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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每个国家的文化和习俗都是不一样的，几千年流传下来，每个国家的人在思维方式方也会有所不同，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特点呢?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解析顺应规律春节通常在立春前后，既是一年四季的开端，也是万物更新、大地回春的节日。
按照中国传统的历法，无论从时间还是从气候的角度来说，春节都是名副其实的新一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端。
阴阳对立转换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重要思维模式。
古代中国人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万事万物均有其阴阳属性，阴阳和合，万物才能生长变化。
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
如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等。
如果违反阴阳基本原则，就会造成误会或冲突。
古代中国人的这种阴阳分类方式，通常称为“二元分类宇宙观”。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具有相关性、普遍性、相对性和可分性。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这一学说的基本理念是使万事万物达到阴阳均衡和谐。
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万事万物都需要均衡和谐。
阴阳偏盛或阴阳偏衰都是失衡的表现。
在自然界，阴阳失衡意味着自然灾害频发;在人类社会，阴阳失衡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在个人，阴阳失衡意味着身体不适。
阴阳失衡必须用抑强扶弱的方式使之均衡和谐。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冬至之后，天气寒冷，是因为阳气太弱、阴气太强的缘故。
因此，必须增强阳气的力量，压抑阴气的力量。
春节期间许多与火有关的事物均与这种调节阴阳的观念有关，是扶阳弱抑阴强的表现。
如除夕生旺火，就是在院子里点燃火把、火堆，乞求兴旺发达、红红火火。
还有点长明灯，就是除夕夜家家户户点燃灯火，一旦燃上，就不能吹灭，点灯守岁成为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体现了人们对长寿安康的祈求。
放鞭炮是“辞旧迎新”的象征符号，最早也是祭祀太阳的，后来增添了驱除邪秽、接神迎神等新的意义。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都是增强阳的力量，以使阴阳平衡。
所以，春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现象变化发展规律的节日，是体现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节日。
第八讲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影响一、什么是思维？思维，是人脑的活动过程。
传统思维方式如何形成？当一个地方或某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经过一代代流传而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习惯，并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时，地方或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便形成了。
换言之，“传统思维方式是一个地方的人在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所习惯采用的方法。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一）、直觉和悟性——认识世界的基础什么是“直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晋. 陶渊明）直觉是针对某种事物的直接的、大致的想法。
由于这种想法比较笼统、不精确，以至不知从何说起。
直觉来自过去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和重组，以及自己所受过的思维训练。
直觉→低层次直觉（直觉行动思维）↘高层次直觉（悟性——较强领悟能力）↓↘触类旁通创造之始直觉思维和悟性思维的优点：可以利用过去和前人积累的经验，对事物的大致方向、发展趋势和整体效果做出预见和选择，还可以通过触类旁通去认识未能接触到的事物，尤其是在科学尚未能完全反映真理的时候，悟性思维做为一种科学的补充，还是很有作用的。
上述思维的缺点：太重视经验，甚至会陷入经验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而且，这种思维偏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难以准确表达思想和反映事物本质。
（二）、整体和辩证——治国和管理文化的基本点1、带有生命发展色彩的过程性思维方式过程性思维方式：是一种关注事物发展和变化过程的思维习惯。
过程性思维方式给中国文化带来三个结果⑴抵消了绝对的悲观主义，产生“乐感文化”。
子日：“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传·系辞下》⑵培养出浓厚的历史感——预测的手段之一。
⑶导致形成“应变”的习惯。
“应时而变，应事而变。
”2 、注重关系的结构性思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事万物。
阴阳的不同组合产生了万事万物。
换言之，万事万物再怎么不同，都只不过是阴阳不同组合、不同关系的演变而已。
中国人的思维范式中国人的思维范式，那可真是像一锅大杂烩，啥都有，还特别有滋味儿。
咱中国人啊，讲究个“和”字。
就像炒菜似的，各种食材放一块儿，相互搭配，相互包容。
家庭里就是这样，几代人住在一起，有老有小。
老人的观念可能比较传统，年轻人想法新，可大家也都能相互将就着过。
不像有些外国人，孩子长大了就各奔东西，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
咱这儿呢，一家人团团圆圆才是好。
这种“和”的思维，在人际交往里也常见。
朋友之间有点小摩擦，哎，不会就这么掰了。
大家心里想着的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呢，互相让一让，事儿就过去了。
这就好比走路的时候，两个人不小心撞到了，咱不会立马就瞪眼睛发火，而是相视一笑，说句没事儿，就各自赶路了。
再说说这“礼”。
这可太重要了。
中国人的礼啊，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去别人家做客，空手可不行，得提点东西。
这可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这是一种尊重。
就像你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你不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嘛。
而且这礼还体现在说话上呢。
咱跟长辈说话得用敬语，不能没大没小的。
你要是跟爷爷奶奶说话跟跟自己小伙伴似的，那爷爷奶奶心里指定不得劲儿。
这就好比下棋有下棋的规则，打球有打球的规则，这人际交往中的“礼”就是咱的规则。
中国人的思维里还有个“变通”。
这就跟水似的，水遇到石头，不会硬碰硬，而是绕过去。
在生活中，很多事儿不是死脑筋就能解决的。
比如说做生意吧，市场行情变了，你要是还按照老一套来，那肯定得吃亏。
这时候就得变通。
以前都是在实体店卖东西，现在网络发达了，那咱就把生意做到网上去啊。
又或者说工作上遇到难题了，领导给的方案可能不太适合实际情况，你要是直接说不行，那领导可能也不高兴。
你就可以想个折中的办法，在领导的方案基础上做些调整，既能把事儿办了，又不得罪人。
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不钻牛角尖。
还有“家”的概念。
中国人对家的情感那是深到骨子里了。
家是什么？家就是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一想到就能觉得温暖的地方。
就像鸟归巢一样，无论飞得多远，到了晚上总是要回家的。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说到思维方式可能大多数人不会在意，因为人们普遍是陷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而不自知的，所谓“身在此山中”，能够去观察自己的心理活动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也就不太关心自己的思维方式。
但是，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人能力的核心，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是否能够抓住事情的关键，抓住因果关联，厘清各个环节，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核心就是要靠思维，学生学习成绩好，最终靠的也是思维，科学家搞科研也必须靠思维，所以思维非常的重要。
