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化的“娜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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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作业娜拉与子君的形象比较07中文二班舒颖学号:0705019114亨利克.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是有世界声誉的挪威剧作家,欧洲近代剧的创始人,他的剧作以思想性的深刻著称,在一八七九年他写出了著名的《玩偶之家》,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虚伪,塑造了一个叛逆女性娜拉的形象,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而这一著作于一九一八年由中国《新青年》杂志,以专号形式译载传入中国,对中国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中国革命的战斗先锋——鲁迅就颇受其影响,他在当时的一次演说中就径直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并同时于一九二六年又发表了《伤逝》,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子君。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有关爱情的小说,当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子君明显带有娜拉的影子,然而她们更多的是不同点,子君并不是另一个娜拉的再现。
“娜拉”这一形象的出现更是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股妇女解放的清风。
鲁迅先生可以说也是易卜生的忠实读者之一,他对易卜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尤为推崇,认为那是“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
一.从作者的态度来看易卜生对娜拉这一想象是赞扬的、喜爱的,《玩偶之家》基本上是一部以娜拉为主角的戏,其它角色都只是她的陪衬,有挪威评论家曾经写道“我们马上就发现,易卜生是多么喜爱她。
除培尔·金特外,在他全部的人物画廊中,没有任何人物像她这样,哪怕近似也好,描写得如此可爱”。
相比之下,鲁迅对子君,有同情,有希望,但绝谈不上是赞美或喜爱,子君更多地被塑造为一个有思想局限,盲目地投入爱情但又流于生活琐事的女子形象,或者可以这样说罢,子君这一形象是鲁迅对“娜拉”的一种理性思考,他在用子君的经历告诉别人:不要一味地只看到娜拉身上的叛逆和勇气,而应该认清楚现实的严峻就是个性的解放终究离不开社会的解放,追求到了自由的爱情后还需要走更坚实的道路,而不是把眼光停留在两个人的甜蜜与安宁中,这样就会无法抵御社会的经济压力,爱情也就随之失去了附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寒夜》中的“娜拉”白芳【期刊名称】《鸡西大学学报》【年(卷),期】2016(016)004【摘要】自五四伊始,名震遐迩的《新青年》杂志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光辉引领下,易卜生经典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便成为一个精神偶像,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便是一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的典型。
作为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矛盾心理和丰富内涵的艺术形象,她的出走以及最终的回来,既有积极的意义也反映了人物自身的局限性。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famous New Youth Magazine launched an era of Ibsen Special is-su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the Norwegian playwright Ibsen's A Doll's House indeed has a wide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 and the heroine Nora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spiritual idol .The image of Nora also has a far-reaching and widely influence on Chinese modern&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 Chinese person CengShusheng can be seen as a typical Chinese Nora with a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 connotation , the new intellectual women ran away and her final retur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 which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s own limitations .【总页数】5页(P122-126)【作者】白芳【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正文语种】中文【相关文献】1.阶级、性别、语言——《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中娜拉的语言分析 [J], 刘稳妮2.娜拉身份的认同——兼论中国文学中的娜拉形象的演变 [J], 郭莉;3.娜拉身份的认同--兼论中国文学中的娜拉形象的演变 [J], 郭莉4.《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中娜拉的语言分析 [J], 刘稳妮5.从娜拉的关门声到田亚梅的字条——再论《终身大事》中的《娜拉》成分 [J], 李向阳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娜拉在中国与俄国—略议繁漪与安娜之比较200多年之前挪威作家易普生的«娜拉出走»开启了古今文学史上女性要求独立平等题材的先河,简短的话剧给了娜拉简短的生命,跨出家门口的刹那她以胜利者的姿态退居了舞台的幕后。
然而,自此以往,无数的娜拉以顽强的生命在文学艺术的舞台上进进出出,为观众上演着一部部长盛不衰的娜拉之传奇。
曹禺笔下的繁漪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就是娜拉在异国的巧合。
繁漪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富有叛逆精神的妇女的典型,而安娜则是俄国古典文学中最具有艺术魅力的妇女形象之一,她们各自以美丽和叛逆精神而著称于文学人物形象画廊。
一方面,对爱情的渴望和对个性自由的强烈追求,使她们有了共同的遭遇和不幸,有了共同的反抗和斗争,甚至共同的弱点局限。
这些,都把这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首先,成长环境和生存状态相似。
她们都有着优裕的生活、高贵的门第和优越的地位,然而却遭遇了不幸的婚姻。
安娜十七岁便由姑母撮合嫁给了比她大十二岁的省长卡列宁,而繁漪也在十七岁被周朴园以爱为诱饵骗进了周公馆。
卡列宁是个虚伪冷酷死板僵化的官僚机器,而周朴园则伪善专横凶残自私,是在外杀人如麻在家专制横暴的魔王。
安娜陪着冷血的机器卡列宁生活了八年,精神上深受压制,肉体上备受摧残。
繁漪则在周朴园这个活阎罗身边苦熬了十八年,周公馆这座黑暗的牢笼把玲珑的金丝鸟磨成了石头样的活死人。
其次,相似的悲剧性格。
安娜和繁漪对爱情都经历了渴望、追求、挣扎和毁灭的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
她们的命运之所以以悲剧结束,除了社会、家庭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自身的性格原因。
性格决定命运,相似的悲剧性格,决定了她们共同的悲剧命运。
内心的矛盾痛苦,情感上的巨大压抑。
安娜和繁漪都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社会,令人窒息的家庭,她们都是被侮辱受损害的善良女性,内心都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情感上都遭受着巨大的折磨。
安娜生活在俄国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她身上既有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又有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思想,这两者的尖锐冲突,构成了她性格的矛盾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