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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五十年来敦煌学研究历程及其特征陈友冰提 要 台湾五十年来在敦煌学的研究中经历了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起步、发轫期,七、八十年代的发展鼎盛期,以及1987年台湾政治解禁后的多元新变期,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和着重点都有所不同。
台湾敦煌学与大陆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其特征。
关键词 台湾敦煌学 研究历程 特征 五十年来台湾的敦煌学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为起步、发轫期,七、八十年代为发展、鼎盛期,九十年代为多元新变期。
下面简述其演进历程。
一 起步、发轫期五十年代末,台湾的一些报章上开始出现关于敦煌学方面的介绍文字,如苏莹辉的《谈敦煌学》(《新生报》1959,10,16),彭楚珩《变文与我国民间文学之渊源》(《中央日报》1959,8,4),为以后的敦煌学研究做了一些启蒙和铺垫工作。
六十年代初,台湾的敦煌学研究开始起步。
1960年,胡适发表的《菏泽寺和尚五更转两首———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4),大概是台湾第一篇关于敦煌曲的专论,同年徐鸣亚的《从变文到诸宫调》(《畅流》1960,6)则是敦煌变文研究的开始。
1963年,潘重规在华冈中国文化学院率先开设“敦煌艺术”课程,发唱惊梃,启台湾敦煌学之先声。
1965年冬,政治大学开设“敦煌学”、“敦煌变文研究”两科目,敦煌文学研究正式纳入轨道。
1969年12月,该研究所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罗宗涛《敦煌讲经文研究》问世(其手抄本于1972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出版),论文中对敦煌变文作了系统全面的考论,分为变文的题材、用韵、语体、仪式、时代五个部分,全书学识丰厚,其中的“用韵考”、“时代考”、“语体考”诸章更是富有卓见。
同年,他的《敦煌变文用韵考》由众人出版社出版,这是台湾第一本关于变文方面的专著。
邱镇京的硕士论文《敦煌变文述论》(中国文化大学1965),则第一次对敦煌变文的源流、体制、特点、内涵作出综论。
敦煌文化研究报告敦煌文化研究报告一、引言敦煌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成为全世界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本报告旨在对敦煌文化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在历史、艺术和宗教领域的影响。
二、历史背景敦煌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由于地处偏远，敦煌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环境。
在东晋时期，敦煌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吸引了大量的文化人才。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敦煌经历了多次兴衰，但其文化繁荣一直延续到唐朝。
三、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遗产之一，被誉为“东方艺术的宝库”。
这些石窟是在400年多的时间里由艺术家们挖凿而成的，共有492个洞窟，大约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和2100多尊彩塑。
这些壁画和彩塑以其丰富多样的题材和精湛的技艺而闻名于世。
四、艺术特色敦煌壁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技艺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
这些壁画的题材广泛涵盖佛教、道教、儒教等各种宗教、历史和民俗文化。
色彩鲜艳、构图精巧的壁画展示了中国古代绘画技法的独特之处。
五、对艺术史的影响敦煌文化对中国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展现的丰富多彩的题材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其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参考。
敦煌艺术还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对西方艺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六、对宗教的影响敦煌文化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描绘了佛陀的故事和佛教的教义，帮助人们理解佛教的教义和心法。
此外，敦煌莫高窟也成为佛教信仰者朝圣的重要地点。
七、结语敦煌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对中国艺术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应该加强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使其得以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1. 陈志刚，敦煌艺术概论2. 李秀华，敦煌文化史3. 刘利宾，世界敦煌文化研究前沿。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大地上，介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绵亙着一条由东南延向西北的长达千余公里的形似走廊的地带，这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
在这条走廊的最西端镶嵌着一块如翡翠般的绿洲，这就是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
敦煌虽然面积不大，位置也较偏僻，但分外引人注目：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她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进基地和西域门户；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说，她是著名的古丝绸路上的咽喉枢纽；对于艺术家与佛教信徒来说，她是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和佛门圣地；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她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宝库…… 她的历史笼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环，她的名字也随之而熠熠生辉。
敦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曾为古丝绸路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今天又由于她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驰名于世界。
1900 年，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 17 窟）中珍藏的大批古代文书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敦煌的名字响遍了全球，敦煌学遂应运而生。
