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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建立后，贵州对各类教育进行了接管与改造，实现了教育性质的转变。
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贵州教育进行了整编，以提高质量。
经过三年的发展，贵州教育为实现新起点上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关键词：接管；改造；整编；贵州教育G521民国时期，贵州教育十分落后。
每万人中仅有初等学校学生310人，中等学校学生10人。
[1]31949年年底贵州解放，贵州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新中国建立后改造旧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贵州教育历经鼎革之变，为新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通过梳理当时教育变革的脉络，分别从教育的接管与改造、整编与精简两方面分析其具体进程，进而总结其作用与意义。
一、接管与改造1949年11月，贵州教育接管工作由“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文教接管部负责，各级政府的文教部门具体执行。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贵州教育接管采取了“维持现状、逐步改良”的方针。
首先是对公立学校的接管。
因参与接管工作的干部不足，涉及接管的地区较为分散，除贵阳市国、省立大中小学由文教接管部亲自接管外，各专区省、县立中学均责成专县文教科派人接管。
为了争取群众支持，召开教职员及学生代表会议，说明接管教育方针与知识分子政策。
在学校组织方面，凡学校负责人逃跑者则由其二级负责人充任或由留校教职员中遴选产生。
为贯彻接管制度与今后国民教育，由学校积极分子组成协助接管委员会辅助接管。
但是在发动群众接管的同时，学校一度产生了极端民主化倾向，认为先生落后，学生进步，学生就不守校规，不上正课，忙于扭秧歌，排新剧，结果先生不敢管，学生不让管。
[2]219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教育部门对此现象及时进行了纠正。
其次对于私立教育机构这一特殊对象，遵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采取灵活办法，没有直接接管，而是分不同情况加强管理，必要时予以接办。
文教接管部先后发布了《私立中、小学校申请登记办法》与《贵州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要求各私立中、小学在不停课的同时必须据实呈报办学宗旨、学校性质、基本概况、学校设备以及经费来源等情况，以备审查，确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法令并获有成绩时准予立案。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黔北指的是中国贵州省北部地区，浙大指的是浙江大学，西迁指的是浙大在抗战时期从浙江迁移到贵州的历史事件。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档案材料，并进行相关研究和分析的学术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侵略和对中国教育机构的破坏，浙江大学面临着被迫关闭的危险。
为了保护学校的师生和财产，浙江大学决定将学校迁至贵州省的黔北地区。
黔北地区当时是贵州省交通相对闭塞、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
由于地处偏远，日军的侵略相对较少，安全系数相对较高。
该地区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也相对较好，适宜于学校的教学活动和师生的生活。
浙江大学选择了黔北地区作为西迁地点。
西迁过程中，浙江大学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由于交通条件不好，学校的师生需要跋山涉水，跋涉几千公里才能抵达黔北地区。
该地区的设施和条件相对较差，学校需要从零开始建设学校的教学、实验和生活设施。
由于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师生们还需要面对着战乱和难民问题。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西迁的浙江大学仍然坚持迁往黔北地区并发展壮大起来。
学校在西迁后，继续教学科研活动，并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黔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相关档案材料，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探索浙大西迁的原因和影响，并了解当时师生的困境和奋斗精神。
通过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敌斗争精神。
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的方法包括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档案材料，并组织研讨会、学术研究和展览等活动。
通过这些研究和活动，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历史事件，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忆乡村教育家黄质夫先生——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开拓者梅宗乔黄质夫先生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任国立贵州师范校长，其教育主张是：在做中学，学中做，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培养能工能农，能文能武的人才，扎根农村，切实为乡村教育服务。
对于中国几千来的旧教育，则力诋其非。
先生在国师掌教六年，把学校办得生气蓬勃，井井有条，对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人称“乡村教育先驱”。
在抗日战争以前，贫穷落后的贵州，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少数民族教育。
那时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还谈得上什么教育？直至1935年以后，国民党中央进入贵州，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才开始在贵阳青岩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一所。
从1936年春到1939年秋，前后招收四届学生，共400余人。
学生来自各县，苗、侗、水、布依、仡佬都有。
