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内容提要：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着一种宰辅制度，人们通常把这种宰辅制度称作宰相制度。宰相制度主要通过“丞相”这一关键官职来运行，丞相又称宰相。宰相制度伴随着封建皇权的调整、演变几经变化，封建时代的每一次重大政治制度调整，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宰相制度的演变发展。本篇通过对宰相制度演变过程作简洁明了的阐述，概括其中的深刻背景及意义，作为对封建宰相制度的再认识。

关键词：宰相制度；演变；中国古代

中国封建时代正规的宰相制度由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相卿制度”演变过来。战国末期，韩、赵、魏、燕、齐等国称宰相为“相”或“相国”，楚国称宰相为“令尹”，称呼的不同与各国的历史传统有关。秦国以左、右庶长为丞相，例如《史记·商鞅列传》：商鞅为秦左庶长“相秦十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这时的丞相除拥有行政权力外，还包括军事权。例如秦昭襄王时，穰侯魏冉数次为相，领兵出征在外，权倾一时。丞相并不必须出征打仗，应侯范睢、文信侯吕不韦先后为相，他们都是文人，不曾出征打仗，但是权倾朝野，比穰侯的权势更大。秦王为了推崇某一丞相，另授“相国”称号，昭襄王二十四年以魏冉为相国，庄襄王以吕不韦为相国，秦王政初年，仍以吕不韦为相国。相国与丞相职责一样，一旦设立相国，便不再设左、右丞相。按秦国初设左、右丞相，丞相一般设置两位，设一位只称丞相，是为独相。相国的设置体现出丞相获得国君的尊崇。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天下庶务，太尉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掌监察并且作为丞相的当然继承者。终有秦一代，鲜见皇帝将太尉一职授予臣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尉缭为“秦国尉”，尉缭主管秦国军政，疑“秦国尉”乃“秦国太尉”的删略。赵国有“以许历为国尉”，国尉位次将军，尉缭似乎不可能只以国尉主管军政，但是秦国职官设置多有不同于六国的地方。秦代每有战事，往往临时派遣丞相、将军、内史、少府等官统兵作战，事毕即解除兵权，仍居原官。秦自庄襄王以后，任丞相者大都非武将出身，丞相作为协助秦王、始皇帝处理政务的百官首长不便出征在外，太尉一职的设立起到分解相权的作用，在法律上明确丞相的权力，即丞相不是最高军政长官。秦始皇以何人为御史大夫无明确的记载，汉承秦制，汉代以御史大夫为储相，则秦代应有此先例。秦代丞相的出身，大多是皇帝的亲信重臣，秦始皇二十六年王绾为丞相，三十四年李斯为丞相，史书无左、右丞相的区分，按李斯本为廷尉，他协助始皇统一六国，无疑是参与最高决策的重臣。秦代甚至以宦官为丞相，称“中丞相”。丞相的地域来源无严格的限制，王绾可能为秦国王氏一族，与王翦同族；李斯乃秦国客卿，楚国上蔡人。

秦始皇着眼的丞相，除了分担一部分行政权责外，遇到重要政事仍由丞相面奏皇帝裁决，使丞相完全处于助手的地位，所以始皇在位期间，天下庶务悉决于己，而丞相只起理清庶务，便于皇帝裁决的作用。封建中央集权表现为皇帝集权，皇权与相权一开始就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以秦始皇干练、专权，绝不允许丞相有过大的作用。秦代丞相唯唯诺诺反而不容易引起皇帝与丞相的对抗，故以李斯之尊不求谏阻，也不能怪司马迁对李斯深有感慨，试想始皇统一六国即采取皇帝尊号、废谥法，容不得臣下怨言。秦代中央官僚制度中已有外朝官与内朝官的分野，所谓外朝官是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内朝官则是处理皇帝家务的宫官，如少府、郎官。这一分野为后世皇帝削夺相权提供依据，皇帝就是通过内朝官牵制乃至转移、削减相权，从而实现集权。