思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思考，动脑筋想问题，但是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谓的思维方式是指“思维的凭借物”，也就是人在思考的时候，所依据的内容，据此可以分为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直观动作思维”是依赖于人的具体感觉和对实物的实际操作来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具体形象思维思维是依赖于图像和大脑的表象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抽象逻辑思维是依赖于符号、概念进行思考，具体包括抽象、概括、比较、分类、推理等过程，思维方式同时也是思维发展水平和思维能力，正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发展水平从动作思维到形象思维再到抽象逻辑思维，但并不是所有人的思维水平都能顺利发展到抽象逻辑思维，大多数人会停留在形象思维水平，从而形成固化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思维水平不仅体现在个体差异上，也体现在不同民族。
族群上，例如我们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就会发现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来管中窥豹，来看一看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医看待疾病是离不开细菌和病毒，各种可见的元素的，检查手段也是依赖各种仪器，直接观察病人的脏器，或者某些“指标”，而这些指标必须是“可见的物质”，例如各种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微量元素、维生素等或者“物质衍生出的现象”，比如说缺钙导致骨质疏松，缺铁导致贫血之类的，还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
就连心理疾病也一定要找出一些更加微观的“神经递质”，诸如肾上腺素、多巴胺、五羟色胺之类的。
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演变中华文化是一个深厚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不仅融合了中原文明，还吸纳了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精髓，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方式。
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
一、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折中性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整体的观念，即把人、事、物所处于的环境和背景纳入考虑，不偏听偏信，不片面，不妄下结论。
它强调的是折中的思维方式，在对待问题时，不偏袒任何一方，保持公正，综合各种因素，寻找最佳出路。
这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中，也体现在中华文化的艺术、文学、医学等众多方面。
例如，中华文化的绘画艺术注重的是笔墨的综合运用，将画面与文化内涵融为一体。
中华文学的写作也是在整体中折中的，在提炼人物性格的同时，将背景、环境、时代等因素融入其中，使作品更加生动而具有代表性。
二、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演变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经历了长期的演变。
在古代，中华文化主要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儒家强调的是仁爱、忠诚、孝悌等传统道德观念。
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也是以尊重长辈、讲究家族道德为基础的。
这种传统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
进入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在这个时期，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开始转向实用主义，追求现实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转变表现在各个领域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例如在政治领域，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试图寻找一条自己适合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领域，中国积极拓展对外贸易、利用自然资源等手段增加国家实力。
在文化领域，中国也开始借鉴国外的文化，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
概括来说，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不断地在变化、演进和衍化中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虽然经历了演变，但仍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核心。
在历史和传统文化上，中国与其他国家有着哪些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更是如此。
这些差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
以下是几个主要的不同点：一、对自我和群体的认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把自我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面对群体的问题时更加考虑整体利益。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大多数情况下会把自我放在第一位。
这反映在文化、家庭和政治上。
中国人尊重家庭、社会团体和国家，将个人生活放在整体的重要性之下。
在西方，相反的思考方式是人们的根本利益首先得到满足，然后才考虑整体的目标。
二、时间观念的差异中国人具有较强的历史和文化观念，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
尤其在国事、家教、礼仪、文化传承等方面，都注重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的根基。
相对而言，西方人更重视未来，注重创新和进步。
在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领域中，西方人更注重行动和效率。
三、价值观的不同在价值观念方面，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情和友情，注重情感的维持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谐、中庸和仁爱。
相反，在西方文化中，价值观念更加注重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
独立、自由和表达个人个性则是主要的价值观。
四、教育体系的不同中国和西方也在教育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中国在教育过程中注重考试成绩，更强调知识的记忆和技能的掌握。
西方国家则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造性思维。
此外，在中国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非常高，在外在压力的影响下，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了一种相互裨益的关系。
五、沟通方式的差异沟通方式也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方面。
中国人在表达和谈判时，通常采用温和的方式和语气，更注重面子和节制。
相比之下，西方人通常比较直接和吹毛求疵，甚至会拒绝在表达中使用否定词，更加注重事实和逻辑。
以上仅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同点。
这些差异对于国际交流和文化合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跨文化交流中提出了一些挑战。
第五讲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有所差异，它强
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含蓄性。
下面将详细介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点之一是综合性。
中国传统思维强调对问
题进行全面综合的思考和分析，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排列和解决。
举个
例子，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常常使用「天地人」三个词来表示世界万物的
