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文实例看韦努蒂归化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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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密先生》的翻译看文体学翻译研究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作者:李宁斓来源:《校园英语·下旬》2017年第05期【摘要】文体翻译一直以来都是译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Mr. 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一文的翻译为例,来探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文体翻译问题,并主要针对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文体翻译归化异化还曾记得在《吴密先生》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Their faces are so or dinary:no mannerisms,no ‘anything’,just plain Jack,Tom and Harry.” 这句话在文本当中作者原意应当是想要描述样貌平庸的普通男子,以此来与之后描写吴密先生的“非凡”相貌做一个对比,从而突出吴密先生的与众不同。
而Jack,Tom和Harry是英语国家中较为平凡,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名字。
虽然这一点对于我们学习英语多年的人来说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但倘若对文章的受众,即中文阅读群体来说,他们未必能够知道这一点。
因此,如果此处将其直译为杰克、汤姆和哈利的话就失去了作者原本的意味,而将其翻译为张三、李四和王五既可以保留原汁原味,又可以让中文受众理解。
事实上,这里的翻译处理中正是体现了归化、异化的翻译方法。
有译者认为,在《吴密先生》这篇文章中或许是要将Jack,Tom和Harry直接翻译为“杰克,汤姆和哈利”为好,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就提倡保留翻译的洋腔洋调。
这一说法并非是没有依据的,经查证,《吴密先生——一位学者及儒雅之士》是由曾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温源宁先生于1934年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的一篇文章(Mr. 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
而就在同时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提出了要欧化、不要归化的主张。
即翻译“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跨文化视野中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以Gone with the Wind不同译本为例作者:徐秋来源:《校园英语》 2019年第17期文/徐秋【摘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交际活动。
纵观全球形势,不难发现全球化现象日益显现。
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相互理解、相互学习。
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早期提出“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为传递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归化和异化则是缓和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矛盾的主要策略,这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归化是对原文的一种“再创造”,突破了原作的禁锢,使译文更加较读者接受;异化则是忠于原作,保留异国风俗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使读者体会到真切的异国风情。
本文将从跨文化视野下讨论归化异化翻译并且以Gone with the Wind不同译本为例予以分析。
【关键词】跨文化;归化;异化;翻译;Gone with the Wind【作者简介】徐秋(1996-),女,河南信阳人,汉族,沈阳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一、语言文化与跨文化翻译1.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所谓文化,一般则囊括了一个民族的知识,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等;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性质,源远流长,不可磨灭。
这些特性渗透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艺术修养,政治思想,风俗习惯等。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即跨文化交际。
2.跨文化翻译中应重视语言文化的影响。
笔者认为,文化是我们在讨论跨文化翻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跨文化翻译必须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也即是文化。
语言隶属于文化,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相比较而言,文化更加宽泛。
正所谓词本无意,因境而生。
此外,翻译趋向于向读者介绍异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旨在传播文化。
3.不同背景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产生文化隔阂是不可避免的,在交际中阻碍信息的传播。
因此译者将面临着抉择即,再创造还是保留异国风情。
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可供选择的两种的策略:归化与异化。
《沉默之塔》鲁迅译本中的异化翻译策略作者:李文静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17期摘要:劳伦斯·韦努蒂主张异化策略,提出在翻译中保留原文异质性成分,接受源语文本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使得翻译不受译入语文化的支配。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文学家及翻译家鲁迅先生也主张异化翻译策略。
他翻译的森欧外的短篇小说《沉默之塔》就是其中一个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典型例子。
本文将原文与译文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从词汇和句子两个方面来分析鲁迅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
关键词:《沉默之塔》;鲁迅;异化;翻译策略[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 -17-138-02一、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指出,造成当代出版界译者通常是“隐形”的原因是:译者本身倾向于译成“流畅的”目的语,译出地道“可读”的译文,因此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
另一方面,在目的语文化阅读翻译文本时,也要求翻译文本读起来流畅,让译文看上去根本不是译文,而是“原作”。
对于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韦努蒂是持相反意见的,他认为英美翻译中占主导的归化现象是“一种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
他主张异化策略,意在通过突显原文的异质性成分,并保护其不受译入文化的支配,显示译者的存在,提倡译者“显形”。
[1]韦努蒂的这种翻译主张虽然有时会破坏目的语的语法和文化规范,从而给目的语读者带来一些阅读障碍,但是有利于提高译者的地位,有利于原语中的异质性元素进入目的语文化。
二、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主张1919年以前,文言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主要的书而用语。
虽然当时中国有一些开明人士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依旧推行文言文,例如严复、林纾等许多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翻译家,大都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
鲁迅在早期也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还曾经以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为外文作品加标题。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作者:严少芳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6年第06期【摘要】《法国中尉的女人》自1969年面世以来,凭借着高度的艺术价值,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眼球。
