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严师出高徒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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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严师出高徒的例子:
邹韬奋:少年时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
王》,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
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
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
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
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
鲁迅: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
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
还有罚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
蒋梦麟:如果背时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
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两百遍。碰上先生心
情不好,脑袋上就会“吃栗子”。天黑放学时,
常常有些学生头皮上带着几个大疙瘩回家。
周作人在《父亲的病》中写道“《中庸》《中
庸》,打得屁股好种葱”。对于这种痛苦,沈从
文、胡适、郭沫若等都描述过。许多学生所记得
的先生形象,就是“先生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
木板,叫做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
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
见惯的事。”
郭沫若写道: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
不消说他的刑教很严。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
来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
的乱打,正式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小小的犯人
要把板凳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
脱下裤裆,把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
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我最忘不了的是那铁
盔的故事。先生爱用细竹打人,小小的一个头脑
打得一面都是胞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
枕,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一顶硬壳
的旧帽子给我。先生打起来只是震天价的响,头
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帽子来。
有一天他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
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
帽子再打了。母亲也没办法了。
史学家黎东方的母亲一开课便向老师嘱咐
过不要打,有佣人看见,还会叫先生不要打。
张治中的业师是他的叔舅,他没有功名,但
自小苦学,一天到晚诵读写作,对学生也很严,
背四书五经要连朱熹的注一起背,背时偶然停一
下,手上的厚板就打下来,连张治中这样没有躲
懒的学生也被打得额角留一道创痕。就是这样的
业师,大热天拿扇子为熟睡的张治中驱蚊,使张
治中心中感谢不已。
史学家蒋廷黻(fú)回忆上课的情况:我把
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
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
到记牢为止。《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记起
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
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
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
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三字经》、《千
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
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中
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一致认为难背的
是《书经》(《尚书》)。一个人到了成年时,
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
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
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
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
现在,在施教过程中,孩子到底能不能“打”
呢?玉不琢不成器、娇子如杀子,教不严师之惰,
学生懈怠,完全应该打、可以打,但要讲究打的
部位和工具。部位:绝对不能打头和打脸,选择
手心最好,对身体神经无害,还足以让孩子接受
教训。工具:戒尺,而不是棍子、鞭子之类,也
不是讥讽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