综合体，这表明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综合性的重要性。
综合性思维方式
的优点是能够看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整体上把握问题，有助于制定更全
面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注重含蓄性。
含蓄性思维方式强调言简意赅、约
束和隐蔽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常常使用暗示、比喻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思想和感情。
比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中国的一句谚语，表
示一旦说出了一些话题，就很难收回去。
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可节省表
达的人力和物力成本，也要求解读者具备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知识。
总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含蓄性对中国人的思维
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们帮助人们更全面地把握问题，提供更有效的
解决方案，并在社交场景中实现和谐与隐晦。
在当代社会中，这种思维方
式仍然影响着中国人，并对其处理问题和决策产生着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逻辑分析与辨证综合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分析的传统。
孔子兼重学思，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宣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五步骤。
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
”这都是肯定思必须慎，辨必须明，提倡细微分析。
儒家比较推崇“明辨”，即逻辑之学的是荀子及其后学。
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确定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
后期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墨经》显示出墨家分析思维的光辉。
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墨经》所指出的“故”、“理”、“类”的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步骤和方法，亦有精到之处。
名家对于分析思维也有贡献。
惠施的“历物”十事，既表现了辩证思维，也表现了分析思维。
公孙龙讲“离坚白”，所谓“离”即分别之意。
法家韩非也很强调分析性、确定性的认知方式。
宋明理学家中，朱熹比较注意分析。
他曾讲学问之道云：“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不余。
”（《大学或问》）这就是兼重分析与综合。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点是分析方法的薄弱，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析思维。
我们今天以西方的形式逻辑、理性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法来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时，应当注意发掘中国古代已有的成果，重建精密化的语言指谓关系，开拓明晰的概念认知系统，使概念和观念确定化，建立分析的程序、逻辑的结构和论证推理的规范，避免语言、概念、观念、判断、推理的空洞、游移、不确定、不严密，避免忽视实证、实验中严谨的工具、步骤、方法，避免以情绪代替逻辑，将怀疑视为结论，把主观估计的或然的东西当做客观实在的必然的判断。
读懂中国人的三种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中华文化在哲学思辨层面、理论思维领域的建树颇为丰硕，而其大端与指归，则可以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三者为代表，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三大特征。
整体思维所谓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
注重整体统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整体思维从整体原则出发，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探讨天与人、自然与人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即注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
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在道家、儒家以及中华传统医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就已经萌生。
《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思想是《周易》整体思维观念立论的基本依据之一，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关系，从而合理指导人之所作所为。
在《周易》看来，人与天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嵇康认为这是“自然之分”)；因此，人应当随顺天地之道而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如此，方可“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乾·文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的共同命题”，“《易经》对这一命题的发挥无疑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东周以降道家的列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等不但合理继承了“天人合一”思想，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
道家认为，天、人同类而合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列子·说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董仲舒对天、人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明确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即天人本来合一，故“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至宋代之时，张载正式将“天人合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明确提了出来，“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
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正蒙·乾称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了宝贵的“民胞物与”思想，为合乎德性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种观念阐释，将儒家的天人观、物我观、知行观提升至新的境界和层次。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观念为立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将这一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
中国医学理论将人体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割裂的，又是互相制约的、互为作用的。
并且，“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因此人之保健养生等都应合乎天地之道、日月之行。
在临床治疗中，中医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整体而观、全面诊断、辩证论治，亦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治病必求于本”。