当时由于日寇在贵阳狂轰滥炸，许多贵州教育界的前辈如钱文鹄、廖寅初、张仲实、胡楚渔、徐陶斋、杨维诚、吴开勋、陆一陆、李滨生、徐宜生等都来到这里教学，学生荟萃，教师云集，可谓一时盛况。
不幸的是，因为几任校长贪心，克扣学生伙食（加上政治原因），学潮屡起，连换三任校长，学校几乎有停办的危险。
1939年9月，贵州省教育厅派黄质夫为校长，其人刚正刻苦，有办学主张、办学精神，特别是劳动教育方面独具特色，时至今日，对于我们的办学，犹有不少现实意义，可谓是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开拓者。
故对其生平事绩，作一些传述。
先生，江苏仪征人也。
1896年3月6日生。
自幼家境贪寒，读书极为刻苦。
年十七，以榜首考入江苏省立第五师范，为校长任孟闲先生所器重，既毕业，留任附小教员。
越明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农学院，1924年毕业，目睹中国农村凋蔽，民不聊生，遂蓄志以乡村教育为志向。
先生秉性骨鲠，不惧邪恶，素有“黄野人”之称。
其学主先儒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其行与苦行家墨翟“摩顶放踵”相类似。
1927年，安徽歙县人陶行知创晓庄师范于南京。
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
薪火不绝——抗战时期贵州教育概貌
马晓麟;嘉木;黄圆;王英;万泰华;杨甜甜;吴道欢;冼俊韬
【期刊名称】《贵阳文史》
【年(卷),期】2015(0)6
【摘要】潮升月落，岁月的巷陌中隐隐回响着依旧让人沉思的声响。
一本刊物，一些图片，一段段文字，试着承载一些细节与思绪。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战争的硝烟弥漫大半国土时，贵州成为安抚山南海北饱受战争伤痕的大后方，成为战时主要的教育重镇之一。
数百所各类教育机构入黔，不仅承载着抗战时期民族对于自身未来的期许与希望，也是站在今天依旧可以追索民族未来、教育本真，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
【总页数】6页(P12-17)
【关键词】贵州教育;抗战时期;概貌;山林;抗日战争;教育机构;历史事件;大后方【作者】马晓麟;嘉木;黄圆;王英;万泰华;杨甜甜;吴道欢;冼俊韬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
【相关文献】
1.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J], 侯杨方
2.薪火不绝——抗战时期贵州教育概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J], ;
3.抗战时期贵州的小学教育 [J], 李治壁
4.抗战时期贵州教育发展及当代启示 [J], 田莉
5.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对贵州教育的影响与当代启示 [J], 李华玲;韩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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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研究黔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
20世纪初期，浙江大学在黄果树下成立，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胜利转入国共内战时期，浙江大学不得不西迁。
此次西迁的档案文件，记录了浙大师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
本文将从黔北浙大西迁档案的角度探讨浙江大学的历史与文化。
一、浙江大学西迁档案的背景1946年，中国国共内战进展迅速，浙江大学所在杭州城已被共军占领，教育事业严重受挫。
1947年，浙江省教育厅将浙江大学迁至贵州省黔北地区，先后在都匀、福泉、六盘水等地办学。
这次西迁历时3年，终于在1950年迁回杭州，并成为国内重点高校之一。
这个艰辛的历程，体现了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也蕴含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
1、历史价值这些档案记录了浙江大学西迁过程中的艰辛和奋斗，为人们展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些档案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和教育史的重要史料资料。
2、文化价值浙江大学是我国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其文化底蕴深厚而独特。
这些档案记录了浙大师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是了解浙大文化的重要窗口，也反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文化的特点。
3、现实价值这些档案强调了团结、拼搏、奋斗的精神，并体现了自信、自强、自立的意识。
对于当前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这种精神都有着非常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三、档案中所体现的黔北地区特点黔北地区是贵州省的一片广阔的地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鱼米之乡的都匀地区、醉人天地的黄果树景区、震撼人心的贵定大峡谷等。
同时，这个区域也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如侗族、苗族、布依族等。
档案中的记录，既体现了浙大师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感动，也呈现了这个区域的美丽与多彩。
四、结语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虽然曲折却十分辉煌，极大地体现了一个学校团结、拼搏、奋斗的精神。
贵州教育纪事
贵州教育纪事
贵州历史上从西汉到建国以来，教育就一直处在中国教育发展史
上的重要地位，其历史上教育发展也表现出著名的“五大教育发展浪潮”：
1.西汉时期，战马胡自立至陵寝建国，古代贵州的教育发展从康
王时期的少数民族语文、历法、领官、礼仪等开始，到后来继承和发
展着古代文化传统。
2.隋朝时期，因隋文帝为兴修教育，贵州地方教育有了进一步发
展和改革，有故宫太学、贵州诸科大学等，贵州学者如赵晔、杨虢、
温泉、邓新等均活跃于学术界。
3.唐朝时期，唐玄宗时更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古代贵州一度成
为教育中心，全国名校如太学、京师学院、梓潼学院、伊犁学院等大
有可观的发展。
4.宋朝时期，宋太宗崇祯年间，宋政府明白了改革教育的重要性，下辖各省，改革教育，特别是在贵州对历史文化进行普及和推广，在
贵州地方形成了“宋文化”，催生出著名的宋派文人，如吴越、邹继
元等。
5.明清时期，贵州的教育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明弘治时，《南岳总统图》中出现了以贵州为中心发展的著名学府，如贵州索颜