在中国市场上也流传着此书的多个译本,本文就旨在透过《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两处题词的译作分析在具体翻译文本中如何对待归化与异化的问题。
【关键词】《法国中尉的女人》;题词;归化;异化一、归化与异化在翻译领域最早提出归化与异化两个词的学者是美国翻译学者韦努蒂。
归化一词在《翻译研究词典》中的定义为:归化指译者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尽可能减弱译语读者对外语语篇的生疏感的翻译策略。
异化一词的定义为:指刻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而保留原文的某些异域特色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主张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多的使用异化,倡导看起来不通顺的译文,注重突出原文的异域风格、语言特色与文化背景。
二、如何看待归化与异化鲁迅说对于归化与异化,我们不能绝对的宣称哪种是绝对的好的,另一种是绝对的不好的。
翻译的过程中归化与异化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具体使用哪种方法不仅需要依据翻译目的以及译文的读者群来判断。
这也正是本文对待归化异化的一个态度。
下面就通过分析刘蔺译本与陈译本在处理《法国中尉的女人》第五章的引言丁尼生《悼念集》时的例子来具体分析这一点。
对于原文O me, what profits it to putAn idle case? If Death were seenAt first as Death, Love had not been,Or been in narrowest working shut,Mere fellowship of sluggish moods,Or in his coarsest Satyr-shapeHad bruised the herb and crush’d the grape,And bask’d and batten’d in the woods.刘蔺译本将此处翻译为啊,天哪,提这样的问题又有保益?如果死亡首先意味着生命了结,那爱情,如果不是在涓涓细流中戛然中止,就是一种平庸的友情,或是最粗野的色迷在树林中肆意饕餮,全不顾折断茎叶,揉碎葡萄——而此时陈译本却将此诗译作哦,我啊,提出一个无益的问题又有何用?如果人们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那么,爱却不是这样,否则,爱只是在短暂的空闲时那懒散而没激情的友谊,或者披着他萨梯粗犷的外套已踩伤了芳草,并摧残了葡萄,在树林里悠闲自在,开怀喝吃。
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探讨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他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的演变过程。
韦努蒂作为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人物,他的理论贡献对翻译实践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异化翻译的概念出发,阐述韦努蒂如何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存异伦理的翻译理论,并揭示这一理论对于解构传统翻译观念和伦理的重要性。
本文将概述异化翻译的核心思想及其在韦努蒂理论中的确立。
异化翻译强调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色和语言风格,反对过度归化,即避免翻译过程中原文特色的丧失。
韦努蒂提倡异化翻译,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被忽视的原文文化因素,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接着,本文将深入探讨韦努蒂如何从异化翻译发展出存异伦理的翻译理论。
存异伦理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原文的异质性,保持原文的文化独特性和语言特色,同时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韦努蒂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存异伦理是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本文将分析韦努蒂存异伦理翻译理论对解构传统翻译观念和伦理的意义。
传统翻译理论往往强调译文的忠实性和流畅性,而韦努蒂的存异伦理则挑战了这种观念,强调在保持原文异质性的也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度。
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助于推动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二、异化翻译的确立异化翻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其确立标志着翻译理论领域的一次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对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
在异化翻译的理论框架中,原文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译者的改造,而是积极地参与到译文的构建过程中。
这种转变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文化思考,也反映了翻译理论研究者对翻译本质的不断探索。
劳伦斯·韦努蒂是异化翻译理论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他通过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异化翻译的理念。
韦努蒂认为,传统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译文的流畅性,而忽视了原文的异质性和文化内涵。
归化异化,翻译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
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都是不存在的。
有些学者认为归化和异化,无论采取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将二者混淆使用。
然而我们在实际的翻译中,是无法做到这么纯粹的。
翻译要求我们忠实地再现原文作者的思想和风格,而这些都是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因此采用异化法是必然;同时译文又要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及原文的流畅,因此采用归化法也是必然。
选取一个策略而完全排除另一种策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缺陷,因此顾此失彼不能达到最终翻译的目的。
我们在翻译中,始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使译文在接近读者和接近作者之间找一个“融会点”。
这个“融会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些,但无论接近哪一方,都要遵循一条原则: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不能距离作者太远。
即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同时,我们应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而对其文化因素进行异化处理。
这样,译文作品可兼两策略之长而避其短,使两者有共同发展的空间。
4 0收稿日期:2001-11-25本文准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作一回顾,并对2 1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
笔者这次谈论翻译策略,不想再沿用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中外翻译界对这两个术语已经争执了两千多年,我们不如索性换一种提法。
1 8 1 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在这里,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
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 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
(Venuti,1995:20)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但异化、归化似乎更加“原则化”,也更便于把握,因此我们就用它们来概括翻译的两种策略。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可文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掀起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 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 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 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但是,从翻译策略来分析,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整整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翻译界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两种方法在中国渐渐趋向平衡;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2 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
