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 国内外大事记

没有眼泪的童年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里，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法拉奇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厌恶法西斯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

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是她曾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

她的采访技艺非常高超，会为采访对象布下陷阱，她的采访风格令人刮目相看：情绪化、咄咄逼人地逼问、持续时间长。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吵架--与各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吵架。这种方式让全世界为之叫好，却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这与法拉奇桀骜不驯、藐视权贵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在采访基辛格时，法拉奇旁敲侧击，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承认越南战争毫无益处。随后，她又大胆地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面对这个问题，傲慢的基辛格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来深深懊悔的回答，他点头同意这个说法，并说道“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这个回答不仅惹怒了总统，还惹恼了普通民众，本来，基辛格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现在他才明白“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爱情神话

法拉奇在工作上是个无人能敌的“狂徒”，但生活中却担任着一个“异类”的角色，在采访中浑身散发着无限激情的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而且她还发誓自己一辈子既不会结婚也不会生育。然而，对女人来说，爱情总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即便刚毅如法拉奇，最终也没有从它温情的掌心中逃脱。

相识相恋

1973年，法拉奇在米兰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说他要去采访被释放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阿莱科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的对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采访，专横地说：“你不会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后来说帕那古利斯能让她回忆起青年时期她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斗生涯，尤其是她的父亲。采访阿莱科斯时，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阿莱科斯回答说：“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按你看，人是什么？”法拉奇回答说：“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1973年，43岁的时候，这朵浑身长满了刺的野玫瑰终于等到了驯服她的那个人——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虽然这个男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身上无时无处不在散发着的那种激情和勇敢却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内心。他是一名反对强权的斗士，只有危险与死亡才能使他亢奋，他还是一位诗人，充满幻想，身上跳跃着活力和激情，也许，只有这样一位精神上不甘平庸的男人才能点燃潜伏在法拉奇身上的爱情之火。

为爱痴狂

爱情是神奇的，当女人陷入爱情时，再尖利的玫瑰刺也会软化成一个柔软的眼神、一双温暖的手。在阿莱科斯面前，法拉奇似乎更像一位母亲，她无怨无悔地帮助着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转移到意大利，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让他继续革命，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她欣赏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执，她和他一起承担无处不在的危险„„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主人梦呓、撒谎、夸夸其谈，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敌人格斗。 然而，当激情的火花燃尽，爱情渐渐融入生活时，女人总是会变成一个盲目的、一如既往的付出者，而男人往往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接受者。法拉奇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泥潭，当她越陷越深时，阿莱科斯却站在岸上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当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当他的任性发作时，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讽刺挖苦他的情人；而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辆小汽车。

短暂的爱情

相爱两年后，法拉奇怀孕了，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以少有的低沉，舒缓的笔调记录了她怀孕后的悲喜，展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当阿莱科斯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没有喜悦的神情，反而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法拉奇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法拉奇身上的刺没有了，阿莱科斯却用一根锐利的刺不断地戳伤着爱人那颗宽容的心。 这样一个近似无赖的男人曾让法拉奇无数次黯然神伤，但伤心过后，她又恢复了母性的心肠，原谅他，包容他，直到1976年，他在一场车祸中死亡。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谋杀了他的爱人：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法拉奇说：“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跟帕那古利斯的爱情还让她创作了两部小说，1975年的《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隐退的生活被打破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着时尚，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很有鉴赏能力，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

也许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凉的背景下才能闪耀，她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对任何人说出任何她想说的话。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近似原始的生气，需要合适的环境的衬托才会成为美德。

2006年9月17日，她死了，死于乳腺癌。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那些医生看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哦，上帝„„”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经常去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

高度评价

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奥莉娅娜•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

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