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研究综述
[唐启翠、胡滔雄]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综述
日期 2006-6-14 20:03:00
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综述
唐启翠胡滔雄转引自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摘要】《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始怪之祖”。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集地理、方物、民族、民俗等于一身，还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神话。它那神秘莫测的面貌吸引着古今中外的学者对它进行探讨，以图解开它的“庐山真面目”。《山海经》成书两千余年来，研究之作可谓汗牛充栋，成就最大的主要是最近20年。人们从《山海经》文本的整理与校注，到其作者、成书年代、篇目、版本、图文的关系、性质、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展开全面的研究。然而大部分都是以实证方法去考据《山海经》之地望、道里。这种单纯的“实证”方法不仅未能证实《山海经》的真实面貌，反而把《山海经》研究引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限纷争之中。在众多的《山海经》研究学者当中，叶舒宪先生则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探索者，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一种全新地、系统地阐释视野出发，突破数千年来有关《山海经》的种种误读和众多陈说，对《山海经》进行了“知识考古”性的思想发掘与现代性的意义诠释。他从上古时代地理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和《山海经》空间模式的分布，来区分现实地理与“神话政治地理”，并结合考古学、民族志和民俗学，说明这种中国特色的“想象地理学”得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机遇。他把《山海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山海经》的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字】叶舒宪；山海经；方物；神话政治地理学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记载了约40个“国家”，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400多神怪奇兽，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历法、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内容。它又被称为“语怪之祖”，其中所记载的东西，常被斥为怪诞不经。西汉司马迁对其评语：“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①。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的判断词②。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虚妄之言”，“未可信也”③。连“五四”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也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④。它那神秘莫测的面貌和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着众多学者流连其间，以图解开它的“庐山真面目”。
一、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的历史定位
对于《山海经》的研究，自西汉刘向开始，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现在流行的《山海经》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6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所校定而成的。至东晋初年，郭璞主要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玄学、神仙学方面对其加以注解并完成《山海经》18卷定本，使《山海经》这一旷古奇书得以完整。
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山海经》的研究以征辑为主流。南朝后梁张僧繇绘制了《山海经》图；北朝后魏俪道元在注《水经》时对《山海经》一书征引阐发。此外，这一时期的地记、志怪书籍大量征引并使用《山海经》的材料。唐宋时，《山海经》被视为地理书，北宋《崇文书目》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这一时期，《山海经》作者“禹益说”受到了质疑。《通典》云：“《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继《通典》之后，尤褒更明确地把《山海经》“定为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南宋时，《山海经》地理书性质的认定开始出现动摇。《中兴书目》虽然将《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却又称“亦非尽善，当以入小说家为是。”
明清期的《山海经》研究以考据校注为主流。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1卷、王崇庆《山海经释义》18卷，多从文学欣赏方面阐发《山海经》的价值。清代乾隆时代的毕沅主要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郝懿行综合吴任臣、毕沅两家之长，对《山海经》文字、篇目进行考证，清除了经文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障碍。这期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在地理考释方面，吴承志在《山海经地理今释》认为《山海经》范围超出当时国界，涉及到朝鲜、日本、俄罗斯、阿富汗等邻国。
进入20世纪，“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现代学者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多从神话学立场看待《山海经》，茅盾说它“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⑤。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中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神话之渊府。⑥”
最近的20年来，《山海经》研究出现了高潮，人们运用多种手法，从《山海经》文本的整理与校注，到其作者、成书年代、篇目、版本、图文的关系、性质、价值及其地理范围等各方面都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大部分人以实证方法去考据《山海经》之地望、道里。这种单纯的“实证”方法不仅未能证实《山海经》的真实面貌，反而把《山海经》研究引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限纷争之中。比如说，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影响比较大的就有史书说、地理书说、巫书说、信史说以及神话书说。关于《山海经》的地域范围的考证，观点更是异常纷繁：有“局部小区说”、“华夏说”、“世界圈说”。局部小区说里具有代表性的又有“滇西说”、“鲁中南说”，他们认为《山海经》描述的是今云南或者山东一带；世界圈说则与局部小区说相反，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州和美洲⑦。甚至有人用美国空军三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为参照系，去证明《山海经》描写的是全亚洲地理⑧。这样一种“纯粹实证”的研究方式，把《山海经》的研究引进了一个死胡同。而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有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学者，他就是人类文化学家叶舒宪教授。他从一种独特的视角研究《山海经》，把《山海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山海经》的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
二、叶舒宪《山海经》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其独特贡献
（一）叶舒宪《山海经》研究的主要内容；
1、《山海经》是奇书中的奇书
叶舒宪认为《山海经》是奇书中的奇书，他说：“我们若想在奇书中寻奇，那么就非《山海经》莫属。”⑨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了《山海经》是奇书中的奇书的理由：首先，它充满被儒家拒斥的“怪力乱神”，却能从上古保留至今；其次，《山海经》奇特到带有正统思想的大史家如司马迁都“不敢问津”、不敢言说的地步。司马迁说：“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再次，《山海经》之奇，使最渊博、最聪明、最有“考据癖”的学者都望而生畏。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上古典籍中注解、诠释得最少，而疑问和难题又最多的一本书；最后，由于它的奇僻荒奥，这个书名本身也成了“奇谈怪论”或“子虚乌有”的同义语，成了“真实可信”的对立面，就跟《天方夜谭》这部书名从专有名词变成泛称一样。连近世淹雅博识君子如梁启超，也怀疑《山海经》不是中国人写的书，而是古时外国地理著作的“汉译本”。
2、《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关于《山海经》的始作者，历来争议颇多。具体作于何人,评论界至今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罕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⑩这里将《山海经》的作者确指为禹、益等人。王充《论衡·别通篇》也主禹、益作《山海经》说。⑾但是这一结论一直被后人所怀疑。现在，相信这一说法的学界中人更是寥寥无几。因为夏禹之时尚未有文字系统，怎么会有如此大部头的著作出现呢？而且书里记载禹、益以后的史事不少，如《海外西经》叙夏后启事，《大荒西经》记成汤伐桀事，《大荒东经》载殷王子亥事，《海外南经》述文王葬所，提及“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以及长沙、象郡等秦汉郡名。这部令后世文献学家都难以归类的语怪之书为什么会同大禹发生联系呢？叶舒宪在《〈山海经〉与禹、益神话》一文中，根据《山海经》的内容特色考察了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分析了其始作者被归于禹或益的内在原因，并兼论了巫咒、禹步等问题。叶舒宪从上古文献中得知：禹是治水英雄，除了治水之外，他还主名山川。《尚书·吕刑》篇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鳏寡无盖。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绝地天通”的新秩序建立之后，禹奉帝命平水土。叶舒宪引用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利奇的话指出，在原始社会，人民只对那些他们觉得有用或有意义的东西才赋予名称。“换个方式可以这么说，当人们把一个特定的范畴赋予一类事物时，他便创造了那类事物。”⑿从名称与事物的这种认同关系出发，禹或益治水、主名山川理所当然。另外，现实中能够获得“名”的知识启蒙的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个别首领，而禹身为王者又兼有异能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