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日渐增多,而我国的政治宣传正是向西方国家传达政府部门权威声音的关键途径。
所以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政治翻译工作尤为重要,怎样才能将我国政治中出现的特色词汇准确的翻译成英语词汇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归化与异化的概述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首次提到“归化”和“异化”这两个翻译术语,他对“归化”的定义是尊重目标语言中的主流价值观,对文化作品的原文采用比较保守的同化翻译方法进行翻译,以迎合本国政治和出版商的意向。
归化的翻译原则就是不拘泥于原文,而是用本国语言以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目标作品中的句子含义。
韦努蒂是“异化”翻译方法的代表,他认为应当在翻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不同国家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概括起来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简单的来说,归化就是以本国译文的读者为最终目标,在时刻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的前提下对国外的原文进行翻译的原则。
“异化”就是指翻译家应当保留原文的意味,突出两国之间文化的差异。
二、政治文献的文本特点及时代特点文本特点政治文献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信息载体,在我国,政治文献主要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者规划的政治方向、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等等。
政治文献中常常会出现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这些词汇在外文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又因为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一些词汇具有很深厚的历史故事和渊源,再加上东西方文字表型和表意方面的诸多差别,所以对这些词汇进行非常准确的翻译是比较困难的。
时代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过两个翻译高峰期,其中一个就是中英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这段时间内的翻译方式主要以归化为主,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则是以“异化”为主。
另外一个翻译高峰期则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翻译家受到国外翻译方法的影响对作品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作了深入的研究。
谈翻译日语中的“归化”和“异化”作者:石梦星来源:《读与写·下旬刊》2010年第07期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0)07-0229-01摘要:“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中极富争议的论点问题,本文从日语翻译中的角度谈对归化和异化的几点认识。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日语一、引言在翻译日语时,使用“归化”还是“异化”是译者主体做出的选择。
就翻译日语而言,就是译者选择的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文化风格。
比如说,将俳句翻译成汉诗,这就是归化。
强调俳句的原有韵律去翻译俳句,这就是异化。
而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都是希望译文通顺的。
这在大的范围内是统一的。
当然,“归化”和“异化”之争由来已久,许多研究者发表著作和论文讨论其关系,寻找“归化”和“异化”的最佳比例。
本文试从日语翻译成中文的角度出发,分析“归化”和“异化”,并试探讨“归化”和“异化”与译者的主体性之间的联系。
二、日翻中时“归化”和“异化”会遇到的问题“归化”和“异化”之争的源头就是“直译”、“异译”。
但是“归化”和“异化”上升到了文化层面。
“直译”、“异译”的争论自古就有,赞成“直译”和赞成“异译”的都大有人在。
“直译”、“异译”侧重于语言方面,而“归化”和“异化”侧重于文化方面。
在了解“归化”和“异化”之前先应该明白其与“直译”、“异译”的区别。
而在不同的文本和语境中做出不同的选择。
例如,たら的翻译,下面是对川端康成的《雪国》的原文引用:が寝床に入ると、女は机に胸を崩して水を飲んだが「起きなさい。
ねえ、おきなさいったら」中间的たら,如果直译的话往往就是翻译成:如何,怎么样。
但是这样就体现不出原文中的女子焦躁语气,这个时候,译者往往就会采用“我说”这样的翻译方式。
三、提倡异化的鲁迅鲁迅翻译了很多日文作品,赞同异化,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弘扬本民族的文化。
是为了“进攻”。
这点可以比对站在反侵略立场上提出反对译文通畅的策略的劳伦斯·韦努蒂。
论英汉习语互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王宁内容摘要:众所周知,习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的简短又生动形象的短语或句子,它代表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色。
现如今,世界各国间交往日益密切,这种交流不仅体现在经贸等方面,文化交流也在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习语的翻译与传播尤为重要。
由于中西方风俗习惯、地理位置等差异,中西方习语表达出的文化内涵也存在一定差异,这对习语的翻译与传播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主要对英汉习语互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策略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的探究,使读者能够更加明晰习语翻译时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归化异化习语翻译随着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深入,习语的翻译与传播也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若习语翻译不当,极有可能造成误解。
然而,由于中西方语言及文化差异,语言选择上会有一定的偏差。
近年来,习语的翻译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翻译英汉习语时主要采用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
尤金·奈达提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
①(郭建中,2000)。
我国学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分为两派,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归化法,以梁实秋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异化法。
本文将主要探究英汉习语互译时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并且也将重点对归化异化的优缺点进行评析。
目前人们对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已越来越重视,因此英汉习语翻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习语的翻译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
因此,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对英汉习语翻译现状的研究,总结出行之有效的习语翻译策略,有效地提高英汉习语翻译的准确性。
一.文献综述为了世界各国文化能够良好传播,习语翻译变得尤为重要。
归化异化策略是英汉习语翻译时所采用的的主要策略。
本章将简述对归化异化的定义以及国内外学者英汉习语翻译的研究现状。
(一)归化与异化定义归化与异化最早是由韦努蒂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从权力话语看韦努蒂的文化翻译理论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权力的表达和文化认同的塑造。
在跨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着翻译暴力的现象,即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权力不平等和文化差异译者往往会对源语文化进行扭曲、删减或改写,从而导致信息的失真和误解。
翻译具有暴力性,无法避免[1](P.119),对跨文化理解和沟通造成深远影响。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强势文化往往通过翻译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实现文化霸权。