历经百年的发展，今天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地地道道的国际性显学。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汇之地。
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
”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
《汉书· 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
曹魏时增至三道。
《魏略· 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
”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
敦煌文献概述Document number【AA80KGB-AA98YT-AAT8CB-2A6UT-A18GG】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
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
瓜沙二州离得不远。
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
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
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
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
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
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
行政单位叫归义军。
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
不光指莫高窟。
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
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
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
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
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
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
河对岸就是三危山。
（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
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
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
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
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
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
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
出了敦煌，分两路。
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
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
■陈炎人从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设立敦煌郡开始,2000多年来,敦煌的兴衰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地理,经济和文化。
敦煌的地理位置。
汉代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出玉门关和阳关，分为南北两条道路。
南线从敦煌出发，经过楼兰，越过葱岭而到安息，西至大秦。
北线由敦煌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
所以,敦煌是中西交通中转站和西域门户，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三岔路口。
地理位置的优越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到东汉和魏晋时期，敦煌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易中心。
西方的珠宝香料、玻璃器皿由此流入中原冲国的丝绸漆器茶叶也不断运往西方。
《后汉书》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隋代和盛唐时期，国力强盛,丝绸之路全线畅通,经济稳步发展.商贸繁盛，“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
《旧唐书》记载,天宝年间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
中原儒家文化从汉代便在敦煌生根发展，两汉之际，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敦煌。
莫高窟开窟造像由僧人开端，贵族参与，逐渐兴盛。
到了盛唐，敦煌文化进一步凝聚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还有我国西域、青藏、蒙古等地的民族文化，形成一种在中原传统文化主导下的多元开放文化。
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
那时的敦煌，地理、经济、文化三者俱强。
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敦煌地理位置的优势性不复存在。
元代以后莫高窟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
明嘉靖七年封闭嘉峪关，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
至此,敦煌经济萧条、文化沉睡。
这一时期,敦煌是地理、经济、文化三者俱弱。
清雍正三年,朝廷设沙州卫，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乾隆二十五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
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震惊世界。
敦煌愿文研究现状与成果综述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是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以其丰富多彩的壁画和雕塑而闻名于世。
自20世纪初以来，敦煌研究在中国和国际上一直备受关注，成为古代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对敦煌壁画和文献的研究中，愿文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了解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对佛教文化和传播、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文将对敦煌愿文研究的现状与成果进行综述。
