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兰亭论辩的逻辑问题
- 格式：doc
- 大小：43.00 KB
- 文档页数：5
郭沫若“蘭亭論辯”的邏輯問題
王福權
学号：2012000793
關鍵字：郭沫若蘭亭論辯邏輯
摘要：郭沫若的“蘭亭論辯”犯了以偏概全和自相矛盾的錯誤，因而其兩萬字的論文不能成立，蘭亭序是東晉時期王羲之的作品應無問題。
一、蘭亭論辯的始末。
1964年9月10日，南京中華門外戚家山殘墓中出土了《謝鯤墓誌》，風格為帶有蠶頭燕尾的隸書。
這兩方墓誌上的字體與王羲之《蘭亭集序》（書於永和9年即353年）的字體及風格完全不同。
1965年1月19日，南京新民門外人臺山出土東晉《王興之墓誌》，字體風格半隸半楷。
背面刻寫的是王興之夫人的信息（卒於永和4年即348年）。
1965年6月，郭沫若寫了兩萬多字的文章《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並在《文物》雜誌發表，《光明日報》連載，因為懷疑書聖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是假的，引起軒然大波。
當時毛澤東也認為《蘭亭序》是偽作，郭沫若發表論文後，高二適發表反對意見到《光明日報》被退稿，於是求助章士釗，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信推薦並希望得到批示，毛澤東則表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並吩咐陳伯達安排，郭沫若得知後，高二適的文章才被《光明日報》發表。
從此以後的半年內，學術界展開大討論，對《蘭亭序》持否定態度的一方由郭沫若為主要代表，另有史樹青、啟功（由於政
治所迫，文革後發表文章聲明是被逼的，並寫了反對意見）、龍潛、趙萬里、於碩等人，對《蘭亭序》持肯定態度的有高二適、章士釗、唐風、嚴北溟、商承祚等人。
康生等人在此時期曾組織專人寫文章批駁高二適支持郭沫若。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編纂《蘭亭論辯》一書，收錄了有關“蘭亭”真偽之爭的18篇文章。
按立論不同，分成上下兩編。
上編是郭沫若及與其觀點一致的文章15篇；下編僅有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的3篇。
此事史稱“蘭亭論辯”，現在“蘭亭論辯”的餘音仍然未了，《蘭亭序》的真偽仍然有強烈的爭議。
二、郭沫若等人的主要觀點。
1）、《蘭亭序》屬於行楷書，已經沒有了隸意，因而與以下的墓誌風格完全不符。
2）、南北朝寫經體也都富有隸書筆意，與《蘭亭序》的筆意有時代性的懸隔。
3）、《蘭亭序》文章屬於悲觀消極的作品，與王羲之性格不搭配。
4）、南梁劉孝標記載的是《臨河序》，而李世民王《羲之傳》說的是《蘭亭序》，因而造假應產生在南朝梁到唐朝之間。
三、郭沫若列舉了五個墓誌就說東晉的書法風格應該是與該墓誌相同的，又說《蘭亭序》是假的，這犯了相當多的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並且是同一種邏輯錯誤犯多次。
其一：五個墓誌或南北朝石刻都代表不了東晉乃至整個東晉的書法風格。
書法到了東晉已經有多種模式和字體，如屏風、扇面、題匾、尺牘、簡冊以及各種實用物體上的銘文等形式中，已經具備了大篆、小篆、隸書（有波磔）、隸書（無波磔）、章草（草隸或隸草的規範期稱呼）、槁草（沒有波磔等裝飾的草書）、楷書、行書等。
墓誌不等於所有的書寫載體，並且墓誌上的隸書傾向也不能代表整個時代的字體傾向，而這裏的邏輯錯誤是因為A∈B無法推出A=B，郭沫若“蘭亭論辯”中的錯誤多數都是此類。
其二：在列舉的五個墓誌中，已經有《顏謙婦劉氏墓誌》是半行半楷風格，郭沫若仍然說“就這些墓誌看來，基本上還是隸書的體斷，和北朝碑刻一致，只有《顏劉氏墓誌》中有些字有後來的楷書筆意”，既然說了“基本”並且承認楷書風格的存在，為什麼《蘭亭序》又不能存在？這裏造成了邏輯上的矛盾。
其三：《蘭亭序》的前文是積極的，後文有消極傾向，但是不能說全文都是消極的。
即使是消極的也不能說就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
一個人的性格是十分多元的，可能會有積極的時候也有傷感的時候，而感情可能會隨著時間地點事件人物等而發生改變，用特定的一篇文
章的情感來推測是否符合一個人的性格原本就是用一個點去蓋一個面，是蓋不上的，所以用情感判斷是否屬於某個人的文章是不可靠的。
並且《蘭亭序》裏面講的“修禊事也”是三月三，清明後幾天進行的，傷感又有什麼不可以的呢？仍然是A∈B無法推出A=B的問題。
其四：南朝劉孝標稱作《臨河序》而李世民稱《蘭亭序》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就像是水叫H2O一樣，在水沒有被稱作H2O以前，就沒有水的存在了麼？
其五：從書法風格上看，脫去隸意的行楷書被否定了就相當於否定了《平安三帖》、《喪亂帖》、《姨母帖》、《妹至帖》、《頻有哀禍帖》《得示帖》、《十七帖》，甚至已經被鑒定為真跡的東晉王珣《伯遠帖》。
因為這些帖同樣是基本脫去隸意或完全脫去隸意的字體。
其六：王國維先生曾提出考古類研究需要文獻與實物相呼應的二重證據法，郭沫若沒有文獻能證明《蘭亭序》就是假的，早就有的東晉實物反而能夠推翻他的觀點。
他還敢用假設和預言來寫論文，實在是有些可笑。
四、東晉書法史與王羲之書風的多元性說明了郭沫若的片面觀點是錯誤的。
秦朝時，由於六國文字不同，看不懂，下面作亂嬴政怕自己不知曉，因而命李斯改為統一的小篆，所謂“書同文”。
而秦朝時因為大興牢獄，篆書書寫不便，已經開始隸化。
此時的隸書還比較單純，多是直線，被稱為古隸。
到漢朝時則已經分為有波磔的隸書和無波磔的
隸書。
而從簡便的角度上講，自然是沒有波磔書寫更加方便，而從美觀的角度上講，有波磔自然更加美觀，因而隸書雙向向前發展，到了漢朝已經具備了隸稿、隸行、槁草、隸草、草隸、章草等書體。
而隸行、隸稿、槁草是從沒有波磔的隸書發展過來的，前者偏向行書，後二者偏向草書，且以簡便實用為目的，草隸和隸草則是從有波磔的隸書發展來的，章草則是他們的規範化寫法。
這些書體仍然向前互相影響著向前發展，漢朝時就有好多人學習張芝的草書，已經是書法藝術的自覺期，三國時韋誕為了得到鐘繇的筆法曾吐血，到了東晉已經形成了相當嚴重的攀比之風。
而文獻中早就有記載說鐘繇書有三體：章程書（楷書）、行狎書（行書）、銘石書（篆、隸等）。
郭沫若只是用了銘石書來看東晉的書法全貌，這是不可以的，東晉在三國之後，自然有篆隸的銘石書，也可以有帶有楷書味道的隸書。
王羲之學鐘繇，不可能不會寫楷書行書。
王羲之學張芝，不可能不寫章草。
由此可見，郭沫若的觀點不光是違反邏輯的，更是違背事實的，是嚴重錯誤的。
參考文獻：
科學與邏輯方法課課件
《第五屆中國書法史論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當代中國書法論文選》榮寶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