地理位置极端重要。

有资料显示，徐国自夏启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国，共存在1600多年。

其中，自建国至公元前1100年前后，因战争徐国败于鲁国，而被迫南迁，其间近千年，传位30世，计夏袭国君12世，商袭国君16世，周袭国君2世，徐国一直游动在以郯城为大后方的广阔地带，从时空概念上判断，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论述徐国南迁后的疆域）。

二、遵众多徐氏族谱记载确认，具有唯一性对豹公墩，即中华徐氏始祖陵，从现存之众多的《徐氏族谱》的记载，都可得到印证。

南宋淳熙乙巳年（公元1185年）由西山蔡元定作序修订的《徐氏宗谱》记述：“……伯益，名大费，佐禹平水土，封嬴邑侯，娶姚氏生二子。

长大廉，封陆氏后为嬴；次若木，夏仲康封徐国君，食邑东海，生四子，分四姓，长征国、次终黄氏、三季胜马氏、四简赵氏。

征国，夏袭徐国君，徐氏得姓始祖，生子房。

房，一作王房，夏袭徐国君，生子仁。

仁，夏袭徐国君，生子豹。

豹，夏袭徐国君。

以上皆葬东海郯城北七里……”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从若木始祖至五代国君豹，死后均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北七里。

除此之外，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安徽新安《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贵州铜仁《徐氏宗谱》、山东《东鲁徐氏族谱》等均有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迄今无二说，唯一成必然。

相比之下，黄帝陵尚不止“桥山”一说，曹操墓多达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历时4000多年尚无二说，真可谓“根扎郯城，枝繁华夏，远播海外”，一脉相承，不紊不乱，“天下徐氏一家人”。

幸哉，大矣哉！谱牒学，源远流长。

早在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记载。

《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谱牒旧闻。

”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对谱牒的重视和信赖。

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坚等撰修的《东海徐氏老谱》。

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订《氏族志》。

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谱，渐进鼎盛时期。

《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史、方志形成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

谱者，记也，谱乃信史。

自然，族谱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信程度很高。

故对上述族谱记载的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均葬于郯城是肯定无疑的，确认中华徐氏始祖陵是天经地义的。

三、以郯城徐氏为望族确认，具有渊源性2004年，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成立，拉开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

研究会确定，苍山肖氏、郯城徐氏、费县颜氏、兰山王氏、沂南诸葛氏等为临沂市望族，分别编纂《望族志》和开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为现实服务。

把郯城徐氏列为望族不难理解，以余之愚见，至少有三条依据。

其一、郯城徐姓人口多。

全县867个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个，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过40个。

全县近百万人，徐姓就有九万多，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过去有民谚：“郯城县，徐一半”。

虽有夸张，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庄多。

诸如：徐庄、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墙、徐海子、徐林等，多达十几个。

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从正史、地方志、家谱中能够查到的即有：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徐孝嗣、徐凭道、徐勉、徐摛、徐陵、徐俭、徐伯阳、徐有功等。

他们当中，有千古名相，有一代重臣，有文学巨匠，有皇亲国戚。

据上所述，郯城徐氏确实无愧为一方之望族。

探其究竟，盖因徐氏发祥于斯，幸赖先祖荫佑。

先祖为源，后裔为流，源远而流长，此乃必然也。

四、从民间祭祀相沿成习确认，具有传承性“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习俗。

一般来说，人死了要葬于祖籍。

徐氏既然发脉于“东海郯城”，先祖们仙逝后葬于郯城是顺理成章的事。

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断，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从民间的相传习俗看，据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郑城后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说：“徐氏族人，世居此地，代代相传。

豹公墩为徐氏始祖的陵寝，安葬着豹公以上五代先祖。

”龙门村徐祗湘老人也说，他小时，爷爷每逢年过节，即带他到豹公墩扫墓祭祖。

还有许多徐姓族人相沿成习，经常到豹公墩烧纸、磕头、凭吊、祭祀。

试想，不是时代相传，视豹公墩为徐氏始祖陵，徐氏后裔能这样虔诚祭祀吗！事实上，不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历史上远道而来郯城寻根问组的徐氏宗亲也不乏其例。

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谱》中，有徐禋写的《新安徐氏开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说，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里，众说纷纭，考察无据，历访无踪，难成定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孙、唐昭宗宰相徐彦若的四世孙，而徐商、徐彦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东海郯城，而《唐书》却把徐商、徐彦若记成河南新郑人。

究竟如何对呢？为此，新安徐氏族人结伴，于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

文中曰：“……不惮往还四千余里，泛舟钱塘，涉扬子，渡淮而航东海，越海州，历赣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访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识先代渊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则亦灾于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废然返而还……。

”这些记述，一方面说明他们未能如愿，另方面也衬托出他们身居千里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

因为徐有功是郯人，他们都是相隔几代的后人，自然也是郯人。

由此更说明天下徐氏“根扎”郯城，中华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

近几年来，海内外徐氏宗亲纷至沓来，寻根问祖，此乃人心之所向，众望所归。

我们应该敞开大门，优化环境，铺平绿道，热烈欢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亲都能畅通无阻地回归老家探亲访友，祭祀先祖，并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五、凭徐子汆鼎等出土文物确认，具有可信性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汆鼎，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周初青铜器，其下面有阴铸铭文“徐子汆之鼎百岁用之”9个字，系徐子汆的随葬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徐子汆鼎出土，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填补了山东省境内没有徐国文物出土的空白，证明蒙山前怀费县、平邑等一大片土地，确实曾是徐国的活动疆域。

其二，徐汆就是徐渰，系徐国第28代国君。

湖北学者徐显之《徐国纪略》称：“……二十八代君汆，即后人所称之徐渰，建都与山东蒙山南麓之费县、平邑一带。

”四川学者徐建维《古徐国始末简述》：“再封徐国。

建国第28代君徐渰建都费，有1965年在山东费县出土的徐子汆（渰）之鼎百岁用之可作证。

”他分析：“汆、渰字形、字音、字义与费县的环境气候和徐渰在44代国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

”我赞成上述说法。

其三，费城一带是古徐国的遗址。

费县上冶镇境内的东西两个毕成村，原写为鄪城村，因为“鄪”字生僻难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编纂地名志才改为“毕”字的。

古费国都遗址就在这两个村附近。

城成长方形，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

出土文物有瓦当、陶罐、铁枷、铜镞等。

而出土徐子汆鼎的台子沟，距城遗址仅有3公里。

有国就有都。

城市、文字、冶金术，是判断国家起源的三要素。

此处上有古城遗址，下有铜鼎出土，而铜鼎既能显示精湛的冶金术，又有工整秀丽的阴铸文字，三要素齐备，完全符合地上资料和地下资料“二重证据法”，可谓徐国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据铁证。

再与《尚书·费誓》相印证，更说明费县、平邑是徐国的前沿阵地，而郯城则是极其稳定的大后方。

由此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徐国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势力范围，就是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一带；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国的发祥地、大后方，把祖陵建在这里，无疑是最稳定、最安全、最适当的。

六、据风水学要素确认，具有吉祥性人所共知，大千世界，无处不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