一、敦煌愿文的发现与特点敦煌愿文是指在敦煌莫高窟中出土的一类特殊文献，其主要形式是写在竹简、帛书和纸张上的经文、佛经等文献。
这些文献大多是用梵文、汉文和吐火罗文书写的，内容涉及佛教经典、论著、经传及历史等。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敦煌愿简，这是指写在竹简上的一类文献，通常是佛经、论著和诵经文献，通过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佛教在唐代敦煌地区的传播状况、佛教文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因此对于研究敦煌和当时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20世纪初以来，敦煌愿文研究一直是中国和国际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研究敦煌愿文的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 敦煌愿文的整理与研究敦煌愿文的整理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负责，他们通过整理、翻译、考证等一系列工作，对敦煌愿文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
通过这些工作，不仅对敦煌愿文的数量、类型、内容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而且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
2. 敦煌愿文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敦煌愿文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主要是指对敦煌愿文所用文字、语言的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对梵文和汉文的翻译、注释、对照等工作，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敦煌愿文的内容和特点，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敦煌愿文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主要是指对敦煌愿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文化现象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通常需要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敦煌愿文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敦煌莫高窟数字化经济工作经验介绍申论壁画类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内涵壁画类文化遗产目前存在多种病害，例如起甲、龟裂、疱疹、酥碱和空臌等，并且易发生颜料层脱落、褪色等现象。
壁画类遗产数字化技术是通过摄影采集和计算机等技术，将壁画类遗产当前的信息以计算机数据的形式永久地记录下来，并且能够多次重复使用。
壁画数字化的生命周期为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交换和服务，所以，壁画数字化的内涵不仅仅是单纯的摄影与计算机相加。
经过对敦煌石窟壁画20余年的数字化探索与研究，总结壁画类遗产数字化的内涵，即融学术、技术和艺术于一体。
坚守莫高精神用数字技术讲述“敦煌故事”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首次提出“数字敦煌”概念，利用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永久地、高保真地保存敦煌壁画彩塑的珍贵资料，为人们在千百年后仍可以领略敦煌莫高窟的神韵提供了可能。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敦煌研究院首次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向全球免费共享敦煌石窟30个精品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及全景漫游。
从地处西北的“神坛庙堂”瞬间走向海内外，全世界的观众可以足不出户走近敦煌石窟，通过“数字敦煌”项目，置身4430平方米的虚拟空间，跨越10个朝代，在瑰丽传奇文明的穿越之中。
感受千年敦煌壁画和塑像的魅力与荣光。
截止目前为止，“数字敦煌”项目工程已完成28身彩塑三维重建，采集198个数字化洞窟，数字化图像处理90个洞窟，高清图形采集精度达到300dpi。
这些数字背后，不仅是敦煌文物保护与时俱进的成果显现，更是一代代“莫高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据了解，数字敦煌现核心团队共计90余人，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专业，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而走到一起。
“这些核心工作人员全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敦煌研究院对年轻人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
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何 蓉提要:本文以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视角,考察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内容、规模和经营方式,指出在其物质化的外表之下包含着宗教的理念,而且,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寺院经济在宗教上的正当性得到了保障,体现并传播了佛教的基本伦理原则。
本文以中古佛教的经济经营与社会影响为核心,剖析了其宗教性的特征,为进一步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提供了初步的框架。
关键词:佛教寺院经济 社会的宗教 布施—功德观 吕先生在论及中国佛教诸宗派的演变时指出,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衰落(吕,1979:242),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即中国佛学乃至佛教的发展与演变,是与一定的供养方式或经济模式直接相关的。
证诸史籍,则晚唐、五代之前的千年与北宋以降的千年间,中国佛教经历了以讲求义理辞章的庙堂之学为突出特征到以民俗化的佛事实践为主的转变,其供养方式也经历了从世俗供养为主到僧侣自我供养为主的变化。
换言之,佛学讲论最为兴盛的年代,正是佛教寺院经济蒸蒸日上之时,而唐武宗灭佛在相当程度上截去了当时佛教赖以依托的经济根基,并昭示着中国佛教将由新的方向而去。
宗教与经济在现象上的这种契合方式并非偶然,但却与佛教留给人们的印象不相侔:何以一种宣扬弃世苦修的宗教,其发展会受到寺院的经济模式的制约,且出现义学与财富同盛共衰的情况?近年来对于佛教物质文化的研究亦表明,历史上,佛教的确呈现出冥想入定与经济经营并存的现象:一方面认为“钱、财、宝”是修行的障碍,强调少欲知足是修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广占田宅,产生了势力强大的寺院经济,从而产生了与一切皆空、制欲苦修的基本教条不甚一致的、以雄厚财力为支撑的金碧辉煌、庄严具足的外表(柯嘉豪,2003)。
由此产生的＊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的前期成果,项目批准号06JJ D840001。