原文与译文的权力关系尤为复杂,原作者通过原文传达特定的观点,译者对原作进行解读和重构,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对原作的理解和诠释受到文化背景、语言能力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翻译建立了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桥梁,异化翻译在抵抗文化霸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内涵[2](P.120)。
本文旨在探讨福柯和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关联性,从中发现翻译暴力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实践,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暴力如何对跨文化理解和沟通造成影响,找到正确处理翻译暴力的方法与路径,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深化与发展。
一、权力话语与文化翻译的关系(一)权力话语理论概述权力话语理论是由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它主要阐释了权力、知识、话语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3](P.144)。
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权力的表现和争夺对象。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是一种对话语对象进行“赋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建构力量[4](P.3)。
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实践,是制度化和塑造的主体,它主导了人在社会与文本认知中的真理认知,进而塑造了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通过界定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形态,话语反映了权力对知识生产的深远影响[5](P.115)。
因此,话语也被视为探讨权力、知识与语言间关系的独特视角。
从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看商标翻译龙源期刊⽹ /doc/35496113.html从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看商标翻译作者:陈宣荣来源:《成都理⼯⼤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4期摘要:韦努蒂的“异化”和“归化”理论是处理⽂化信息的主要翻译策略,“异化”有益于彰显源语⾔⽂化特⾊,但容易引起⽂化冲突。
商标蕴含着丰富的⽂化,不同情况下,应针对性地运⽤归化和异化策略,采⽤不同的翻译⽅法,避免造成⽂化冲突,同时兼顾到商标所蕴含的源⽂化特⾊和⽬标消费者的兴趣,从⽽达到推⼴产品的⽬的。
关键词:异化;归化;商标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献标志码:A ⽂章编号:(2012)长期以来,翻译界对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作了⼤量探索和研究[1-3]。
学者们认为,“异化”与“归化”是翻译中处理⽂化信息的两种重要策略,“异化”策略可以突显源⽂化特⾊、利于推销源语⾔⽂化,⽽“归化”策略则不利于源语⾔⽂化的推⼴。
但事实并⾮如此。
商标的⽂化特⾊鲜明。
在商标翻译中,⼈们⾮常注重翻译技巧的运⽤,或注意到“异化”与“归化”策略的运⽤,但把直译与“异化”、意译与“归化”简单地加以等同。
事实上,“异化”策略不只对应直译这⼀种⽅法,“归化”策略也不只对应意译这⼀种⽅法。
针对⽬前国内外“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研究的不⾜,本⽂以商标翻译为例,将“异化”、“归化”翻译理论与各种翻译技巧相结合,通过深⼊分析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厘清和改变⼈们对该理论的固有观念,从⽽对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建⽴⼀个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好地促进翻译实践。
⼀、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理论受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发,美籍意⼤利著名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处理翻译中存在的⽂化现象时,意识到不同⽂化间存在因碰撞⽽产⽣的霸权与反霸权之争,因此他在构建⽂化翻译策略时,从反对殖民主义的⽴场出发,在《译者的隐⾝:⼀部翻译史》⼀书中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两种关于⽂化的翻译策略[4]。
从译文实例看韦努蒂归化异化策略[Abstract]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sation ar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ggested by Venuti. This paper explains their connotations and methods which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raditional linguistic approaches. The concept of the two strategies is helpful in evaluating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ranslator from the point of translation history. However, their shortcomings are obvious. By analysing three famous translation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 in guidance of both strategies. The conclusion is Venuti’s strategies are rooted only in a specific background of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When translating from Western languages into the Third World’s languages, the translator should do much research into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essentially, he/she should abide by the democratic thought which is the basis of Venuti’s strateg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translation maintain the innate cultural element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culture.[Key words]domestication,foreignisation,translation strategies,Anglo-American culture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sation are two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ggested by Lawrence Venuti. Domestication “entails transla ting in a transparent, fluent, ‘invisible’styl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foreignnessof the TT [target text].”\[1\]144 Foreignisation, also called resistancy or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 is “a non-fluent or estranging translation style designed to make visible the presence of the translator by highlighting the foreign identity of the ST [source text]and protecting it from the ideological dominance of the target culture”.\[1\]145There are two issues to consider when applying the strategies. The first is the choice of the foreign texts. Domestication favours the ST which conforms to the domestic cultural values whilst foreignisation prefers those standing in a peripheral position within the source culture; that is those kinds of texts may be neglected by either the source or target readership. The other issue is the sele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Domestication is a target-oriented approach, through which the message is conveyed in the mode of the target culture, even at the cost of adopting as Berman lists “hypertextual translation” including pastiche, imitation, adaptation, free writing.