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白璐

摘要：文化安全是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文化安全的视阈下重新省思民族传统文化，厘清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民族精神、身份认同、国家软实力和文化生态等视角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以期增进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我们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维度如何积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文化安全；身份认同；国家软实力；文化生态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的积淀，是民族的“原始地层”(丹纳语)和共同的“集体记忆”，是民族生活中最有权威的行为模式，它一经形成，便成为该民族进行知性探究的前提条件，其文化创造活动无法摆脱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希尔斯曾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继续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剥掉他们所具有的传统，他们便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知识才能、道德力量和眼光来提供在世界中建设家园所需要的东西„„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希尔斯：《论传统》，香港时报出版公司，1984，第285页。。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民族存在的根本，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凝聚的纽带，是促进民族进步的思想保证和精神载体，其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了根，就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法里德·扎卡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210页。。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去追随别民族的文化，经济再现代化，也会被看做一个业已消失的民族，或者是别民族的复制品。如果民族文化被同化或被消灭，该民族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叔子院士和许嘉璐先生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杨叔子说，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许嘉璐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先进的科技可以导致亡国，而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可以导致亡种，亡种比亡国更悲惨。因此，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的文化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正因如此，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传统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委靡为先兆。同时，我们还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看到，为了维护文化安全，弘扬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增强民族传统文化自豪感，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共识。

一 从民族精神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民族精神孕育发展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而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主体性精神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培育和凝练出来的，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民族性格、品格、道德和风尚，在本民族的精神领域中存在的一种被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循的精神力量、精神气质或总体精神风貌。从根本上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深刻的民族意识问题，是一个民族意识中稳定的、深刻的本质，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稳固、持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品质，是在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熏陶、教化、渲染、培育中形成的那种深刻的内在心理习惯、思维定式、行为规范，是民族意识的最高形式，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并由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出来。黑格尔认为，民族精神贯穿在一定的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精神把民族在技术、物质生活、风俗习惯、战争、国家兴亡、艺术、科学、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多方面的全部丰富内容发挥出来，宣扬出来”，民族精神“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是“各个显然不同的领域的总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第95~104页。。

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具有自我维系和统摄的能力。民族精神是维护民族团结、生存，贯穿于民族延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种持久性的根本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并且绵延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促使民族繁衍生息、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民族精神远离民族的劣根性，闪烁着“积极”、“进步”的光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希腊精神”、“日耳曼精神”、“法兰西精神”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人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等也是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的守护神和民族魂，它的存在与否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死亡。因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也就谈不上凝聚力量筑起维护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万里长城了。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支撑中华民族历经风险磨难、饱尝艰辛困苦而永葆旺盛生命力的强大力量，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黑格尔语)的不竭源泉的，就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一精神在20世纪初，被精通近十国文字、极力向国外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概括为“深沉、博大和纯朴”的“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第6页。。党的十六大报告概括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这一精神的当代形态。这一当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绵延不绝、愈挫愈勇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一当代的民族精神也是孕育于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死生以之”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非攻，交相利”的爱好和平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勇敢自强精神，等等。

显然，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有了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魂，走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保障。其实，国外很多国家也非常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比如，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1月颁布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备至，同甘共苦；求同求异，协同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这一共同价值观融爱国精神、群体精神与个人利益为一体。事实证明这一共同价值观在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民族进步、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培育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华民族必须把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和任务，积极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

身份认同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的象征，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实际上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缔造。“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是由“身份”和“认同”这两个词构成的。“身份”这一中文词汇的英文词源是“identity”，构成“identity”的主要词义是“整一性”、“个体性”、“个别性”、“独立存在”或“一种确定的特性组合”。一般用语中，“identity”可以指称统一的状态，绝对的一致，人的个性，两种表达之间的完全等值或这种等值的表达式，等等。在关于人的表达中，它可以表示某种具有连续性的属性。可见，“身份”的原有语义首先是指向内在的统一、协调及其持续。就人来说，强调的是人格、心理品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稳定性。“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关于“身份”，至少涉及这么几个因素或特性：统一性、确定性、稳定性、一致性；关联性、归属性；个别性、独特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的身份是它所独有的，这个独有的身份在一定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确定的，前后是相对一致的，它总是倾向于归属一个群体(或一个更大的群体)。所谓身份，是指一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所具有的独特性、关联性和一致性的某种标志和资质，这种标志和资质既使它的身份与其他身份区别开来，又使它的身份可以归属到一个更大的群体身份之中。一说到“身份”，总要涉及“认同”。“身份”与“认同”的英文词是同一个“identity”，所以，有的学者在翻译“identity”时，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有时译为“身份”，有时译为“认同”，还有的学者干脆就把“身份”和“认同”放在一起使用，合称为“身份认同”。“认同”一词，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也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所谓“认同”是指一个个体(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对自己某种群体(或更大的群体)身份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通过这一“身份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个体(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认同”对自己身份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一般是通过对自己某种共同体的缔造来完成的。这一共同体的缔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的生长、选择以及传递；共同体共享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和制度在特定人群中灌输“可信性”价值、知识和态度；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在被界定的领土上对技术、资源的选择和使用；制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等。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07页。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既从该民族的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习俗等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又体现民族的共同的“集体记忆”，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其特性一旦形成，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正因如此，身份认同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民族，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华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中华儿女无论生活在本土还是移居海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忠贞不渝，基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精神动力生生不息。这种强烈和高度一致的身份认同，不仅为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为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意志的推行，提供了切实的价值基础和“支援意识”，也使我们在危难之时积聚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从而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这也是近代中国历经磨难而不死，屡遭侵略而未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