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卷第2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24,N o.2 1997年4月Journal of Sichuan N o r m al U niversity(Ph 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 p ril,1997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发展变化述论
向 玉 成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兴办起来的。作为近代
工业的先声,军事工业建设走了不少弯路,这在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体现得特别明显。在其创办时期,受环境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洋务派主张将军事工业
设于沿海口岸的“海口理论”,导致第一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的布局在战略和经济两方
面出现重大失误。随着“海防”危机的出现,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洋务派放弃
了“海口理论”,着手兴办内地兵工厂,以求改善军工布局。中法战争中闽厂的重大损失
以及80年代后国内基础工业的发展,促成了军事工业布局的巨大发展,洋务派开始将
战略和经济两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军事工业的布局问题,而甲午战争中沪局的危机更
进一步引发了战后清廷对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调整。
关键词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 海口理论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带动近代工业发展的“火车头”,在其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军事工业的布局随着国内基础工业的发展和中外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由于这一课题涉及军事工业史、工业思想史和工业布局学等诸多领域,关系到在基础工业极不发达的近代中国如何发展军事工业以及近代工业发展的道路、洋务派军事工业布局的发展轨迹和影响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因素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发生变化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有助于更深刻地透视近代工业(包括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并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
一 近代军事工业创办时期洋务派的布局理论
1861年到1870年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时期,它又可分为试办阶段(1861—1864)和大规模开办阶段(1865-1867)。在近代军事工业大规模开办阶段,洋务派的军事工业布局思想可简要概括为“海口理论”,即主张将大型近代军事工业设于沿海口岸。这一理论的的形成与洋务派在试办阶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有直接的关系。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遭受沉重打击、穷于应付的清政府,痛感其军队武器装备极为落后,迫切需要大量洋枪洋炮和西式战舰等近代化武器装备,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此,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更是感慨不已。因此,曾、李等人在60年代初开始了兴办
近代兵工厂的实践。1861年11月,曾国藩在刚从太平军手中夺回的战略要地安庆设立了一个小型战地兵工厂,率先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小轮船和西式枪炮、火药等近代兵器[1]。1863年,李鸿章又在上海、松江和苏州等地设立了四所这样的小型战地兵工厂,具体情况见表一[2]。
表一 试办时期各兵工厂情况简表建厂时间
厂 名厂 址主办人总 管产 品备 注1861
安庆内军械所安 庆曾国藩子弹、火药、炸药、炸炮、轮船1864年底裁撤1863
松江炮局上海松江李鸿章马格里田鸡炮、炮弹同年并入苏州洋炮局1863
上海洋炮一局上 海李鸿章韩殿申同 上1865年并入江南制造局1863
上海洋炮二局上 海李鸿章丁日昌同 上同 上1863苏州洋炮局苏州纳王府李鸿章刘佐禹炮弹、药引、自来火、迫击炮弹
1865年并入金陵制造局 试办时期各兵工厂,因事属创始,且都是在战争环境中仓促开办,一切从适应战争的需要出发,所以存在不少问题。其一,这些兵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技术落后,只能简单仿造外洋近代兵器,故其军工产品质量欠佳。安庆军械所于1863年10月制成一艘暗轮蒸汽轮船,“试航时,
因供气不足,仅航行一华里便停止了”[3]。曾国藩对李鸿章谈到此事时说:“敝处试造(轮船)三年,
刻楮不成,有同儿戏。”[4]后来,该局又制成一长近三丈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5]。李
鸿章所办四个兵工厂,规模更小。据他自己说,各厂“机器仅值万余金,只能制造短炮(田鸡炮)与炸弹,收拾零碎铜铁家具,其它不合之器甚多”,因“机器未能购全,巧匠不可多得,造成炮弹虽与
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6]。其二,这些战地兵工厂缺乏军事工业应有的稳
定性。随着战局的变化而不断被裁撤或迁并,因而根本谈不上工业布局。从表一可知,李鸿章所办四个兵工厂,松江炮局于设立的当年即并入苏州洋炮局,该洋炮局在战事一结束又迁并入金陵制造局,上海两所洋炮局也于1865年并入刚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曾国藩所办安庆军械所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一完即遭裁撤。这样,试办阶段的所有兵工厂到1865年已被裁并尽净,没能担负起清军大规模改换近代化武器装备的重任。创办大型近代军事工业,以满足清军改良军备的需求,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试办阶段的军事工业实践,也使洋务派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它使洋务大员们认识到了创办大型近代兵工厂的紧迫性。战事一结束,李鸿章即于当年上奏称:“值此时稍闲暇,又外人尚相联络”,应立即趁“海疆无事”之良机,“筹措经费,择一・妥・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同外国匠人,专意学习……将来元气固,则外邪自不能侵。所
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道,不外乎此矣”[7]。第二,洋务派认识到,在当时国内基础工业极不发
达、设备和技术等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为便于引进外洋原材料、设备和技术而将大型军事工业设于沿海口岸,是唯一的捷径。从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第一批大型军事工业的创办中,都可明显看出这一布局的思想基础。在筹设第一个大型近代兵工厂时,李鸿章认为“若托洋商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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