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讨论稿系列No.019：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GVC和NVC的视角【刘志彪_张少军】

IED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

Industrial Economics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讨论稿No.019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GVC和NVC的视角

刘志彪 张少军

2008-04-26

版权所有©刘志彪 张少军, 2008。本文任何两段文字以下的引用或转载无须授权，但须标明出处。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GVC和NVC的视角*

刘志彪 张少军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本文以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及

其持续扩大的原因。本文认为，形成这一动态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与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化中的定

位有密切的关系。东部地区在加入GVC时，由于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

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空间和可能的选择。由于目前东部沿海地区自身面临着完成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量

来带动区域经济和关联产业的发展。面临要素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增加等挑战，东部地区的国际代工企业

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内迁和外移的重要抉择，一旦以外资为主体的国际代工者选择产业外移的方式而不是向

内地迁移的方式，除了对东部沿海地区会产生较大的冲击之外，更会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

用。本文就此指出，为了在动态的竞争中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区域经济良性互动，较为可行的政策途径是，

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的GVC基础上，着力延伸和大力发展国内价值链（NVC，National Value Chain），

通过产业内迁和产业链的延伸，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NVC无论是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

级，还是对形成区域间的产业前后向联系，从而对缩小区域发展差异，都具有积极可行的实践价值。而这

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千方百计地降低中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形成有利于本土企业和其它劳动密

集型企业健康发展的产业生态环境。

[关键词]：产业转移 地区差距 GVC NVC

[作者简]：刘志彪（1959—），江苏丹阳人，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经济。

张少军（1978—），山西省阳城人，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主要是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广大的中

西部地区，却在增长的相对位势上发生了普遍的 “塌陷”。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和严重的

地区差距现象，不仅对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最优使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

对于造成地区差距的原因，既有的国内外文献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回答的：第一，

发展战略的指向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区域优先策略和强调比较优势的发展战

略，即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区位和政策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广大的内陆地区则优

先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等产业，由此构建沿海——内地产业发展循环链条，试图首先通过极化

效应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实现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发展格局（陈淮，2001）。到了九十年代，

政府陆续推出“西部大开发”和“振兴老工业基地”等战略，试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缩小

地区收入差距，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第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差异。开放型经济可以通过其

技术外溢、制度改进、市场扩大、竞争效应等渠道促进经济成长。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

大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和要素禀赋等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存

在差异，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就有可能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Poncet(2003)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05JJD7900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6年重点项目（06AJL0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 子课题“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的研究表明，1987－1997年间，中国各省国内贸易在不断减少，而国际贸易却在不断增长，

并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是造成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要素市场

发育的不完全。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地区间的要素报酬趋同，

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因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制度创新不足等原因，却存

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分割。李国平等（2003）指出，生产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人口却

由于要素市场的分割而没有向东部集中。这种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失衡，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

的主要原因。第四，财政体制的影响。张晏和龚六堂(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发达地区

比中西部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这种财政分权效应的地区差异，也会加剧地区

差距的扩大。此外，学者们还从宏观经济因素、地区差异和累积性因果循环等方面进行了解

释（Demurger,2001；Golley,2002）。

我们认为，现有文献对中国地区间差距扩大问题的研究，普遍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研

究视角，这就是东部地区全面加入GVC的方式和程度对地区差异及其扩大的影响。其实，对

于像中国这种原本区域发展就处于不均衡状态的大国经济来说，加入GVC以及加入的方式，

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方式具有及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沿海地

区从1992开始，加快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利用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廉价的劳动

力、高效的产业集群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代工制造平台或“国

际制造基地”。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区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抓住沿海地区所腾出的国内

市场空隙，更没有与东部地区一起同步对接GVC，因而增长的差异被迅速扩大。

客观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间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

在着差异，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既不能用各地区都不发展的方式，也不能用东中西部地区

“齐头并进”的方式，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区域优先的政策，即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

率先加入GVC，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

要引擎。在发展态势呈现出“极化效应”的基础上，逐步获取极化后的“扩散效应”，带动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起飞。这种政策选择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

中国加入GVC的方式却造成了“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东部沿海的率先发展并未逻辑

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正如上述文献所指出的，中西部地区难以与沿海地区实现协调增长的原因，本身就是

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设想的是，中国地区间经济成长难以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与东

部地区对自身的发展定位有密切的关系，即东部地区在加入GVC的过程中，自身对“世界加

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

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的选择。在本文中，

我们将利用GVC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东部地区新的国际生产模式对东中西区域经济发

展关系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GVC的延伸和拓展，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

小地区差距的问题。

二、东部地区加入GVC的方式与地区差距的扩大

国际产业转移从生产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水平型产业转移和垂直型产业转移。水平

型产业转移可以定义为，总部设在本国，在本国和东道国都维持这个生产经营过程的转移方

式。这种产业转移的动机主要是推广品牌和占有东道国的市场等。垂直型产业转移则是，将

生产经营过程分成几个环节，并且将不同的环节放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的环节对要素禀

赋的要求不同，那么，这种产业转移的方式，就可以同时利用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和生

产的规模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进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

今天，垂直型产业转移体现为GVC主导的产业转移。 GVC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使得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少数几个赢家之一。但是，中国

承接GVC模式的产业转移方式，本质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型依附关系，即

发达国家通过GVC控制和俘获中国低端产业的关系，并由此造成了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的扩

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发展战略等因素率先加入了GVC，这种先发优势使

其经济增长获得了以“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和集聚”为特征的自我强化的力量。生产

的集中带来的人口的集中，扩大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给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通过企业前

后向关联形成的产业集群，增加了中间品的种类和数量，扩大了中间品的需求，从而降低了

企业的成本；生产的集中促进了物流、信息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发展通过提升企业

的效率，进一步导致了生产的集中；中国的财政体制具有分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土地

等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使生产型的增值税的制度安排给东部的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

入，而基于生产集中的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资源和要素的利用程度，也扩

大了税基。这些财政收入又通过投资基础设施等途径，使当地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环境得以改

善，从而形成了发展上的良性互动。通过上述几种渠道，中国的制造业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

地区（路江涌等，2006）。生产的集中自然会产生地区收入上的差距。

东部地区尽管形成了在位优势，但是其赖以加入GVC的比较优势是一般的、低级的生产要素，

而不是专业化的、高级要素。这与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和竞争性，这样就形

成了区域之间要素大流动的格局：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东部。中

西部地区只是得到了低级要素的报酬，再考虑到要素市场的扭曲，其要素的实际报酬更低。

具体来说，从劳动力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获得了低廉的工资后，有相当一部分会耗费

在生活和交通通讯等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等因素，在造成要素市场不完善的同时，

也降低了其实际收入，如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和教育等方面不平等待遇，最终使中西部地区

从GVC中得到的劳动收入是非常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支持沿海地区参与国际竞争，

中西部地区利用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优势，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等产业。中央政府通过价格管

制等方式，实现中西部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支持。这种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资源的计划配置，使

中西部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丰厚的要素租金。而能源和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也很容易使

中西部地区陷入“自然资源诅咒”。徐康宁等（2006）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多数省份丰裕的

自然资源并为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可见，对于东部地区嵌入的

GVC来说，中西部地区从中得到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最终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外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从1992年的26.4％上升到2005年的58.5％，

加工贸易占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形成了以外资进行国际代工为主

的生产模式。这种外资的国际代工模式，虽然给中国提供了就业，并且通过出口带来了外汇

收入。但是这种模式下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如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这就使得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要素租金”被发达国家榨取，并且污染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