一个问题是,佛教的寺院经济是否具有宗教上的正当性,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历来对寺院经济的研究(如:陶希圣,1979;何兹全编,1986;黄敏枝,1977b ,1989;道端良秀,1977),主要是从社会史、经济史的内部,关注作为经济部门之一的寺院经济的特征、规模、种类等内容,较少讨论寺院经济的宗教特质以及它如何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演化,而在这一视角下,兰道尔·柯林斯与谢和耐的见解颇为引人注目。
70年来敦煌寺院经济研究概述 发布: 2009-5-20 23:22 | 作者: xiaojin | 来源: 国学网 | 查看: 37次 70年来敦煌寺院经济研究概述 赵青山 经济史2007．3 摘要：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利用敦煌文书研究敦煌地区寺院经济。时至今日，已有很多论著问世，这些文章涉及范围广，议论程度深。本文就前人的研究工作做一简单的概述，以展示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程度。
关键词：敦煌／寺院经济／概述 引言 由于敦煌文书特殊的历史经历，开创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这一领域的先驱是日本学者，主要有那波利贞、仁井田升、池田温、藤枝晃、竺沙雅章等等。在20世纪30到60年代，主要研究成果有：那波利贞的《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碾经营》①和《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钱谷布帛类放贷营利经营实况——根据敦煌发现文书》，②藤枝晃的《敦煌的僧尼籍》，③仁井田升《敦煌寺院佃户有关文书——关于人身不自由的规定》，④竺沙雅章的《论敦煌的寺户》⑤和《敦煌的僧官制度》等。⑥80年代除了日本学者外，法国学者也非常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北原薰的《晚唐五代敦煌寺院经济——以收支决算为中心》，⑦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五——十世纪中国寺院经济研究》⑧、童丕的《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等。⑨
中国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要晚于日人，最早涉及这块领域的(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是向达先生，他在《中西交通史大纲》中论及了敦煌寺户。在此之后的10年里，敦煌寺院经济研究一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敦煌寺院经济在国内才掀起了一次小的高潮。姜伯勤先生是这次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姜先生于1972年着手创作《唐代敦煌寺户制度》，先后写了《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⑩和《论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⑾1982年费时将近十年的力作——《唐代敦煌寺户制度研究》最终完稿，此后又写了《唐西州寺院家人奴婢放良》⑿和《敦煌寺院碾碾经营两种形式》⒀等“系列”文章。在姜先生的影响下，其他学者也开始把眼光投入到这一领域，主要成果有：谢重光《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后简称为《几个问题》)，⒁台湾学者唐耕耦《伯2032号甲辰年净土寺诸色人破历会计稿残卷试释》等文章。⒂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有了苏醒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不够丰富，队伍还显得十分薄弱，研究的领域不宽，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国内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迎来了它的春天。这一时期由于敦煌卷子大量公布和敦煌学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特别英、法、日、俄等国藏敦煌文献的刊布，为我国学者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这一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据笔者所见，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十五年的时间里，发表关于敦煌寺院经济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雷学华的《唐代敦煌的寺院经济》，⒃张弓的《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⒄白文固的《中国僧官制度史》，⒅郝春文的《隋唐五代宋初佛教与寺院关系》⒆、《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一)》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21]、《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三)—大众仓试探》[22]和《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四)》[23]、《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与寺院常住斛斗的关系》(上、下)，[24]田德新的《敦煌寺院中“都头”一职》[25]和《敦煌寺院中的都师》[26]、李德龙的《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后简称《世俗化》)[27]、唐耕耦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28]公维章和文澜合写的《敦煌寺院中的会计——直岁》，[29]沙知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0]郑炳林的《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佛教》，[31]苏金花的《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尼免赋特权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32]和《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33]等等。这一时期明显的特征就是研究队伍壮大，研究范围扩张，研究深度加深。本文主要从寺院地产、依附人口、管理机构、僧职人员、经济收入支出、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等几方面为专题，分别对70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