秦二世而亡，汉朝继承秦代的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在权力机制上实行丞相负责制。丞相辅佐皇帝，总揽庶政，在文武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汉初的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各项大权于一身，总领百僚，有权任免官吏、考课吏治，甚至诛杀犯官;直接参与朝廷决策、制定法律政令，对皇帝做出的决定，甚至可以拒不执行。《史记·张丞相列传》：“苍为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丞相申屠嘉看不惯邓通恃宠目无丞相，不顾汉文帝的劝说，将邓通痛打一顿。皇帝对丞相的决定一般不作反对。丞相权力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后代难以比拟的。汉初丞相权力的加强是由当时特殊的环境决定的。汉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只求明哲保身，不可能集权。汉惠帝时期，曹参身为丞相，政治上“萧规曹随”，实行无为政治，君相矛盾不深。吕后立诸吕为王时，丞相王陵极力抗议，吕后十分棘手，只好迁他为“帝太傅”，继承王陵的右丞相陈平迫于吕后压力，凡事唯唯。可是到周勃诛诸吕安刘氏后，形势大变。周勃、陈平作为元勋尊崇莫比，汉文帝只是以庶子入居大统，凡事谦让，使得丞相权倾一时。汉文帝、景帝都是谦让的皇帝，对于丞相的决定不轻易否决，丞相的权力到此达到一个高峰。西汉初年，太尉一职虽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但无实权，以致周勃冒险夺取北军军权，汉初以卫尉掌南军军权，以中尉掌北军军权，太尉实为崇衔。御史大夫在职责上接近皇帝，成为皇帝的心腹，晁错任御史大夫帮助汉景帝出谋削藩，而丞相陶青、太尉窦婴反而不参与，御史大夫成为皇帝限制相权的工具。汉初，御史大夫作为储相在文、景二帝时逐渐成为定例。汉武帝以前的丞相，真正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汉初丞相的出身大都为列侯。丞相的权力恰恰达到无以复加的时候，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了。

汉武帝继位以后，加速景帝以来的中央集权，在地方实行推恩令削藩，在中央通过打压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加紧集权，丞相首当其冲。汉武帝通过抬升侍中等侍从郎官的地位，转移丞相实权，又频繁黜杀丞相，任命地位低微的人为丞相，例如公孙弘；缩短丞相的任期，使丞相不可能坐大结党，丞相的权力骤减。用暴力方式杀丞相令后继者凡事只求唯唯。《史记·张丞相列传》：“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功名有著于后世者。”汉武帝又使内朝官代行某些外朝的职责，皇帝的尚书台承担了部分相权。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他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说明中央决策已经离不开尚书台的支持。霍光与张安世定议废昌邑王，《资治通鉴·汉纪·孝昭皇帝下》：“光、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堂堂汉朝丞相竟汗出洽背，说明这时丞相已经“备位而矣”。西汉后期，武帝时出现的大司马、大将军取代丞相通过尚书台承担起行政职责，汉元帝时丞相改称“司徒”，汉初以来的丞相负责制名存实亡。

西汉后期的外戚政治萌芽于汉武帝末年，形成于昭、宣时期。外戚政治是皇权的畸形发展，汉武帝时期皇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皇权是通过削夺外朝官进而此消彼长达到的，皇帝的干练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像武帝、宣帝那样干练，不少后继皇帝本身很懦弱，可是皇帝又不会再将权力发还给外朝官，只有借助内朝官维系形势，最方便的手段是借助亲信外戚或者宦官维持。《资治通鉴·汉纪·孝元皇帝上》记载，汉元帝初年，“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宦官掌握尚书台能够令百僚“敬事显”，足见尚书台在中枢政治中的重要。幸好元帝以后宦官的权势得以控制，可是西汉统治者没有亡羊补牢，取代宦官政治的是外戚政治。汉宣帝以后，大司马这一崇衔逐渐成为实职，权高于丞相，职掌全国政务。汉成帝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将“大司马”正式列入三公行列。《汉书·王莽传》：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这样的局势发展到王莽最终取代汉室。汉光武帝重建汉政权后，革除外戚政治，并改革了宰相制度。

