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不同民族的思维既有共同相似之处，同时也具有单一特殊之处。
因为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属性，即人类的大脑功能。
此外，由于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很自然地就奠定了不同民族思维的共同基础。
同时，由于人类大脑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具有相同或者不同经历的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体现着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独特的韵味。
一思维方式的概念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
刘长林将思维方式定义为：“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公认的观点，就叫作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刘长林，1990）。
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地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对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研究。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双层结构。
其深层结构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这包含人的情感、意志和潜意识等；而其表层结构的外观表现就是我们熟知的语言。
事实上，任何一种类型思维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交织而成的人类生活背景，其形成过程非一朝一夕的，而是长期的、逐步的演变过程。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固定了思维的基本属性，包括思维结构、认知形式、民族文化、个性表达以及现实运用等。
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恪守着独特的传统形式，固守着极富个性化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特殊的认知方式。
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方式是一种“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的思维方式。
冯天瑜先生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概括为“观物取象”，认为“它是以未经分化的表象联系代替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尚未分化，人们不承认偶然性，而确信神秘的支配力量”。
显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与其原始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情感的、感悟性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古代中国人热衷于“现象”。
例如，古人用以测吉凶的观察卦爻之象和用以生产生活的观测天象。
此外，中国人对其他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也很关注，并以文字或者图像将其记载下来。
然而，依据哲学的观点，现象本身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复杂性。
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各样的现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所以，多样性和变化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便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凸显出来。
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中，中国人又格外关注对立和联系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对立统一思维，进而发展成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特点。
此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更倾向于实用性。
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文学的萌芽，其目的就是要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
因此，中国人热衷于通过观天象而知农时，形成了独特的“观象授时”的文明形式，并确定了阴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
中国人的这种依赖自然的生存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和限
制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很自然地造成了人们往往以经验为直接依据来认识事物。
由于对直接经验极为重视，人们必然会更加关心现实和讲究理性的实用性。
这种来源于直觉经验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认识层面只有一个直觉思维。
虽然，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有了较高的发展，具有了分类、归纳和相对简单的推论等较高水平，但究其本质，其仍局限于凭直觉顿悟的思维范畴，即过多依赖于一时的感觉。
这种出于人类心智本能的直觉思维方式，大多注重“默识心通”、“直觉顿悟”、“情感体验”，即人们经常所说的意会性。
这种由意会型的领悟与体验造就的直觉思维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不注重严密的逻辑归纳和必要的演绎推理（吾淳，1998）。
因此，中国人的思维在实践层面十分有限，只有一个直觉思维的简单外延――实用理性，却缺乏一个具有范畴演绎和推理的纯理性思维。
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认知层面看，是直觉型感性思维方式；从实践层面看，是实用型理性思维方式。
三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特点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并逐步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随之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始终没有跳出传统的基本思维方式框架。
目前来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整体思维偏向
中国人历来习惯于整体性思维，着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规律和特点。
因此，事物的结果和功能被过分地强调，而构成事物本质的实体元素则被忽略很多。
而且，这种整体性的思维不仅限于客观对象，它会把主观思想和客观事物
整合在一起，进而导致主观行为与客观知识融合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莫过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古人的世界观崇尚“天人合一”，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对立统一关系。
中国传统的易学更是将万事万物纳入到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八卦系统和六十四卦系统，提出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具有整体性思维的世界观。
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对待自然、人和社会方面具有独特的领悟意义，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立的而又与之互补的中国东方文化。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就为中国人整体思维模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先秦思想家荀况把宇宙看作由客观规律支配的统一体，认为“天”是列星、日月、四时、风、雨、万物等自然现象互相协调和互相作用而不断生成的功能系统。
西汉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骨干，将宇宙和社会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在当代，我们所说的“抓主流看本质”、“从总体上看问题”、“从全局出发”和“宏观调控”等，都蕴含着整体的思维模式。
由此可见，中国人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整体思维模式，并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种思维模式。
总之，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对立统一的整体结构之中。
因此，天与人、阴与阳、精神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人是天地自然界生成的，应符合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是统一的。
2 圆式思维
庄子说“此亦是彼，彼亦是此。
”他认为彼此无差别状态是世界的唯一真相和必然。
这一点是世界万物规律的中枢，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思维模式左右着人类的活动；人们从事物中发现什么，不在于他们直接看见什么，而决定于他们看的方式。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事物本无现象和本质的对立，而只有道和器的区分。
“道”指规律，“器”是可见的具体事物。
在所谓“浑沌”的意识里，世界成为无差别的圆形，从轴心到圆周的每一点距离均是相等的。
这是一种颠扑不破、圆满的思维模式，以不变应万变，无所不包。
换言之，人们不是在主动地捕捉规律，而是让生命时间服从于水到渠成的放任自流的自然状况，是典型的静态的圆形心态。
事实上，中国人的圆式思维特点在其语言上就有所体现。
汉语有这样一种结构――以反复而又发展的螺旋型的形式对一种意思加以开展。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对某一主题进行陈述时，通常会先宣称这个主题的重要性，然后再进一步展开主题，最后对该主题进行反复地论述并加以强调。
这一过程从整体上讲，呈现出的是一种圆形的特征。
由此，中国人的圆式思维也可窥见一斑。
3 推理式思维
老子区分“为学”和“为道”，他认为从经验中学来的知识仅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要把握世界之一般――道，重推理的思维就必须依靠直观。
直观能力的获得，就在于摒弃感性经验，使心处于“致虚极，守静笃”的状态。
不经过部分地分析，而是通过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活动，直接地去把握事物，从而产生悟性。
这种传统的推理式思维，仍不失为当今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典型特点。
仔细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论述某些哲学思想的中国式文章，往往充满了一些语录、格言及不重视逻辑的推证。
而且，文章中的范畴和概念经常缺乏严格的定义；而且上下文还可能会使它们产生歧义。
以上这些，常常会引起文章意义上的模糊性，从而导致理解上的困难性。
比如，人们经常会听到类似下面的典型中式论断：“这是正确的，那个嘛，也不错。
”这样的判断经常令西方人迷惑不解，难以接受。
其原因就是此类论断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四、结论
虽然，在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全球化充斥着整个人类世界，日益增强的政治交流、经济交流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冲击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固守着自己的思维方式；笼统地讲，并没有大的改变。
而且，中国的文化在思维上也倾向于注重从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方面去思考问题；注重用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割裂的眼光看待问题；善于笼统地概括而拙于精细的分析；醉心于心悟而藐视实证。
诚然，本文所试图探讨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有一定开放性的话题。
由于笔者认识上的局限性，难以对此深入探究。
但是笔者相信，人们对此论题会有更多、更新和更深的认识。
这无论是对汉语教学，还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