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

鲁迅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扭转中国人思维的。

很早就有这样的提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应拘泥于个别词句和教条，主要是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那么读鲁迅的经典，也主要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思维方法。

为什么要深读鲁迅，学习鲁迅的思维方法呢？因为鲁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扭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思维定势，变奴性思维为独立思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

无论是中国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还是“思想革命”，立足点都是人，是人的思维。

只有人的思维改变了，政治和思想才能变化。

否则，一切照旧。

即使表面变了，实质仍然一样。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最直接，鲁迅和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使中国书面文字从文言转型为白话，实质上也是一场中国人的思维转变。

这不仅是文、言一致，最重要的是思维与文字的一致，是思、言、文三维一致。

也就是心头、口头、笔头“三头”一致。

这对于扭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接受现代思想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试想倘若仍然是文言，用白话思维，再转换成文言写作，或者干脆完全用文言思维、说话和写作，像孔乙己那样对人说话，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岂不成为笑话？鲁迅在杂文《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

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

”“阴沉木做的”头脑，怎么能很好地接受现代思想？鲁迅是推动与实践白话文最有力者，也是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最强动力。

从文言文一跃而成鲁迅那样老熟、畅达、意蕴深厚的白话文，表达出那样独特、深刻、丰厚的思想，至今少有人比肩，该是多么难得啊！仅此一点，鲁迅就无愧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伟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过：“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感官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

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所谓“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其实就是大智慧，不是就事论事、只看细枝末节的“辁才小慧”，而是从原理和原因上穷根溯底，为一个时代提供崭新而系统的思维方式、观察视域和思维空间的大智慧。

具有这种大智慧的人，就是一般所说的思想家。

思想家应该是一个时代最高的大智者，是那种“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人。

这种人要在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以自觉的主体性精神，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根柢性追问出发，催醒思想界、学术界的“问题意识”，提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的思维角度、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逻辑结构，使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中惊醒，换以崭新的思考方式，把思想史推进到新的阶段。

而与思想家相区别，那些技术性的学者，却往往仅限于“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缺乏“问题意识”，不具有理解问题特别是根柢性思想问题的兴趣与能力，对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仅肯也仅能在技巧的层面作出反应。

他们常常满足于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把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却无法使眼前的问题在与知识积累发生关联的状况下转变成新的“问题意识”。

所以，尽管他们有时对知识掌握得很精确，资料积累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条分缕析，甚至于很漂亮，但是却始终跳不出甚至意识不到奴性的思维窠臼，总是在奴性的思维定势制驭下进行着无效的劳动。

即便他们做出的种种成果被贴上所谓“科学”的标签，换取了导师、教授甚至大师的头衔，也只能如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在《何谓近代》中所指出的，是“奴隶的科学，奴隶的理性主义”。

他们的勤勉，也不过是“奴隶的勤勉”。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由此，我们就会更加理解尼采这位最懂得自己应该怎样生存的大思想家，为什么会经常嘲笑那些“愚钝的学者”了！1996年冬天，在完成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以后，我在后记中表述了这样的心志：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

思想家之生活，乃人生最高境界。

下面我紧接着说，我知道自己这一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但是我“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正是由于“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使我坚持终生学习和研究鲁迅。

虽然有些人认为鲁迅不算是思想家，我却一直持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本土思想家的观点。

他不是西方那样康德、黑格尔式的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而是最懂得中国的长于“知人论世”、明于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善于思考的人，这是他与西方思想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中国特色。

鲁迅是具有高度哲学思维的文学家，如卓越的鲁迅研究家冯雪峰在《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一文中所说：鲁迅兼具“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是“把两种才能统一地发展的天才”，是“思想家型的诗人”与“诗人型的思想家”。

他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思辨加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扭转中国人思维的。

所以比单一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产生了大得多的综合效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深读鲁迅，有必要刻意学习他的思维方法。

鲁迅经典的要旨是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批判改变精神，实质上，就是改变思维，从思维方法上彻底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方式。

鲁迅在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自序中，说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

而改变精神，实质上，就是改变思维，从思维方法上彻底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方式。