汉光武帝以“寓刚于柔”的策略，解决了怎样排除功绩显赫、虎视眈眈的重臣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一难题，善待功臣，但绝不允许功臣干政，同时又限制外戚坐大。光武帝稳定形势后，在行政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削夺“无所不统”的三公职权，以尚书台处理原属三公的日常政务，对三公外示尊崇，内夺其实权。三公本有“调理阴阳”的职责，现在则拿这一职责使三公因天时不利主动引咎逊退，东汉的胡广就这样反反复复做遍三公，却毫无建树，三公当职不当事，权力逐渐转移到尚书台。尚书左、右仆射、司隶校尉三独坐，成了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汉光武帝恐怕始料不及的是：他善待功臣使豪强坐大最终导致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削夺相权所未及的是他的后代除明、章二帝外，都为短寿、庸碌之辈，章帝死后，外戚窦氏即登台执政，而年幼的皇帝又看不惯外戚的张扬跋扈，便联合宦官诛杀外戚，如此便轮到宦官专权，到了王朝后期，外朝与内朝矛盾激化，宦官控制政权，发动“党锢之祸”，结果使王朝中央政治不可收拾。

东汉末年，《三国志·魏武帝纪》：曹操“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自己为丞相。曹操罢三公出于集权需要，以自己为丞相表面上看似相权提高，然而曹操以丞相行皇帝之实，相权反而无形中归于尚书台，荀彧以侍中尚书令行宰相之实。曹丕代汉后，曹魏政权废除丞相，复三公。曹丕置“中书监”，协助皇帝处理文书事务，皇帝已经感到尚书台权力太大不利于自己，故以设立中书监牵制尚书台。蜀汉诸葛亮为丞相，《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显然是非常时期的变体，不符合三公权力日减的趋势。诸葛亮以后，蒋琬、费袆等不再任丞相，但无一不领尚书台或录尚书事。

西晋时，东汉以来的豪强势力发展为世族大家，两汉察举制度即已废弃，九品中正制又变相地为世族利用，影响到官僚队伍的组成，影响到丞相的地位出身。西晋一改秦、汉丞相多途径、不分寒贵的出身，宰相的任免逐渐由世族把持，出任宰相者不可能是寒族。这时，尚书台的录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中书令、监因为靠近权力中枢，也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加上皇帝已经对尚书台的权力有所戒备，中书令、监反而成为中枢政治中的明星。《资治通鉴·晋纪·世祖武皇帝下》：荀勖“久典中书，专管机务。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西晋时期，尚书、中书省逐渐成型，门下省也发展起来。到了东晋，宰相职务由王、庾、桓、谢等世族把持，而这些世族一般通过掌握地方军政使建康朝廷就范，委任本族要人担任宰相。王导以拥立元帝之功担任丞相；王敦则以军队强迫朝廷委任自己为丞相；康帝外戚庾氏也以军队逼迫朝廷就范；桓温父子再以荆州为根据地反抗朝廷。东晋十六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地方官普遍带将军号，以刺史领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州诸军事，主管全国最高军事权的称“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职务通常由宰相兼，例如前秦的王猛，反映了非常时期军政合一的需要。

南朝袭晋制，刘宋统治者抬升尚书、中书及门下三省的地位，提高三省长官品秩，三省长官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南朝开国皇帝都为寒族出身（兰陵萧氏虽为望族，然而魏晋以来入台阁者了了无几），为了抬高身价，皇族把持三公职衔以期抬高身价，这成了惯例。皇帝又忌讳皇族坐大，不可能给予三公以实权，如此，三公成了崇衔，刘宋皇室婴儿也为三公，连当职也不可能了。皇帝对尚书令、仆射开始进行限制，为了控制尚书令、仆射，《宋书·刘义恭传》：皇帝以“录尚书事”为“录尚书六条事”，通过削减录尚书事的职权范围进行限制；另一政策为抬升中书省的地位，南朝皇帝为了限制世族，以寒门充中书舍人，掌握中枢机密。北朝北魏、北齐采纳南朝的制度，三省在中枢决策中的地位非常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