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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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聚焦
我的老家在松花江畔，一个比较典型的东北乡村。30多年前，“文革”后期，村里有间图书室，父亲是管理员，我常溜去看书，《水浒传》就是在那儿看的;2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图书室没了。那时我上初中，仅有的两本课外读物是《今古奇观》和《金光大道》;10多年前，我回村里过年，闲来无事，想找本书看，左邻右舍找了几家，除了课本，还是课本，竟无书可读;近几年，村里生活改善了，电视普及了，网吧也有了，但想找本书读，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用科技知识指导种田和养殖的情况很少，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国60多万个村屯的现实。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成为农村挥之不去的文化痼疾。
现在，这一切即将得到根本性改变。一项惠及8亿农民的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将在五年内建设完成。
兰州会议展现蓝图
7月18日，兰州，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座谈会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一项工作，就是动员部署新闻出版系统做好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会上讨论了《“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这虽然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建设总体思路和标准目前还在讨论中，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尚待完善。但此稿的出台，是在今年“两会”期间龙新民署长提出“农家书屋”构想4个多月后，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主体框架设计比较清晰，展现的蓝图令人振奋。
――2006年至2010年，全国农村将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并逐步建立起为农民“出书、供书、读书、用书”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农村出版发行服务新格局，让出版物发行网络延伸进村。
――“农家书屋”是在行政村或自然村建立的、农民自己管理、自我服务的农民自助读书场所，按照“政府规划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运行机制”的思路建设与运作。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区目前开展的图书进村下乡、万村书库等类似项目统一纳入“农家书屋”工程范围，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分片定点、分头实施，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惠及农民群众。
――设立“农家书屋”捐助平台，以冠名权、通报表彰等方式鼓励国有、民营、个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捐建“农家书屋”，捐助人在统一规划基础上可以自主选择捐助对象。
――每一个“农家书屋”原则上可供借阅的图书不少于1000册，期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完成本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包括选点、建设标准、实施方案、资金来源、建设进度等。
我国目前有62万多个行政村，此工程将使30%的行政村拥有“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既是建设新农村的文化阵地，也是发展出版业的新兴市场，其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
各地实践积累经验
自从年初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农村书屋”的建设就在全国部分省市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由于刚开始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学习和借鉴，各地在具体的实践中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形态和模式，如四川的“公益性起步，经营性发展”的思路、江苏的品牌标识形象设计、河南的三种类型六种标准的标准化装备模式、北京的《星级书屋评选标准》、贵州的6种主导型管理模式等，虽然其形态和模式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积极探索的勇气和真抓实干的精神确实鼓舞人心。各地的实践和探索，为“农家书屋”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为在全国推广“农家书屋”工程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个问题有待破解
一是建设标准问题。如果仅限定书屋的出版物数量，而其他方面“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立相关建设标准”，难免会造成各地书屋的巨大差异。是否应该设立明确的最低标准，如场地面积、人员素质要求等，严防各地突击性发展，滥竽充数。
二是建设资金问题。现在解决建设资金的思路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以地方投入为主、国家适当补贴、鼓励社会捐助。每个书屋投资按3万元计，总投资达60亿元。如果再考虑人员工资、水电、出版物更新等费用，所需资金应该远不止这些。如此大的资金落实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鼓励社会捐助是一个办法，但其长期性、保证性让人担忧。
三是管理体制问题。现在的设计是:“农家书屋”按照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运行，村委会等各级基层组织只承担筹建和监督的职责，不直接参与管理。那么，书屋资产如何定性和保值？农民自主管理水平如何？20万个书屋如何整体协调发展？发展动力何在？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构想过于理想主义。要防止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防止像乡镇文化站屡建屡垮、大多数形同虚设情况的发生。
四是恒久性发展问题。20万家、60亿元，如此巨大的规模和投入，如果建成后无法自我发展，仍然需要持续的投入，那么就很难保持恒久性发展。“农家书屋”建成后，应该努力实现由完全依赖“输血”到自身“造血”的转变，在这一点上，四川在“农家书屋”建设中提出的“公益性起步，经营性发展”的思路值得深入研究。
出版单位的责任和机遇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从城市到农村是很多产业发展走过的路。现在，城市图书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可拓展空间越来越小。“农家书屋”建设为出版业由城市到农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龙新民署长日前《在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新闻出版做好‘三农’工作，既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的需要，也是新闻出版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农村文化市场将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20万家“农家书屋”建设，会形成对“三农”出版物的巨大需求。对出版单位来说，生产和提供农民群众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优秀出版物，不断满足广大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新的发展机遇。
“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这“九字方针”，不单是总署领导对“三农”出版物的具体要求，也是农民群众对优秀出版物的热切期望，同时也是各出版单位乘国家政策的东风、开拓广大农村市场、迎得新一轮发展的法宝。
“九字方针”说易行难。
所谓“看得懂”，就是强调读物的通俗性。要做到“看得懂”，就必须从农民的实际阅读水平出发，尽量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话深入浅出地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在图书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大胆创新，多元结合，可以将图片、漫画等形式融入其中，必要时还可以配VCD光盘。
所谓“用得上”，就是突出内容的实用性，一方面是生产用得上，一方面是生活用得上。生产用得上的书，现在已经出版很多了，大量新选题仍然盯着农技、养殖，大有泛滥之势，而生活用书，尤其是满足农村精神生活方面的图书太少了。
所谓“买得起”，不光是要考虑农民的购买力。要极力降低“三农”图书的生产、发行成本，同时也要兼顾出版社利益，强调公益性与产业性的有机结合。如果长期得不到利益，光靠政治手段和觉悟，是很难保证有序发展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1月推出的72个品种的《全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丛书》，均价在12元左右，比以前同类图书定价下降5元左右;2004年出的113个品种的《科技兴农奔小康丛书》，均价在10元左右;2004年8月推出的160个品种的《农业增收口袋书》，均价在3.5元左右;2005年6月推出的129个品种的《农业科技入户丛书》，每本最高定价不超过4元。通过几年的实践证明，随着本子不断变薄、定价不断降低，农民买得起了，销量自然大幅度增加。
关于“农家书屋”，我们有太多的憧憬。“农家书屋”是全国９亿农民的一个瑰丽的梦。现在，蓝图已展，梦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