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第一要著”，鲁迅为此奋斗了一生。

尽管鲁迅与认为“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的胡适等思想家和理论家所见略同，但鲁迅对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推动力却要大得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不仅从理论上谈见解，而且以不朽的文学形象和形象化的语言对中国人的思维予以了形象的批判，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撼，推转了中国思维变革的齿轮。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是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文学起点。

提出的“从来如此，便对么？”，是对几千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质疑，对几千年“从来如此”的僵化的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发出了挑战和怀疑。

“吃人”的著名判断，在五四时期曾经惊世骇俗，使鲁迅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而当下，鲁迅把几千年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之举，常被人讥为文化激进主义。

其实，鲁迅的这一举措不仅是打破“铁屋子”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具有极高智慧的理性思维。

使新旧文化的差别尖锐化，进而达到实现文化转型的目的。

鲁迅在五四时期还用白话文写了大量的杂文，重申了早期论文中对中国人盲目自大思维方式的批判。

还批评了中国人的“十景病”，提出了著名的“中间物”概念，变道亦不变“、凝固、静止、万世不变的皇天信条。

这乃是鲁迅批判中国人思维的重要基点。

而鲁迅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恰恰是形象而生动地对中国人的思维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批判。

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对于扭转中国人“求诸内”的思维定势的功效实在是太大了！他永远是一面绝妙的“镜子”，启悟中国人注意变革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

这绝非是几本关于思维方式的哲学著作所能相比的！这应该看作是鲁迅对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最伟大的贡献。

鲁迅还从来不拒绝外国对中国人的批评，而主张从中自省，分析，总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特别注意在中外比较中“博观和内省”中国人的思维，“借他山的好石”，以反省、“磨练”自己。

鲁迅临终前十四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告诫自己的同胞须“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

这实质上是重申他在青年时代强调的观点：“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也就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升华到自觉的境界。

“立人”是立科学思维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点，实现群体的大觉悟，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

20世纪初叶，面对列强侵略、屡战屡败的巨大挫折，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思考强国之道。

有人“竞言武事”，认为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有人提出“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主张必须发展商业，实现立宪国会制。

鲁迅则坚决反对，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这不过是“辁才小慧之徒”的浅薄之论，不是“根本之图”。

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主张，又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绪论中认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高的花朵”。

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

作为人脑和人的高级神经系统属性的精神，是以人的思维活动为本源和原动力的。

中国近代的精神衰蔽，与中国传统思维的弱点和近代中国的思维萎缩有着密切的关系。

青年鲁迅提出“立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呼吁中国人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一言以蔽之，“立人”实质是立科学思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应该把独立思考和综合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非获得特定知识的能力。

”思维方式是工具的工具，绝对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能力或“武事”、“商估”、“立宪国会”等实用的东西，因而必须放在首位！要树立科学思维，就必须强化内省。

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一再强调“骛外者渐转而趋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

“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

“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

在20世纪初叶，人类生活日益偏趋“质化”的时代，鲁迅大力倡导精神的内力，不能不说是极为可贵，至今更显重要的。

青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自己提出的科学思维方式做了这样的概括：“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这就是说：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

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自己与外界周密的比较中产生的。

青年鲁迅还在1908年12月，最后发表在《河南》月刊第八号的《破恶声论》中指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这就是说如果人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个性，树立了科学思维方式，那么群体的大觉悟就近了。

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点，实现群体的大觉悟，这是鲁迅“立人”思想的核心。

与从上到下实行封建专制的奴化思维相对立，这种以个性自由为基础“立人”思想，倡导个人树立科学思维的思路，才是通向人的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悬想”——对科学思维的全面阐释天马行空，上天入地，前瞻后顾，左推右敲，深虑远谋，正想反思，才可能逐步改进我们的思维方法，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

鲁迅不仅毕其一生就社会世象的具体事件对中国人的思维进行着不断的批判，而且还在晚年对科学思维作过全面的阐释。

这就是他在1934年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

在这篇鲁迅少有的长文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用“摘句”和“选本”为例，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思维，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