洪门武馆、贵州清风书院、贵州龙洞书院、贵州磨庵书院等，贵州索
颜洪门武馆更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贵州书院之一。
回顾贵州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贵州教育经历了耀眼的发展
过程，贵州古代教育改革的创新精神，历史上贵州的名校也为教育发
展注入强大的活力，贵州教育也给贵州历史人文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历
史文化活力，赋予他们更多的知识，让其受益终生。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9年10月20日Oct.202019第39卷第10期Vol.39No.10doi:10.3969/j.issn」008-9640.2019」0.072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教育杨育林（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期，中国教育由此走向近代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贵州省教育也经历了转型。
该时期，贵州省教育曲折发展，虽然发展缓慢，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本文就民国时期贵州省教育的发展成果及特点进行阐述，以期深化读者对贵州省教育近代化发展历程的了解。
关键词：民国时期；贵州省教育；近代化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10-0161-02民国时期既是中国政治动荡、政权不断交替的时期.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向前发展的艰难时期。
贵州省教育事业在动荡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历经磨难，砥砺前行。
贵州省教育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而且具有自身固有特点。
由此，本文就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教育进行阐述，以期加深对贵州省教育近代化发展历程的了解。
一、贵州省教育在民国时期曲折发展的原因一是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对贵州省的教育影响较大。
当政者频繁更换，贵州省教育行政机构时兴时废，教育事业没有得到统一管理，导致贵州省教育缺乏连续性，发展十分缓慢。
这时的贵州省一直没有省级的教育行政机构，省政府当时仅设置了一个科分管贵州省教育。
其间，虽然曾两次成立过教育司，但教育司也随着当权者的更替而被撤销。
由于缺乏独立的行政机构对全省教育进行统一管理，也难以制订较为完善的教育发展规划，所以贵州省教育发展缓慢。
当时，贵州省安巡使龙建章曾多次上报贵州省的教育现状，他说道：“黔省自改革（指辛亥革命）以来，各属教育多半废弛，近日地方渐次平定，而教育一端毫无进步。
教育文化论坛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区域教育文化·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６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二维互动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１６ＸＺＳ０２９）。
作者简介：李华玲，男，湖南新宁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韩继伟，男，山东济宁人，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滇黔桂抗战史、西南抗战交通及战时西南教育。
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对贵州教育的影响与当代启示李华玲１，韩继伟２（１．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贵州兴义 ５６２４００；２．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西百色 ５３３０９９）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一大批高校向抗战后方大转移，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西迁运动”。
部分高校向贵州“西迁”，使得当时贵州各类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完善和优化了贵州省当时的教育体系结构和区域分布，并且在办学层次和办学质量方面得到了明显提高。
以史为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将爱国情怀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逻辑，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关键词：高校内迁；贵州教育；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７６１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４－０６ＤＯＩ：１０ １５９５８／ｊ ｃｎｋｉ ｊｙｗｈｌｔ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０７ 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现代大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科技与文化策源地，因此，没有现代大学就没有国家的文明，也就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以１９世纪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的成立为标志，我国近代高等教育逐步成型，特别是１９１２年的“壬子学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
在抗战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范化与体系化特征非常明显，在国际上也开始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日本侵略者也开始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有预谋的、持续性的和深度的破坏，绝大多数高校失去了正常办学的教育资源与外部环境，为了在这场苦难中抢救和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民政府及社会力量通过向西部省份迁移、重建大学的方式来拯救沦陷区与半沦陷区的高校，避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毁灭性打击。