一、关于寺院地产的研究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所以田产在寺院经济结构中必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敦煌寺院田产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谢重光的《几个问题》、李德龙的《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等。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以吐蕃——归义军时期为历史背景，对敦煌寺院田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作者认为，吐蕃时期寺院田产分为寺院自营地和寺户分种地。寺院自营地的存在延缓了寺户劳役制的终结。到归义军时期寺院自营地减少，依附人口提供劳役制退居次要地位，寺院土地经营出现了租佃关系。而且由于寺院自营地的普遍缩小，园囿在寺院地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作者对寺院田产结构的精彩划分，对我们了解敦煌寺院土地经营运作提供了捷径。整篇文章还对寺院经营模式、寺院经济结构、寺户上役形式和内容等一系列变化做了精辟解释。
《唐代敦煌的寺院经济》专门对敦煌寺院田产及其经营形式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敦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大批劳动人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敦煌寺院庄园经济，敦煌寺院这种庄园经济的性质属于寺院占有制，即寺院全体僧人共同所有制。
《几个问题》一文的第三部分“沙州寺院经济的经营内容与特点”中指出，归义军既用授地收租的方法剥削百姓，又迫使他们随时为寺院上役的租佃制，是归义军时期沙州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世俗化》一文中指出，由于唐中后期均田制的破坏和寺院经济自身的发展，敦煌寺院土地买卖盛行，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作者认为这是整个唐后期寺院经济的一个缩影，寺院经济与世俗的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略涉寺院土产品研究，主要有： 冯培红在《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一文中指出，在唐朝前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敦煌地区开始出现营田。该文对敦煌地区的营田制有新的认识，即此地“营田一般由民户承营，无军事性质，故不属于边疆营田的军垦性质”[34]、“官有土地，雇民以耕”。[35]到吐蕃时期，部分营田流向寺内，由“营田夫”(寺户)轮番耕作。作者从寺院田夫与官府营田户的征调方式、地位、自由程度等方面加以区别，认为寺院营田属于寺院私有财产，相对于官府营田较为特殊。
敦煌寺院地产中除了大田还有园囿。《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文中，姜伯勤认为在归义军时期，寺院自营地普遍减少，园圃在寺院地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圃经济研究》一文根据敦煌寺院入破历的零星记载钩沉补缺，对园囿的性质种类、分布和种植内容作了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园囿有两种来源方式，即豪族大姓施舍和寺院自置寺产。文章认为归义军时期每寺都有园囿，园内种植有各种果树、粮食、蔬菜，为寺院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在剩余之时这些物品还可以对外出售。
在敦煌寺院地产中除了我们一般认为的种植庄稼的田产之外，还包括牧场和林场。 郑炳林在《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36]一文中，突破资料匮乏的困难，利用零星记载，对敦煌地区树林种植分布、使用、种类及建筑木材的来源进行了研究。就寺院方面而言，文章指出寺院种植林主要分布在敦煌三窟十七寺及一百余所家寺兰若周围。寺院还是使用木材的大宗。除了自己栽种树木外，寺院还要用麦、粟、布等作价购买木材。
张亚萍《唐五代敦煌地区骆驼牧养业》一文中就敦煌寺院的饲养、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乜小红《唐五代敦煌牧羊业论述》对寺院牧羊业也有论及。
对于寺院各项经营在寺院经济收入中的主次轻重，姜伯勤认为在吐蕃占领时期为布施、地产和利润。到归义军时期变为利润、布施、梁硙课和地产。但是谢重光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觉得由于资料缺乏，对于哪一项在寺院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还不能做出确切的判断。作者认为“大体上说，农业是沙洲寺院经济中最主要的部分，高利贷剥削也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畜牧业和手工业则是比较次要的和辅助的经营项目。”[37]
从上面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对寺院土地的经营形式和历史演变的论证较为充分深入，但在寺院畜牧业方面，文章较少，研究亟待加强。
二、关于依附人口的研究 仁井田陞在《唐末五代的敦煌寺院佃户制度文书——关于限制佃户人格自由的规定》一文中指出，寺户在经济上已经独立，在农业生产方面已经摆脱寺院直接经营方式，有的甚至拥有奴隶。因此寺户在经济地位上要高于奴隶和雇农，但是从寺院对寺户的婚姻限制上来说，寺户具有私属的性质。
竺沙雅章在《敦煌的寺户》中，依次论述了寺户的组织、劳役、性质及寺户制度的变迁。作者认为在敦煌文书中“寺户”特指吐蕃占领时期具有农奴性质的隶属民，他们以“团”为基本编制进行耕作。到归义军时期“寺户”改名为“常住百姓”。文章还依据当时政治状况对“守囚”一役作了尝试性的探讨，指出“守囚”是蕃占时期“接收寺舍作为临时狱舍，征用寺户看守”[38]的一种劳役。
1938年，那波利贞发表了著名的《梁户考》。他的贡献在于首次考证了“油梁子”、“油梁”和“梁户”，认为梁户亦属于寺户。谢和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对“梁户”进行了讨论，谢和耐主要的贡献是指出P．3391号文书具有契约的证据。姜伯勤在《敦煌寺户文书中“梁户”的性质》一文中，对“梁户”是否是雇佣人，“梁课”交纳实际情况等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作了研究。姜先生对“梁户”问题出色的贡献在于给出了梁户出现的经济背景。
在《敦煌寺院中的“常住百姓”》一文中，作者认为“常住百姓”是归义军统治时期对依附于寺院的人口的一种称谓，其前身是吐蕃时期的“寺户”，这种称呼的改变是历史潮流的逼迫。作者最后认定在归义军时期由“寺户”改称为“常住百姓”是农奴式的寺户制度走向衰亡的征兆。
日本学者堀敏一《唐代后期敦煌社会经济之变化》[39]对“常住百姓”得出了与姜先生基本相同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堀敏一认为梁户即属于寺院又属于官府，与姜伯勤的梁户专属于寺院的说法不一。
谢重光《几个问题》一文中对寺院部曲、奴婢的性质、数量和地位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寺院部曲是由奴隶经过免放而来，是寺院经济中农牧手工业生产的主力。因为受到寺院残酷的剥削，引起部曲不断的反抗，迫于无奈，这一时期寺院释放一部分奴婢，致使奴婢数量减少。
关于园子的问题讨论者较多。谢和耐认为在僧团仆从中有大量的农民，即是“守园人”。[40]堀敏一认为“敦煌寺院的园子家人式的劳动”，[41]„敦煌归义军的园子、看园人，亦有动员常住百姓的可能”。[42]从上可以看出谢和耐和堀敏一都认为园子是寺院的依附人口，受寺院奴役。姜先生《唐代寺户制度研究》中认为园子是对掌握一定园林技术种园人的称呼，“园子不止一种固定身份”。[43]作者还对沙州归义军时期寺院园子身份进行了考察。郑炳林在《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一文中从园子为寺院园囿劳作的内容，寺院对园子工价的支付和寺院、园子双方权责划分做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