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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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议和后,他又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教育部没有办公场所,他询问大总统孙中山,得到的回答是:“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借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间作为教育部的办公室。蔡元培“亲诣大总统领印,白巾咫尺,裹一方寸物,乘人力车往返”,成为民国开国史之趣谈。
在创建教育部的过程中,蔡元培坚持两条用人原则:一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其他各部人员,多或至百余人,惟教育部连缮写者在内仅30余人。部员津贴上自总长下至录事,不分等级,每月一律30元。整个教育部开支,每月仅及千元。而工作效率却很高,部员各负其责,各司其事,“绝无官署意味”。教育部成立了学制起草委员会,邀集教育界著名人士以及从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回来的留学生,各就所长,分别起草有关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各项制度。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存在才2个多月,“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中华民国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可以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是一个平民化的,精兵简政的,高效率的教育部。
蔡元培用人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唯才是用。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不管资历、学历。王云五当时年仅23岁,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与蔡元培素不相识。在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后,他将自己对于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想法写成书面意见寄给蔡元培。蔡认为他所提建议极为中肯,即复函坚邀他到教育部“相助为理”。后来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仍请他北上,任职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掌管“大学及游学生”事宜。两人从此结下了近三十年的友谊,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唯才是用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分党派。范源濂早年留学日本,原系学部参事,籍隶共和党。蔡元培深知自己对于教育偏于理想,而范源濂注重实践,两人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于民国教育有益。所以他不顾国民党内的反对,二次亲自访问范源濂,对他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感动,不顾共和党内的反对意见,接受了蔡元培的要求。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共14 条,主要内容有: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应注重手工科;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各级学校毕业者,称某级学校毕业生。这个教育法令,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2 月8 、9 、10 日,《民立报》连续发表蔡元培的重要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该文围绕“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思想,全面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民国教育方针,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五育的核心是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是自由、平等、博爱。蔡元培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五育并举思想,实质上是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1912 年9 月2 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明显受到了蔡元培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是这个教育方针的理论奠基者。(金林祥撰文)
网易教育:百年来中国称得上“教育大师”的人并不多,请问怎样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大师”?
金林祥: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大教育家。
网易教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核心理念是什么?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养成健全人格”,实施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高等教育应该以学术为本位,把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和宗教,让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
网易教育:这些理念,对当今中国教育有怎样的参照意义?
金林祥:除了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之外,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对于发展和改革当今教育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网易教育: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金林祥: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一是摒弃过于强烈的功利观念,还教育育人的本质;二是破除严重的官本位观念,让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
网易教育:您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
金林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由教育家们按照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自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学校,以适应社会对于教育多样化的需要,形成一个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办学局面。 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汉族,他倡导并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创建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
蔡元培语录:
1、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2、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4、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5、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6、“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7、“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年谱:
1898年弃官从教,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4年组织光复会。
1905年参加同盟会。
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
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
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 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
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
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大师,也是“拼命三郎”
核心提示: 林语堂先生曾如此描述一个人:“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重塑北大精神的校长——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改革北大旧俗 从对杂工鞠躬开始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刚刚上任的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他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是把办学校当作晋升的一个途径了。
北大灵魂再塑: “ 兼容并包 ” “和而不同”
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在他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
1916年隆冬的一天,当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向23岁的梁漱溟表达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想法时,梁漱溟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但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
蔡元培说:“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
蔡元培爱才,惜才,在“兼容并包”的精神鼓舞和其人格感召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保护学生 救国不忘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