\[2\]278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retain the strangeness of the ST, foreignisation tries to keep a distance from its target readers.In the selection of methodology, these two strategie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raditional linguistic approaches. Direct translation and oblique translation proposed by Vinay and Darbelnet can be seen as the operating methods of foreignisation and domestication respectively.Ho wever,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linguistics-oriented approaches based on pragmatics and text linguistics”.\[3\]103 Venuti’s strategies are dynamic, involving more elements including not only linguistics, but also aesthetics, culture and politics.\[4\]194 These elements enlarge the rang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en discussing translation, we move beyond the domain of language,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activity with influences from social ideology, politics and other factors. The two strategie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superficial pursuit of literary equivalence, but, rather, focus also on national spirit and political issues.The concept of the two strategies is helpful in evaluating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ranslator from the point of translation history. Fawcett describes the network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s a “power play” in which editors and copy-editors are players.\[1\]151 In the network, the translator has no position of power. Nevertheless, on the basis of discursive heterogeneity,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gives the translator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He has to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ST i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but also initiate the reformulation of the target culture and cut across the literary hierarchies by releasing the minor variants or, in Lecercle’s terminology, “remainders”\[5\]484, which vary from the standard dialect but are often ignored by the popular masses.However, as a guide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two strategies can be only used in a limited way. First, the effect of the strategies is complex.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sation is sometimes unclear. They are not simple binary opposites, but in Venuti’s words: “They possess a contingent variability.”\[6\]146 What they can provide is simply a way of thinking, aiming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o the autonomous existence of texts. According to Munday’s understanding, the term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sation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As Venuti further explains: “They can only be defined in the specific cultural situation in which a translation is made and works its effects”.(ibi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unclear boundary of the two strategies becomes less controllable.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starts with the receiving of the foreign text and ends when the TT is submitted. As for the social effects of a T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tself. With regard to th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any previous TT and later TTs share no common cultural situation. So the effect of the previous strategy cannot give any clue for later translators.Secondly, it seems that foreignisation can only be adopted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 Resistant translation is rooted in the fight against Anglo-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 It is said in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that the medium of the powerful culture integrates, colonizes and marginalizes the minor native culture. Perhaps Toury’s law ofinterference can properly explain why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is usual in the language of Anglo-American culture: “Tolerance of interference—and hence the endurance of its manifestations—tend to increase when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from a ‘major’or highly prestigious language/culture, especially i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s ‘minor’, or ‘weak’.”\[7\]278 For example, Shakespear’s plays boast unmatched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plays. The translator tends to follow his canonized model. Here are four lines of the play Merchant of Venice: It is enthroned in the hearts of kings,It is an attribute to God himself;And earthly power doth then show likest God’s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8\]825Chinese version by Zhu Shenghao: “慈悲的力量却高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