进而言之，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亦即人体一自然一社会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或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生态伦理），代表着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为根本特点的整体思维观念和思维方法，对于保持人类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辩证思维中国古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万事万物既相互对立而又趋于统一。
这都是合乎辩证法的重要思想。
其中，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思想堪称中国辩证思维的主流。
古代中国的这一辩证思维，广见于东周以后的历代典籍，如道家和道教的《老子》、儒家的《周易》、兵家的《孙子兵法》、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以及佛教的《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百论》等。
贯通诸家诸派的阴阳学说，有集古代中国辩证思想大成之势。
诚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老子的辩证思想复杂而有系统。
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讲的都是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对立而统一，并且矛盾双方又可互相转化。
老子所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则合乎质量互变规律。
魏晋唐宋时期的道教重玄学派(以成玄英、李荣等为代表)，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
成玄英对《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所作之疏，“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
故说一玄，以遣双执。
又恐行者，滞于此玄。
今说又玄，更祛后病。
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
此则遣之又遣，故日‘玄之又玄…… (《道德经义疏上》)，是道教重玄之学的经典言论。
《周易》所讲的“八卦”以及两卦相叠而为六十四卦的学说，就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周易》经文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泰》九三爻辞)，所强调的即是“平”与“陂”“往”与“复”的对立统一。
对于《周易》的辩证思维，郭沫若(1892~1978)给予了高度评价，“《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来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
见诸《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既是《易传》辩证思维的核心命题，更是彪炳青史的千古绝唱。
朱伯昆(1923~2007)极度褒扬“一阴一阳之谓道”命题，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是对先秦以来辩证思维发展的总结”。
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亦是典型的辩证思维。
《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执两用中”)。
所谓“时中”，即“随时以处中也”；所谓“用中”，即“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
总之，所谓“中”，其确切含义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中庸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对立统一起来”，“这也是辩证法的实质”。
先秦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辩证思想多有继承与发扬，如张载(1020~1077)的“一物两体”、程颢(1032~1085)的“物极必返(反)”、朱熹(1130~1200)的“理一分殊”（或“一本万殊”）等。
王夫之(1619~1692)继承和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认识到事物都有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并且，凡是相对相待的东西都不是绝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
……金炀则液，水冻则坚，一刚柔之无畛也”(《周易外传·说卦传》)。
《孙子兵法·势》所说“奇正”“日月”“四时……‘五声”“五色”“五味”等，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基础”。
其中，“奇正”具有普遍意义，“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其后，《李卫公问对》又补充了“奇正相互转化”的内容，阐述了“奇正”和“虚实”的辩证关系，“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
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李卫公问对》卷中)。
战国末年，韩非用“矛盾”故事就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描述和概括(详见《韩非子·难一》、《难势》)，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以反映事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类思维中的矛盾。
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阴阳是中医的基础理论，也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黄帝内经》虽然确立了中医的阴阳学说，但没有给阴阳下定义。
明朝末年，张景岳（1563~1640）为阴阳下定义，“道者，阴阳之理也。
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
张景岳为阴阳所下定义的“一分为二”四字，“抓住了阴阳的要领”，“可谓高度抽象、概括，揭示了阴阳最一般的规定性”，“清楚地阐明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在中国先哲看来，阴阳虽然相互对立、关系紧张，但绝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先哲还认为本来相互对立、关系紧张的阴阳亦可互济互补，从而通过动态运动以至达“和合”的和谐状态，这“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
中国的辩证思维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斗争，尤其不提倡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水火不容、你死我活。
这种思维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弊端是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新事物。
直觉思维所谓“直觉思维”，是相对于“逻辑思维”而言的。
“直觉主义”(intuitionism)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与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 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86~1952)。
直觉主义者推崇“直觉”而贬低“理智”，肯定“直觉”是比抽象的“理智”更根本、更重要、更可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认为“理智”必须依赖“直觉”才有意义（克罗齐），故哲学应以“直觉”为基础（柏格森）。
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它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的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
中国作为逻辑学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另外两大古典逻辑是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和古印度的因明逻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逻辑思想、逻辑理论，它们表现在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苟况、韩非等人的著述中。
道家最先提出并且首先运用直觉思维。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原、至上的存在、唯一的终极，但“道”是不可闻见、无以名状的，是不能用名言、概念认识的，只能靠直觉或体验加以感悟或体认，是为“悟道”“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